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研究人员提出调查活摘器官证据新办法

文: 美国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六月四日】2017年4月底到5月初,美国移植大会(American Transplant Congress)在芝加哥麦克考米克会议中心召开。会上,来自美国密苏里州华盛顿大学医学院(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in St Louis)的何迈医师提出了调查器官活摘直接证据的办法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植医生交流讨论了这个办法[1]。

何医师是华盛顿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他提到,经过十多年的调查,关于中共利用整个国家机器,包括军警司法系统谋杀在中国大陆的法轮功学员以摘取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证据已经非常多,从2000年至今,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量是惊人的,远远超出中共公布的数字。中共一直到2005年才开始承认用于器官移植的器官来自死刑犯。可是,从2000年至今,死刑犯并没有明显增长,甚至死刑的数目是减少的。在2012年前,在中国大陆基本没有器官捐献存在(世界卫生组织估计中国的器官捐献率小于百万分之0.03)。这样,非常自然地,人们就会问,支撑中国大陆这十几年爆炸式增长的器官移植的器官从何而来?

2006年,有证人向世界曝光在中国大陆存在系统的谋杀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以获得器官。随后的不同调查显示,在中国,等待器官的时间很短,远远少于美国或其它发达国家的等待时间。有许多急诊移植,而且,可以定时移植等等。这些现象表明,中国大陆跟世界其它国家器官移植的普遍方式不同,其它国家是供体(donor)死亡后找在等待名单(waiting list)上匹配的能接受器官的病人(受体,recipient);在中国大陆,是根据医生病人的需要找器官,也就意味着根据医生病人的需要,相应的供体就要被杀害以获取器官。

与中国大陆爆炸式增长的移植数量对应,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移植旅游也快速增长。中国大陆的官员和媒体谈到这个问题,器官移植的费用对大多数中国大陆老百姓来说是非常高,负担不起,许多医院就把注意力转到吸引海外病人身上。一些医院对器官明码标价。许多医学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医学刊物都谈到这个国际上病人到中国大陆去做器官移植的问题。许多国际媒体也报道了这些现象。

虽然多方调查得到了大量关于中共利用国家机器谋杀法轮功学员以获得器官用于器官移植的证据,也有许多目击证据,许多调查队伍和研究人员还是希望能有直接的证据。可是,器官活摘这种犯罪,受害者已经被杀害,在中国大陆这种政府严密监控社会,军警司法系统都参与器官活摘谋求暴利的情况下,直接的证据怎么获得呢?

何医师的临床工作就包括对器官移植病人的病理随访。病人在接受器官移植后,一般要随访和跟踪一段时间,看看移植的器官是否工作正常,是否有排斥反应,等等。这种随访会一直持续下去。这里经常使用活检(Biopsy)。用手术器械到病人体内被移植的器官上摘取一小块或者一小条组织,用于病理显微镜检查。活检的标本保存在石蜡中,可以存放很长时间。同时具有分子遗传病理训练和专业证书的何医师表示,当海外的病人到中国去接受器官移植,如果移植的是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当这些病人回到自己的国家,他们把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带到了海外,而每个人的器官都有每个人自己的特征,特别是分子遗传特征,这也是现在分子法医检测的基础。这十几年,法医技术有很大的飞跃。过去法医的一个主要技术手段是在犯罪现场收集指纹,然后跟指纹数据库里储存的指纹对比,简单说,如果找到相同的配对,那么很大的可能性就是在犯罪现场发现的指纹就属于在指纹库里的主人。近二、三十年,由于分子生物学的进步,人们发现每个人的身体组织也有独特的分子特征,就跟指纹一样。在美国的法医检验室,一般用人体基因组里的二十个位点构建每个人的分子特征(或者可以说分子指纹)。

