【思想领袖】中共活摘器官 证据太多而非太少


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马塔斯说,有无数证据证实活摘器官发生在整个中国;他希望,随着美国众议院通过《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以及有19个国家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游,更多的国家能够跟进打击这一暴行。(《美国思想领袖》提供)

大纪元2023年05月25日讯】(英文大纪元资深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秋生翻译)

麦塔斯:我们自己骗自己已经很久了,即使看到真相,也意识不到这就是真相。

杨杰凯:今天,我采访了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近二十年来,他一直是研究中共活摘器官证据方面最主要的专家之一。

麦塔斯:美国医疗界应该去看一看事实,而不是中国(共)政府表面上说自己怎么好,就简单地相信什么。

杨杰凯:周一(3月27日)晚间,美国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追究器官贩卖犯罪者责任的法案。

麦塔斯:显然,如果你为了获取器官,在美国杀了人,你会被起诉。道理应该都是一样的,就算你离开了这个国家,然后又回来了。

杨杰凯: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https://www.ganjing.com/zh-TW/video/1fsblcei21173cUYMozOx0T0A1hu1c

“在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罪恶”发生在整个中国

大卫‧麦塔斯,很高兴你能来到《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麦塔斯:谢谢邀请我。

杨杰凯:大卫,很久以前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在这个星球上从未见过的罪恶”(来描述中共活摘器官的罪恶),若我没记错的话。

麦塔斯:嗯。

杨杰凯:而今天我要谈的正是这个话题。什么是“活摘器官”?你是怎么发现这一问题的,以及现在是一个什么状况?

麦塔斯:我一直从事国际人权工作,我整个职涯或多或少都与此有关。有个化名叫“安妮”(Annie)的女士,在华盛顿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当时是2006年3月。指控她前夫在中国辽宁省沈阳市苏家屯一家医院,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该医院其他医生也在摘取其它器官。法轮功学员在器官被活摘后死亡,然后他们的尸体被火化。她说他从2003年到2005年一直在做这件事。于是非政府组织“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Coalition to Investigate the Persecution of Falun Gong,缩写CIPFG)决定对安妮讲述的情况进行调查。他们有一份20人的名单,是他们认为也许可以参与调查此事的人选,我是其中之一。因此,我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便开始证据验证,要有具体的内容,以证明或反驳安妮所说的。

我之前很多工作都涉及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这就是最初我从事人权工作的原因。我是一个犹太人,我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在一战前来到了温尼伯,我个人并没有受到犹太人大屠杀的影响。但我很清楚,如果是纳粹赢得了二战,而非盟军,我和任何犹太人都不会活到今天。因此,我知道安妮说的可能是真的。我当然不知道那是不是真的,但我知道有可能。所以我进行了一些证据核实。有很多项,每一个方向都有几十个。我最近跟某人聊到,我最近和某人一起参加了某个小组,对方说花了一年时间才看完我所有的研究。

我和乔高得出的结论,并非是一个能一槌定音的证据,而是将所有的证据汇总起来。我看过的每件证据都作了存档,不仅仅有翻译过来的版本,还有原始的中文版本。因此,任何人若想要,都可以自己去看所有的证据。大家都可以这么做,有些人已经这样做了。正如我说的,这是一个非常耗时的事,但所有有这样做过的人,都能得出和我跟大卫‧乔高一样的结论,也就是这种事确实发生过,安妮说的是真的。但我们知道的不仅如此,我们并非只停在“好的,安妮是对的”,“2003至2005发生在苏家屯的事是真的”。我们认为:“整个中国都发生过”,“而且从2001年起就开始了”,“就在我们撰写报告的时候还在继续发生着”。因此,我们基本上就是这样开始的,就是这样从事这个工作的。

事实上是因为法轮功好,共产党才要跟法轮功过不去

杨杰凯:我知道你说过,没有一个能一槌定音的证据。但是否有……是否有什么特别的证据,让你真正意识到,让你对这件事有了进一步的理解,知道这是一件真实发生的事?

麦塔斯:中国(共)政府在对待法轮功的问题上态度有过转变。最初,当法轮功在1992年开始时,他们鼓励法轮功,因为这对健康有好处,能使医疗系统降低成本。法轮功接着发展到了比共产党更受欢迎的地步。到了1999年,当共产党对法轮功态度转变时,当时估计……根据政府的估计有7000万名学员,而根据学员自己的估算有1亿名学员,而当时的共产党有6000万党员。在北京有3000个炼功点,因为很多炼功活动都在户外进行,到处都能看到。面对法轮功的受欢迎程度,共产党有点担心自己被冷落了。当时法轮功还没有反对共产党,只是和共产党不是一回事,我是说他们的信仰跟共产党不一样,是非政治性的,是别的东西。于是,共产党的立场就变了,不仅是从支持变成反对,而是它的论调完全变了。

他们不再说这对健康有益,而是说对健康有害,他们搞出这么一套说辞,说法轮功有多么可怕。因此,出现了镇压和大规模的拘捕,有人因此被抓捕。抓捕是最初对抗议镇压的反应。因为一开始,在法轮功学员群体中,他们根本不理解,共产党本来是鼓励地说“锻炼对健康有好处”。因此,有这么一种认识:可能哪里出问题了,可能产生误解了。因为大多数人并不懂共产党内部是怎么运作的,因此,就有人就抗议,说:“法轮大法好!”好像共产党搞错了,认为他是不好的了。然而,事实上是因为法轮功好,共产党才要跟法轮功过不去。因此,就出现了大规模的抓捕,人们被要求放弃信仰。