何医师希望建立这些被移植的器官的分子数据库,可以说是“分子指纹库”。在海外跟移植医生和移植病人联系,征得他们的配合和同意,用石蜡中储存的器官活检组织来提取供体的DNA,建立供体的分子指纹。同时,从中国大陆收集失踪法轮功学员的生物组织材料,如血迹等等,只要能提取DNA的都可以。如果没有,家人的组织材料也可以。这些材料送到海外,可以提取DNA来建立分子“指纹”,再跟移植器官的分子数据库对比。如果发现配对,那基本就能证明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强行摘取并移植到海外去中国的病人身上。这些海外病人,成为“活摘”的活证据,中共无法一个个杀害来毁灭证据。

许多国家的移植医生,包括欧洲、澳洲,北美、南美、中东和其它亚洲国家的医生给予这个想法很高的评价。何医师的设想被华盛顿大学选中,代表华盛顿大学申请联邦资助。何医师希望与其它医学和人权组织合作来进一步推动这个项目,比如医生反活摘协会在许多国家有成员,追查国际在中国大陆也有自己的调查渠道。这些合作将推动项目的进展,共同努力争取早日制止活摘器官这种“这个星球上前所未见的罪恶”。

注:
[1] He M, Corson A, Wang Z, Russo J, Trey T. Use of Forensic DNA Testing to Trace Unethical Organ Procurement and Organ Trafficking Practices. [abstract]。Am J Transplant.2017; 17 (suppl 3)。http://atcmeetingabstracts.com/abstract/use-of-forensic-dna-testing-to-trace-unethical-organ-procurement-and-organ-trafficking-practices/。 Accessed May 4, 2017。

警惕中共漂白“活摘器官”

文/欧阳非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六日】自2006年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之后,面对国际压力,中共耍的仍是其一贯的两手,一是公开抵赖,二是坚决不让外界调查(其实,什么是证据?“不让调查”本身就是证据)。

当然,依照中共的习性,它一定不会坐以待毙。这几年中共在器官移植上动作频频。2007年出台了《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宣布禁止买卖人类器官;同年最高法院收回了下放长达27年之久的死刑复核权;2009年首次以官方形式公开承认中国器官来源是死刑犯(虽然过去反复高调否认);2010年公布具有人体器官移植资质医院名单,同年1月在10省(区、市)启动全国人体器官捐献试点;2012年中共声称将在两年之内停止在器官移植手术中对死刑罪犯器官的依赖;2013年初宣布将器官捐献制度在全国推行,预计器官捐献体系两年后会建好,同时着手建立器官捐献登记网站,将实现全国联网;中共“两会”之后取消“卫生部”,器官移植出身的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被免职……

黄洁夫在被免职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描绘了这样一幅愿景:阳光的、不违伦理的器官来源梦想变为现实,两年之后,中国不再用死刑犯器官了,中国的器官捐献体系也建设好了,中国的移植医生可以正大光明、理直气壮地在国际舞台上发言,医生在做取器官手术的时候,心里很阳光、很自豪。

是这样吗?

一个杀人惯犯面对包围上来的警察,突然放下武器,说“罢罢罢,我不杀了人”,然后,警察们喜极而泣,蹦巅巅儿地回家了,杀人惯犯就开始“很阳光、很自豪”地逍遥自在去了。能有这样的事吗?

在国际压力下,中国器官移植的快速改革,与国际接轨的做法当然值得肯定,中国卫生界也不乏一些有良知的医生想要真心推动这样的事情。但是,中共器官移植作为一个整体,是靠死刑犯器官起家,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而暴发的。中共先是公开承认盗用死刑犯器官(虽然过去反复高调否认),然后又发话两年后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来博取国际社会的好感和认可,企图用死刑犯器官来掩盖、漂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这是天理不容的。

中共的“漂白”有两个方面,一是掩盖仍在进行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也许规模比过去小了,二是对2007年以前(特别是2003-2006年)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之事,瞒天过海,想让世人忘记那一段惨绝人寰的“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1、国际社会施压,不能偏离追讨活摘罪行之要害