如果他们不愿放弃,就会遭受酷刑。遭受酷刑后如果他们放弃了,他们就被释放了;如果遭受酷刑之后还不放弃,就会被消失。

活摘的一个证据:遭受酷刑的法轮功学员被强迫“验血,检查器官”

其中有一个证据,我曾和一些法轮功学员谈过,他们从拘留所出来后,离开了中国。“你当时看到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告诉我一些事情。我认为到这个时候,他们其中有些人可能听说了安妮说的话,但大多数人对活摘器官仍一无所知。

他们提到一件事是,有人说出了自己的身份,有人没有说出自己的身份。原因是,中共的镇压分成几个阶段,起初,只是简单地“抓了放”,当时的镇压政策是1999年6月决定的,7月宣布的,然后出现了一些抗议活动,于是就有了“抓了放”,说“别炼了”。但是后来,这些人被释放后,他们的居家环境却因为允许他们炼法轮功而遭了殃。于是,他们又开始抗议,而这一次,他们不报自己姓甚名谁了,目的是为了保护家里的人。于是,那些逃出来的人就说:“所有那些人都没有报自己的身份”,狱警们不知道他们是谁,家人也不知道他们身在何处。那么,这群人是非常容易受到伤害的,这是其一。

其二他们提到:“我们被抽血、检查器官”,“而其他犯人却没有,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们其实并不是自愿的,我的意思是,他们想谈的是遭受酷刑、被虐待。我花了足够长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才发现还有这么一件事。我是说,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个谜,不懂为何会发生这种事。这显然不是为了他们的健康着想,因为他们当时在遭受酷刑,但这对于器官移植来说却是必要的,因为血型需要匹配,理想情况下,甚至是组织类型都要匹配。

我在世界上不同的地方,常常遇到这些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没有交谈过,没有听说过活摘器官,但他们都说出同一件事:“验血,检查器官”,“只有我们,其他人不用,不懂为什么。”而且他们没有很着急地要告诉我们这件事,而是想谈其它事情。那么,这里就有问题了,发生的这种事让我非常震惊,这是一件事。

活摘的另一个证据:调查人员的录音得到中共纪录片的印证

还有一件让我非常震惊的事。我是说,我们找到这么一个证据来源。调查人员打电话到中国的医院,假装自己是需要器官移植的病患的亲属,说:“你们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吗?”因为炼法轮功的人比较健康,他们的器官也是健康的。在中国各地,我们都收到了入院通知。“有的,过来吧”,或“去别的哪个地方吧”,或“你来这里可以找到,但我们这没有。”所以,这些话我们都听到了。而这些话本身,我本来只是想说:“也许他们只是想推销而已,谁知道呢?”但后来让我震惊的一件事是,中国(共)政府其实针对我们的那个报告拍摄了一部纪录片,是香港凤凰卫视用国语拍摄的,他们采访了我们调查员曾打过电话(调查)的其中一位医生,他们给他提供了当时采访的一份记录,他们问他:“你接到过这通电话吗?”他说:“接到过。”“你说过这些话吗?”他说:“说过,只是没提法轮功。”我意思是,基本上采访记录写的是:“哦,我们以前常这样做,我自己还真的去过监狱,挑选出这些人。但现在,我们是一家平民医院了。沿这条路下去那家军医院,是专门做这个的,去那里吧。”这基本上就是……

杨杰凯:这是纪录片里的内容?

麦塔斯:这就是我们之间对话的内容。他们给他提供了那部纪录片里的采访记录,他说:“是的,我接受了采访,也说了这些话”,“但没提法轮功方面的事。”他其实是指控我们在采访记录上做手脚,但他们没有说的是,在纪录片中不仅仅有采访记录,还有录音,我们也拿到了一份录音档案。

调查员:批发价?比如就是说,你们以前用的就说是从哪里找,是从看守所还是找监狱呢?
卢医生:监狱里面找的。
调查员:监狱里啊。它那种就是……都是健康的法轮功是吧?健康的法轮功?
卢医生:对对对,肯……肯定他学得好……好的才能够嘛,因为这……这种东西特别要保证质量的。

他本人的声音,他不承认说过的话,跟他承认说过的话完美地对得上。我不知道这在技术上是否做得到,但我非常清楚,我们可没那么干。而且,就像我说的,就像每一个证据一样,因为中国(共)政府提出毫无依据的说法,我得考虑不仅支持的观点,还要考虑反驳的观点。我毫不怀疑调查员打了这通电话,而那一头的人也真的说了那些话。但接电话的人本可以这么说“我们只是在推销”,“这么说吧,我们是为了讨好客户才那么编的”。但他们没这么说,而是给出了一个非常滑稽的解释,显然不是真的了。我说他们太笨了,甚至连编瞎话都编的不像,这也让我非常震惊。大卫‧乔高过去常说:“这个领域里没有秘密。”但被我们采访的这位医生的这种半承认的说法,我说非常让人震惊。

中共一边在全世界卖器官 一边掩盖说没有活摘

杨杰凯:这几乎让人不敢相信。你们基本上找到了独立的确证,还是从当时那个医生本人那里得到的?