国际社会本来对中共长期以来盗用死刑犯器官就不认同,现在加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被揭示出来,更是让国际社会提高警觉,加快采取了更严厉的预防和应对措施。

比如,有学者在著名国际刊物上呼吁中国大陆有关器官移植的论文和研究项目在国际上应遭遇“不接受、不发表、不合作”——国际学术会议拒绝接受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同行评审期刊拒绝发表来自中国的相关论文,国际医学界应该拒绝与中国合作进行这类器官移植的研究;台湾卫生部要求医生不要推荐自己的病人到大陆做移植;澳大利亚禁止与大陆在器官移植上的合作研究项目;比利时和加拿大都有议员提出立法禁止器官移植旅游;法国也有议员提出立法,要求到境外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在返回法国前递交没有器官买卖行为的证书;以色列通过了一项禁止器官中介的法律,并要求保险公司对到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不予支付费用;美国自2011年6月起,在申请非移民签证的DS-160表格上增加一项,要求申请人说明有没有直接参与过强制性的器官或者身体组织的移植。

国际社会在器官移植上对中共施压,当然是好事。不过,让保险公司不要支付病人到中国做移植的费用,不推荐病人到中国做移植等这些行为(当然也是正义之举)真正着眼的或者针对的还是传统的死刑犯器官问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只是敦促了西方社会加快了相关政策的提出和制定。如果我们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目标也只局限于此,我们也许就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全面揭露中共邪恶,让民众了解真相的方向。而且,更严重的是,还会为中共“漂白”活摘器官提供借口和时机。中共频频出台各种花哨的政策(背后能不能实施那是另外一回事)迎合国际社会,造成国际社会再次被中共欺骗,甚至还给了一些西方政要顺水推舟的方便,对中共的邪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这几年来一直有正义的律师和医生团体在全世界帮助揭露中共活摘器官,但是,他们的诉求也许会受到自身的限制。为了揭露中共邪恶本质,让民众了解真相,我们可以一如既往地要求国际社会组织独立调查团,到中国大陆对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展开无条件的取证,对中共的劳教所、监狱等迫害法轮功进行全面调查,就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进行全面登记等等。也许面对中共的流氓,西方社会的无奈,人们会感到力不从心,但是这都是假相,人类的历史不是为中共作恶而存在的。

我们在给医生、律师、各级各国政要、联合国官员的诉求中,在各地发起的制止活摘器官的征集签名中,虽然可以因地制宜地提出要求,让对方就其目前力所能及的事情做出承诺,但是,希望在表达这些“因地制宜的诉求”时(医生有医生能做的,律师有律师能做的),我们不要忘记提到我们的大目标,大诉求,那就是要敦促国际社会组织独立调查团赴中国大陆实地调查,全面揭开黑幕,要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大前提,要在全球范围内形成这样一种坚持不懈的气势。因地制宜的诉求与大目标二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小目标是为了大目标,在一张纸上同时都表达出来。我们坚定不移地全面揭开黑幕的决心和追查到天涯海角的意志,不但会鼓励更多的知情人走出来披露真相,本身也是对海外正义人士们的最好支持。

最重要的是,让中共断绝了“漂白”罪恶的幻想。那一段邪恶,天理不容。无论今天如何变换花招,中共及其参与者都逃不脱历史的惩罚。

2.“活摘器官”还在继续吗?