麦塔斯:如果你去看我们的资料,中国(共)政府会说:“这些都是法轮功搞出来的”。我知道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这个事是法轮功群体从我们这里知道的,而不是他们告诉我们的。另外,很多资料,大部分资料都来自中国(共)官方,有医院的资料,医院的统计数据。还有他们在统计数据上造假,这是另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了。

有一位中国医生,叫石炳毅,我们引用了他关于器官移植数量的说法,他说过:“我们已经做过9万例器官移植”,那是在某个特定时间点的移植总数。所以我们引用了他的话。当时联合国“酷刑和宗教不容忍报告员”(Special Rapporteurs on Torture and Religious Intolerance)弗雷德‧诺瓦克(Manfred Nowak)和阿斯玛‧贾汉吉尔(Asma Jahangir)去问中国(共)政府:“你们对此有何评论?”中国(共)政府说:“石炳毅从来没有说过那样的话。”然而,就在他们向报告员如此答复时,我们引用他说法的那篇原文,当时仍然在中国一个官方网站上,现在他们(中共)已经把它下架了。

他们(中共)有一种倾向,会不断去掩盖事实。每次我引用他们一个来源,那个来源就消失了。不过,当然了,我全部都存档了,或是“网站时光机”,它自己的网页也都存档了。中国(共)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问题,或者说他们鱼和熊掌都想要。他们既想吹嘘自己在器官移植方面的成就,在全世界卖器官,他们有经纪人,打广告。我们开始调查的时候,他们还有价格表,但现在价格表已经消失了,但经纪人和广告都还在,你仍然可以看到。因此,他们正在努力推广这项生意。

杨杰凯:你是说即便到今天还这样?

麦塔斯:即便到今天还这样,绝对的。你去看看“Love Handy”这个网站,上面在推广中国的器官移植手术。我应该说,现在维吾尔人的器官供给有了很大的增长,所以他们试图两方面都发展。然而,另一方面,他们试图掩盖自己在做的事。但这件事同时做是很难的,一方面公开去谈、去宣传自己在做的事,另一方面又说没有这回事,因此,他们到处都留下了这些证据。只有当他们看到,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事,表明他们正在干什么的时候,那个东西才会消失。

我们继续与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交谈。

有19个国家已经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游

杨杰凯:我们一直在讨论“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这个事。“中国法庭”把你最开始的调查拿去,自那时起,又累积了大量的证据,他们看了所有的证据,并认定这个事是真的,是真实发生过的。这是又一次证明了。多年来,你花了不少时间试图让政府采取某些行动,让自由国家试着对这件事做些什么,促成改变。你看到有什么最实质性的变化吗?以及……要实现这一目标难度有多大?

麦塔斯:器官移植界、医疗界从未预料到这件事,因此,我们试着做的事情之一,是提倡一个阻止这种情况发生的法律和道德体系。现在,我想有19个国家已经立法通过了域外法,其中规定:“如果你离开自己的国家,去国外为了得到某人的器官而参与了把其杀死,你回国后会因此而被起诉”,“如果你是一个推广这件事的经纪人或广告商,或者如果你确实曾参与其中,那么你来到我们国家你可能会被起诉。”但现在只有19个国家,还有194个国家呢,所以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加拿大最近去年12月才刚通过了这样一项法案,在伦理方面,加拿大已经针对这件事制定了一套非常好的职业道德规范。

你刚才问我发生的让我震惊的事,还有一件让我震惊的事。在我们的报告出来之前,曾去过中国进行器官移植旅游的人会收到中国医生的来信,上面提到医生们做了什么,用了什么药,移植后有什么建议,他们建议移植后用什么药。有点像是一份完整的医疗报告。在我们的报告出来后,所有这些信件都不再有了。吉泽利‧阿曼(Gizalli Aman)是一位马来西亚医生,他向我提到了这点。这对他来说是个问题,因为他当时正要面对这些病患。还有病患本身,他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加拿大的伦理准则里提到:“你回国后,治疗会非常难以进行,因为我们不知道之前发生了什么。人们应该被告知,为了得到某人的器官,其人可能已经被杀害了。”我重申一遍,这在加拿大已经成为现实了。但据我所知,其它地方还没有。我想说的是,当我们在2006年开始提出报告时,没人在意。现在有一些人在意了,但肯定还不够。

如此的恶行离正常人的世界相距太远了,以至于很难相信

杨杰凯:这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和非常多的心力。其中一件我知道的事,因为我自己也曾反复经历过这种情况,甚至到现在都是,就是当你去谈这件事时,有些人就会说:“不,我就是不能接受这是真的。”

麦塔斯:当年纳粹对犹太人大屠杀时,有很多证据表明那是真的,但许多人并不相信。当然,他们中有些人是反犹太主义、亲纳粹的,不过犹太社区里有些人也是不相信的。费利克斯‧法兰克福(Felix Frankfurter),他曾是美国最高法院的一名法官,他收到了杨‧卡斯基(Jan Karski)提供的证据。卡斯基是一名波兰地下工作着,他们甚至都见面了。但他说:“我不相信。”而带他去的波兰外交官说:“他说的是真的。”而法兰克福说:“我没有说他说的是假的”,“我只是不相信。”汉娜‧鄂兰(Hannah Arendt)是一个信奉极权主义的犹太哲学家,她当时说她不相信这件事;法国犹太哲学家雷蒙德‧阿隆(Raymond Aron)也一样。所以,这一切真的是太不寻常了。

当然,你所面对的是器官移植,这是一种……显然,如果有人开发出一种火力更强的机枪,你就会相信这可能会对你造成威胁。但当有人开发出更好的器官移植方法,或更好的技术,或器官移植本身进步了,人会很难相信发生了这种事,因为器官移植的目的是为了改善人们的生活,医疗界的基本道德规范是“不害人”。这实在不是正常人所能想像得到的事。当然,还有中国(共)自己完全在否认、掩盖、混淆视听,相互矛盾,根本不合乎情理。不幸的是,问题不在于证据太少,而是证据太多了。有一位医生,最近和我一起参加了一个座谈小组,他说:“我自己也曾怀疑过,接着我去看了所有的证据,于是我就信了。但花了我一年的时间。”格洛丽亚‧斯泰纳姆(Gloria Steinem)在另一种情境下提到:“我们自己骗自己已经很久了”,“即使看到真相,也意识不到这就是真相。”我认为这就是现状,许多人就是不……这离他们所知道的世界相距太远了,以至于很难相信。

从伦理与法理上 美国应制订法律禁止活摘

杨杰凯:我们现在坐着的地方就在美国国会大厦旁边。你提到说,在美国,没有针对这件事制订出任何法律。这看起来很奇怪,你对国会有什么建议来帮助处理这一问题吗?

麦塔斯:显然,如果你为了获取器官,在美国杀了人,你会被起诉。道理应该都是一样的,就算你离开了这个国家,然后又回来了,如果你以任何方式参与,如果你以任何方式成为共犯。美国在其它领域有域外法,如果你是一个战争犯或犯了“反人类罪”,是在美国境外实施犯罪的,你就会在美国境内被起诉。因此,美国需要制订一个法律,让无论在美国境内还是境外犯下的罪行都能被起诉,这是其一。

在伦理方面,有两类或两个系列的道德规范,一个是医患关系,而另一个是国家之间的合作。如今,有很多人担心,美国在国家安全问题上与中国(共)进行合作,且有很多人在关注这个问题,但是,对于在器官移植问题上,美中之间的合作就没有那么多人关注了。美国这个国家有很多医生认为中国(共)已经变了,已经改革了,基本上,因为他们作出了一些改变装点门面,但本质却没有变。就像我刚刚提到的,他们(中共)立法了,称必须要得到(器官所有人)同意,即便他们还没有废除那条法律,说不需得到同意。在我们提出报告时,中国甚至都还没有一个捐赠器官的体系。他们现在已经建立了一个,捐赠体系里的数量很少,跟实际的移植数量不符,但他们建立了一种所谓的“器官移植登记系统”,并在里面针对优先权进行排队。但数据不在那里,那完全……你去看那网站,上面什么都没有。而美国许多医生说:“现在一切都正常了”,因为他们拒绝戳破这层虚假的表象。

实际上,几年前在华盛顿那座大楼,我曾与(议员)克里斯‧史密斯(Chris Smith)和达纳‧罗拉巴克(Dana Rohrabacher)一起参加过国会听证会,当时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Francis Delmonico)也在,他是移植医学学会的前负责人。克里斯‧史密斯当时就说:“中国(共)说现在都正常了,但他们常常说谎,你怎么知道他们现在说的是真话?”而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的回答是:“我不负责调查,那不是我的工作。”

国会听证录像

史密斯议员:在2016年,你如何独立证实呢?这个政府一直以来有着这样的背景:可怕的口是心非、欺骗、撒谎,我的意思是,信任和核实,你如何做到的呢?

德尔莫尼科:我不是来辩护的,也不是来告诉你不要担心,更不是来证明的,那不是我的工作。我来是要告诉你,这个国家内部确有改变。

录像结束

麦塔斯:我真的认为,美国的医疗界应该去看一看事实,而不是中国(共)政府表面上说自己怎么好,就简单地相信什么。

阻力在于:科技进步而人性还停留在原地

杨杰凯:到现在为止,美国只通过了一些象征性的决议,谴责活摘器官的行径。但就在昨天晚上,众议院通过了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以实际手段追究犯罪者责任的法案,该法案被称为《2023年停止活摘器官法案》,是众议院第1154号决议,旨在制裁任何参与活摘器官贩卖的人,并要求政府每年报告每个外国发生的此类事件,被发现参与者将面临刑罚,最高罚金可达100万美元及20年徒刑。如果参议院通过了其配套法案,《停止活摘器官法案》可能很快就会摆到拜登总统的办公桌上。在我们采访结束前,最后你还有什么感想?

麦塔斯:我想说的是,与侵犯人权这种事打交道,我已经走过几十个年头了,我意识到这种事情是没有终点的。因为你其实是在跟人性打交道,人性本身就是这样,你可以改变科技,但是人的本性不会有那么大的改变。在某种程度上讲,这不仅局限于器官移植,科技在发展的同时,人性还停留在原地,无论是做坏事还是做好事的能力都提高了。所以我看到的是,当我们关注侵犯人权之事,并试图打击此类行为时,我们所付出的努力,并不是要在全世界范围内彻底地永远地终结这种事情,而是减少这种事情的发生,让事情变得也许不那么糟糕,不然会更糟。所以我觉得,这也许不是一个让人听了开心的结论,让我们可以携手一起走向落日余晖那么美好,但我认为,这就是我们所要面对的世界的现实。

杨杰凯:好的,大卫‧麦塔斯,很高兴你能参加这个节目。

麦塔斯:再次感谢邀请我来。

杨杰凯: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对大卫‧麦塔斯的采访,我是主持人杨杰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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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琳

2023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

前言

据解封前的调查显示,三年疫情期间,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未受到“清零”政策的严重冲击。各地移植门诊照常开业接收患者;多家医院表示器官充裕。在全面封城封路的严控下,很多人因吃不上饭、看不了病而死于非命,但器官的供应却不受影响。这表明移植业在中国享有特权,因为只有凭借官方的“绿色通道”,传送器官时才可能时时处处无“黄码”、无“弹窗”,畅通无阻。

2023年解封后,追查国际(WOIPFG)于2023年2月2日至3月21日,对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医院的移植专家教授、主任、主刀医生数十人,展开了新一轮的追踪电话调查,从中筛选了36个电话录音公布如下。

这批调查涉及23个省市自治区的32家医院,除郑树森的树兰医院是一家私企外,其它31家都是国有三甲医院。被调查人主要是医院的院长、移植科(移植中心)主任、主刀医生。

调查结果显示

中共活摘器官还在继续,活人器官供体库仍旧存在,有医生直接说:他手里有多种肝脏供体。肝肾大器官如何储备,没有活人人体器官库怎么可能实施?中共移植界大佬们无所顾忌地承认以前用的是法轮功学员器官,话语间毫无悔罪感。

请继续阅读:追查国际报告
2023年追查国际对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状调查综述

首届护士峰会 聚焦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五日】(明慧记者刘武综合报道)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美国法医护理学院和全球性医生组织“反对强迫器官摘取医生”(DAFOH)举办首届“打击和预防活摘器官护士在线峰会”(后面简称:护士峰会)。该峰会的主旨在于打击和防止强迫摘取器官,并希望能促进全球范围内的道德医疗和护理实践。


图1~3:二零二二年十一月一日,美国法医护理学院和全球性医生组织“反对强迫器官摘取医生”(DAFOH)举办首届“打击和预防活摘器官护士在线峰会”。

该峰会邀请多位医师、专家与证人参加,聚焦中共持续多年、至今仍在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罪行。在峰会中,两位曾遭中共迫害的法轮功学员作证,讲述了她们在中国劳教所受迫害的经历。与会者呼吁各界关心人权的民众,能共同连署反活摘的世界宣言,共同制止这项人权暴行。

在四个多小时的峰会上,与会者从三个角度讨论了中共活摘的罪行,一是活摘的深度和广度,二是道德和法律上的考虑,三是护理业者应该怎么做。在会议中间,还放映了调查纪录片《医疗大屠杀——掩藏在中国器官移植业的群体灭绝》。

DAFOH护理事务主任: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是不可否认的


图4:医生反活摘组织(DAFOH)的护理事务主任德博拉·柯林斯-佩里卡(Deborah Collins-Perrica)在“打击和预防活摘器官护士在线峰会”上发言。

在峰会上,医生反活摘组织(DAFOH)的护理事务主任德博拉·柯林斯-佩里卡(Deborah Collins-Perrica)表示,在未经自愿同意的情况下,强制活摘无辜者的器官是最令人发指的行为,但这样的做法在中国却得到政府的批准和支持,由警察和军方进行监督管理,并且在中国形成巨大收入的器官移植产业。

她举例,法轮功在中共迫害之前相当流行,对健康和精神有益,估计约有一亿中国人在修炼;但在中共的一场仇恨宣传运动中,成为被迫害的团体,大量的法轮功学员也因此被判刑入狱,甚至被秘密处决、活摘器官。

柯林斯-佩里卡说,被虐待、准备摘取器官的受害者,在被拘留期间,会接受医学检查,并将相关资料存入中共创建的“器官需求库”(Organ Bank),该系统可在收到通知的几天内,提供移植器官的快速通道,受害者将在监狱的医院和拘留中心接受体检、胸部X光检查、超声波检查和血液检查。

根据中共官媒《中国日报》二零一六年的报导,中共以4.6万美元的价格出售肾脏移植手术,肝脏则为9万美元左右,心脏则以15万美元的现金出售。她表示,器官移植是世界上最赚钱的医疗产业之一,每年在中国有高达十亿美元的产值。

独立调查的记者:中共活摘器官时间表


图5: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护士峰会上发言。

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护士峰会上讲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历史以及现状。

他说:“一九八零年代末期,在中国,摘取被处决犯人的器官成为常态。一九九九年,(中共启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这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最大规模的运动。”

他说:“二零零一年,大概有二百万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劳改系统中,法轮功学员被挑选出来体检,检查肾脏、肝脏、心脏等器官(的健康程度),为器官售卖作准备。”

“二零零二年,到中国的外国游客的移植器官等待时间为两周或者更短。”葛特曼说,二零零三年,被关押的藏人、基督徒也被体检,检查器官。二零一四年,中共警察闯入法轮功学员家里,提取血液和DNA样本。二零一六年,北京要求维吾尔人提供血样,以进行DNA和组织匹配。

葛特曼表示,中共活摘器官的对象扩大,从被处决犯人,延伸到法轮功学员、藏人、基督徒以及维吾尔人身上。

葛特曼还说:“‘国际心肺移植学会’最近宣布了一项政策,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器官移植)研究论文。这是真正的勇气之举。”

他认为:“中国器官移植的医生或者护士的论文,不能出现在我们的医疗杂志上,他们不能参加我们的大学(研究)、会议、医院(合作);要冻结所有手术器械的销售以及医药研发以及临床方面的(和中共之间的)合作。”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院长:中共依然继续活摘器官


图6: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教授亚瑟·卡普兰(Arthur L. Caplan)在护士峰会上发言。(NTD视频截图)

纽约大学格罗斯曼医学院院长亚瑟·卡普兰(Arthur L. Caplan)表示,他长年投入器官移植领域的研究,还担任过联合国欧盟器官贩运特别工作组的联合主席。

卡普兰表示,许多国际组织、移植单位发现,中国每年都在进行大量的器官移植,然而,“中国的年度移植数量和他们所报告的器官捐赠的数字之间存在巨大差距。”

他指出:“承诺在两三周内给你匹配的器官,这是非常可疑的,除非这是通过非道德的方式获得的。”

“大量证据证明,中共依然一意孤行,继续系统性支持从被处决的犯人身上摘取器官和获得(人体)组织。”他说,这些囚犯包括政治犯、法轮功学员以及其他宗教信仰犯人。

证人:父亲被活摘器官 有录音为证


图7:法轮功学员江莉作为活摘器官证人在会上发言。

法轮功学员江莉作为活摘器官证人在会上发言。她全家人都因为学炼法轮功而遭迫害,江锡清父亲被迫害致死,母亲则是被非法判刑八年、又被非法劳教三年。

江莉说,她的父亲江锡清在身体仍温热的情况下,被送入殡仪馆,还被警方阻止急救,又在家属不在场、未表示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器官摘取,过程均有录音为证,这种草菅人命的做法,明显违反国家法律。她把资料交给法医专家进行分析,相关人员均认为她父亲是非正常死亡。

呼吁大家一起来制止中共的暴行

江莉强调,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造成了千千万万的家庭悲剧,呼吁全球的善良人士能站出来,一起结束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让参与迫害她父亲的所有人能够被绳之以法。

此峰会的视频可以在下面的干净世界链接观看。

LIVE:Nurses Summit on Combating and Preventing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12万份医学论文隐藏的秘密:中共活摘器官的“证据”

文: 林燕 更新: 2022年07月07日

明慧网二零二二年七月七日】研究通过关键字筛选124,770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涉及348名外科医生、护士、麻醉师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或研究人员。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

据七月三日大纪元的报道,二零零五年十一月,在以色列顶级医疗中心Sheba的心脏重症监护室,一位医生在晨间查房时遇到一位患有晚期心力衰竭的病人。

病患:“医生,我已经厌倦了在这里近一年的等待,而你们还在寻找心脏捐赠者。我的保险公司让我飞去中国——他们已经安排了两周后的心脏移植手术。”

医生:“你知道你在说傻话吗?怎么可能有人能提前向你承诺在一个特定日期提供一个捐赠的心脏?要知道,必须有人在你接受手术的同一天死去(才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你说呢?”

病患:“我不知道,医生。这是别人告诉我的。”

随后这位病人飞去中国,在承诺的日期获得了心脏。

这是第一个在中国接受心脏移植手术的以色列病人,在他之前有许多以色列人前往中国进行肾脏移植手术。

这名对话医生则是Sheba医疗中心心脏移植主任拉维(Jacob Lavee)。也正因为这次缘起,他近年来推动以色列立法机构通过了《器官移植法》,这是世界上第一部此类法律,禁止保险公司报销与非法获得的器官有关的费用。

同时,他也鼓励以色列国内进行捐赠改革,切断中国到以色列的器官贩卖渠道。

二零二二年,拉维和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研究员罗伯森(Matthew P. Robertson)合作,在《美国移植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第4期上发表了一篇研究报告“通过摘取器官执行死刑:中国(中共)违反死亡捐献者规则”(Execution by organ procurement: Breaching the dead donor rule in China)。

研究通过关键字筛选124,770份中国外科医生撰写的器官移植临床论文,找到了中共“活体摘除器官”的“直接证据”,证实了中共国家执法机构一直在与医院合作,系统地实施活体器官摘除。

这篇报导被多国媒体广泛报导,那么他们是如何找到这些隐藏的证据的呢?拉维和罗伯森六月二十七日在以色列网站Tablet Magazine上发表文章,还原他们挖掘证据的每一个步骤。


以色列Sheba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雅各·拉维(Jacob Lavee)(大纪元/图)

突然出现的器官移植热 谜团丛生

从二零零零年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系统开始了一个快速扩张期。数以千计的新医生接受培训,数百家医院开设了新的移植部门或建造了专用楼,新的移植技术专利被注册,国内免疫抑制剂的生产也开始了。

一位主要的外科医生接受中国媒体采访时说:“二零零零年是中国器官移植行业的分水岭。”另一位医生也说,二零零零年后做肝移植的医院数量“像雨后春笋般涌出”。

即使在二零零七年之后——当时中共对死刑制度的改革极大地减少了司法处决死刑犯的数量,这种上升趋势仍在继续。

与此同时,自二零零六年以来,关于“谁”弥补了移植数量和官方记录的死刑犯数量之间的缺口一直让分析家们困惑。迄今为止,最主要的假设是政治犯——主要是法轮功学员,近期可能还有维吾尔族穆斯林——被法外处决,其器官被用来换钱。

此外,还有一个几乎同样令人难以信服的问题,就是这件事是如何发生的?中国的外科医生是否真的从活着的囚犯身上摘取重要器官,之前的传闻和说法是否准确?

几十年来,人权研究人员一直在强调中国医生参与了对死刑犯摘取器官的案例。

揭发非典的中国军医蒋彦永在二零一五年告诉香港媒体,医生“会射杀囚犯,使他们没有完全死亡……然后迅速把他们拉到卡车上,把肝脏取出来”。

必须验证供体究竟是死还是活

拉维和罗伯森表示,他们想要解答的核心问题很简单,就是验证在中国被摘除心脏进行移植的供体是死、还是活?

在此之前,还没有主流医学研究体系对这一主题进行印证,一些医学会、政策制定者、非政府组织或媒体不相信坊间的活摘指控。

他们表示,“这就是促使我们对这一主题在方法上进行严格的科学研究,并通过同行评审”,最终将文章发表在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上的原因。

器官移植应基于死亡捐赠者规则,即器官移植中最基本的国际伦理规则。该规则规定,在捐赠者被正式宣布死亡之前,不得开始获取器官,而且器官获取不得导致捐赠者死亡。

这要求捐赠者在器官移植前有已经脑死亡的合法声明,从医学上讲,这意味着捐赠者已经失去了自主呼吸的能力,那么可以肯定捐赠者生前已经接受过插管试验。

因为无自主呼吸指必须依靠呼吸机维持通气。在确诊脑死亡之前,一定是用呼吸机通过人工气道(气管插管)维持呼吸。

如果插管病人在关闭呼吸机之后,仍没有开始自主呼吸,则会宣布脑死亡,这是确定脑死亡的基本环节。

反过来说,若捐赠者是在宣布为脑死亡后、医生才给插管,就可以证明,在摘取手术前,供体是活体,因为他/她不需要借助插管吸氧。

所以,只要中国的囚犯捐赠者是脑死亡,那么心脏摘除不会是他的死亡原因;但如果囚犯不存在脑死亡,或死亡原因在医学上不可信,那么摘除他们的心脏就是导致他们死亡的真实原因。

“换句话说,如果在摘取心脏时,囚犯是活着的,外科医生就是刽子手。”他们说。

他们解释说,为何医生要给活的供体插管,因为在摘取心脏时,“只要人为地维持这类病人的通气,心脏就会继续短暂地跳动,从而使重要的器官保持活力和适合的状态”。

研究导向寻找不可能的脑死亡证据

所以,拉维和罗伯森的研究设计就进一步简单化,变成了“寻找虚假或不可能的脑死亡声明证据”。

他们对中国从一九五零年代到二零二零年底的12多万份医学出版物进行了检索,输入“脑死亡后立即气管内插管给氧”、“供体大脑死亡后,首先分秒必争地建立呼吸与静脉通道”等类似的几十个关键词组合查询。

结果找到,在一九八零年至二零一五年间,有71篇器官移植中文论文中对摘取器官步骤的描述,都出现了先诊断脑死亡,然后再进行气管插管的现象。

这71篇论文分布在35年的时间段里,分别来自15个省份、33个城市和56家医院(包括12家军队医院),涉及348名外科医生、护士、麻醉师和其他医务工作者或研究人员。

他们提供了一个标号为0191号论文的例子。“手术前1小时给捐赠者静脉注射肝素3mg/kg……心跳微弱,心肌呈紫色。通过气管插管辅助通气后,心肌变红,心跳变强……从胸骨第4肋间切口取出供体心脏……这种切口是野外手术的好选择,因为胸骨不能没有电的时候锯开”。

他们表示,在这份研究中,中国外科医生明确表示,他们在插管前打开了胸腔,并观察到了受害者的心脏跳动。换句话说,这位捐献者没有出现脑死亡,还活着。

还有一例,外科医生无意中承认,受害者当时还能呼吸,没有插管。第0173号论文中写道:“在胸部被打开前,注射100毫克肝素,并给面罩加压,给氧气以协助呼吸”。

另一篇论文0463说:“确认供体脑死亡后,4例气管插管,3例面罩吸氧,迅速建立人工呼吸,快速正中胸腔剖腹……”

为什么这个细节如此关键?他们解释说,脑死亡要求捐献者已经不能自主呼吸。面罩就是氧气罩,使用氧气罩意味着医生知道,供体还能够呼吸。换句话说,当外科医生把供体的心脏挖出来时,他们还活着,还在呼吸。

国会议员:要求中共对活摘罪行负责

两位研究者在最后呼吁:“中国(中共)的反人类罪行——大规模的器官摘取——是在手术室的大灯下秘密完成的,因此几十年来一直难以被发现。

“全球对这些罪行的沉默是不合情理的,就跟类似于纳粹医生的罪行在我们眼前重演,而世界却保持沉默。

“现在是西方科学家、医生和其他人类重申希波克拉底誓言的神圣性并重申对犹太人大屠杀之后的那句口号:永不再犯。”

美国国会参议员汤姆·科顿(Tom Cotton)六月二十八日引述这两位学者的论文,并推文说:“中共继续从受迫害的宗教团体、良心犯和囚犯身上摘取器官。克里斯‧康斯(Chris Coons)参议员和我提出的立法,要求中共对这些令人发指的罪行负责。”

通过对国会信息的公开检索,两位议员提出的S.602决议案自二零二一年三月引入,获得15位参议员支持。参院仍需就此决议案安排投票的时间表。

(原文刊载于大纪元网站)

ETAC:中共是如何强行活摘器官的?


中共是如何强行活摘器官的?(大纪元)

新唐人北京时间2022年03月15日讯】“终止中国滥用器官移植国际联盟”(ETAC)近日发布最新视频,揭露中共是如何强摘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等良心犯的器官,并呼吁各国应制定法律,打击国际“移植旅游”,以制止中共的杀人行径。以下是视频解说词。

三十多年来,中共一直被指控强行活摘本国公民的器官。受害者在此过程中被杀害,其器官被用于移植手术。

这种人体器官贩卖是一种侵犯人权的行为,影响到我们所有人。

但是在中共是如何强行活摘器官的呢?

其做法与其它国家的移植系统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证据证明强摘正在发生?

大多数国家都有一个自愿捐赠系统。接受者等待器官的出现——有时要等上3或4年。当捐赠者去世时,等待名单上最匹配的人会被紧急送往医院,接受移植。

中国有一个非常不同的系统——基于反向匹配功能。接受者付费以寻找器官。从一大批被拘留者中挑选出一个与付费接受者最匹配的囚犯。

然后,该囚犯将被杀死,其器官被提取出来用于移植。

心脏、肝脏和肾脏等器官的移植是提前安排的,并在几周内完成。

一个合乎道德的器官捐赠系统不可能按需提供器官。

多年来,人们一直对良心犯是否被杀害以获取器官存在争议。于是,一个由英国王室律师杰弗里‧尼斯爵士主持的独立人民法庭成立了,以评估所有有效证据。

经过12个月,包括5天的公开听证会,独立法庭得出结论:

“多年来,大规模的强行摘取器官行为一直在中国各地进行。”

“法轮功学员一直是器官供应的一个——可能是主要的——来源。”

此外,“维吾尔人被当作器官库的受害可能性也很明显。”

要了解这种暴行是如何开始的,我们需要追溯到1970年代末,当时中国的外科医生开始移植来自死囚的器官。

这种做法曾遭到广泛的谴责。

1994年,《人权观察》报告了3项主要发现:

“政治犯和其他非暴力罪犯”被用作器官来源。

中国医生参与了“处决前的医疗测试”以及为囚犯和接受者做匹配,“往往是谁先付钱,就先为谁服务”。

而且,处决时故意失手,以确保囚犯“在被摘取器官时尚未死亡”。

从2000年起,中国的移植系统迅速发展。

与此同时,当局开展了一场暴力运动……试图消灭佛家气功和冥想功法法轮功,该功法在中国有数百万人习炼。

随着关在劳教所、黑牢房和监狱里的法轮功学员越来越多,移植手术的数量也急剧增加。这些迅速获得的器官不可能仅仅来自死囚。而且,相比之下,法轮功学员是更健康的器官来源,因为他们不喝酒、不抽烟,并定期做气功炼习,那是他们精神修炼的一部分。

“2000年的肝脏移植数量达到了1999年的10倍;2005年,这个数字又增加了两倍。”

随着中国移植系统的不断发展,后备库中的囚犯数也在不断增加。

2017年,穆斯林维吾尔人开始被大量监禁,据报导有许多人“失踪”。尽管中国最近开始开发一个自愿捐赠系统,但是器官来源仍然不透明。

从2018年7月到2019年6月,具有国际人权法、器官移植、国际关系、中国研究和商业等领域专业知识的独立法庭成员,审核了多条证据,包括:

来自已故的受害者的亲属、被关押的同伴的证词;来自曾被拘留的维吾尔人和法轮功修炼者的证词,说他们曾被迫接受血液检查和器官扫描,包括胸部X光和超声波检查,一些人曾受到公开威胁要强行活摘他们的器官。

从2019年开始的秘密电话和视频调查显示,政府官员和外科医生承认:器官可以按需提供,而且法轮功学员的器官也可以提供。

在经过司法鉴定的一通电话中,前军队卫生部长白书忠表示,前国家主席江泽民直接下令杀害法轮功学员,以获取器官。

(这段电话录音如下:)

调查员:关于从被关押的法轮功人员身上提取器官进行器官移植,是由中共总后勤部部长下达的命令吗?

白书忠:当时是江主席,有一个命令,指示要做这件事,也就是器官移植。

独立法庭还审核了中文调查记录汇编,包括病床利用率、手术团队和医院收入。这些记录显示,每年有6至10万例移植手术……远远超过官方声称的数量。在2010年,仅一家医院就实施了超过5000例移植手术。

其它被审核的证据包括:

中共官方的政策和实施手术的文件,中国期刊上的科学研究报告,均详细地提供了令人生疑的数据,这些数据与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推测相一致。

还有对中国器官捐献系统的统计分析,显示器官捐献数字被伪造,不能代表真实数字。

但,谁是这些行为的责任人?

还有,应该采取什么措施?

医疗机构和公司必须遵守其商业和人权义务……这意味着切断在器官移植实践、研究和培训方面与中国的联系。

各国应制定法律,打击国际“移植旅游”,中国的肇事者应受到制裁。世界各国政府应采取必要的措施,寻求正义,对中国共产党的行为追责。作为全球公民,我们有责任大声反对强行摘取器官。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行动,那将会有更多的人失去生命。

要大声疾呼!

(终止中国器官移植滥用国际联盟(ETAC)是一个由律师、学者、伦理学家、医学专业人士和人权倡导者组成的联盟,致力于结束中共的强制器官摘取罪行。)

(转自大纪元/责任编辑:李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