还是来听听黄洁夫在2013年2月25日全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视频会议上的讲话,黄指出,死刑慎用,我国死刑数量正以每年10%的速度下降。“如果没有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移植工作将变成无源之水,捐赠工作成功与否关系到移植事业生死存亡。”黄警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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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对话基金提供的中国大陆死刑犯数量

好一个“无源之水”!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虽然从2003-2006年的高峰期(高达两万例)跌了下来,但这几年仍能维持在每年一万例,远远高于2003年前没有大规模活摘器官的时期五、六千例的水平。

人体自愿捐赠在中国一直雷声大雨点小。近日媒体表示卫生部部长陈竺要成为卫生部第一个签订无偿捐献器官志愿书的人,可见还处在“领导带头”的动员作秀阶段。中共官方承认,自2010年1月中国开展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工作至2013年2月22日,三年间共实现捐献659例,捐献的器官1,804个。

我们可以这么说,目前每年一万例也可能是中共故意往高说的,因为如果说成了跟2002年一样的五、六千水平,那么,2003-2006年突然高高厥起的一万五到两万例,又如何解释呢?“活摘”一曝光,就又回到了过去的水平,这不是明摆着不打自招吗?

如果说目前每年一万例是真实的,那么,在死刑犯稳步下降,人体捐赠起步缓慢的情况下,中共又是如何继续维持这个数量的呢? 中共的解释就是“活体捐赠”。

中共声称这几年活体捐赠占了35%的比例,远远高过其它国家。来自中国肝移植注册(CLTR)的数据显示,从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12月31日,大陆地区已完成各类肝移植手术2,529例,其中包括活体肝移植299例。这里活体肝移植占的比例只有11.8%。我们没有中国活体肾移植的数据。但关于活体器官移植存有争论,法国提倡最好不要用活体捐肾,因为使用活体的捐肾很可能一个病人变成两个病人。在成人活体肝移植手术中(肝很特殊,切除捐献者的一半肝,肝会在几个星期中自动长回来,被移植的肝也会长完整),30%的捐赠者会面临包括死亡在内的多种并发症。美国活体肝移植在2001年达到高峰,有519例,后来由于伦理和并发症等因素,热情消减。  

活体器官移植往往被视为最后的救命稻草。被世界其它国家谨慎对待的“活体捐赠”,在中国真是突飞猛进地增加了吗?我们不知道。只要中共没有真正就2006年前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骇人听闻的罪恶做出彻底的坦白,我们就没有理由相信中共现在的“活体捐赠”中没有包括“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3.中国死刑犯到底每年贡献了多少器官?

2011年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 撰文“在摸索中前行的中国器官捐赠”称,中国目前约有65%的器官来源于尸体器官,这其中超过90%来自死囚,另外35%来自活体捐赠。

我们来做一个小小的计算,看看到底死刑犯每年能贡献多少器官。2008年以后中国每年有一万例左右器官移植,按黄的说法,65%中的90%是死囚,相当于贡献了5,850例。

黄洁夫2008年在《柳叶刀》还发表了一篇文章,“政府政策和器官移植”,里面透露了2000-2002年的数据,每年有6,000-6,500例。考虑到那时候死刑犯数量多一些,可以说基本与上面计算的2008年以后的死囚贡献数据吻合。6,500例是死刑犯能够贡献的最大量,而且应该随时间递减。

那么,在“活体捐赠”还没什么影儿的2003-2006年,器官移植数量从几千例陡增到一万五到两万例,这突然升起的器官移植的蘑菇云又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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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图是根据黄洁夫(中国前卫生部副部长)和石炳毅(全军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提供的数据而勾画出来的趋势曲线。

早在2009年明慧网就发表过深度分析报告,“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说明主要依靠死刑犯器官的模式根本不足以支持中国过去十年来的器官移植发展轨迹。

广义的死刑犯

大陆什么群体遭到“死刑犯”一样,甚至更恶劣的对待呢?从规模上讲,非法轮功群体莫属。一个没有暂住证的大学生被收容所打死,可以引发一场互联网上对当事警察和收容制度进行谴责的网络风暴,进而促成取消了收容制度;而对这场惨无人道、旷日持久、波及千千万万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屠戮,人们却听不到几声回音。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铺天盖地的造谣诽谤让人们对法轮功产生很多误解而漠视法轮功学员的生命,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共极度地掩盖真相,让人们看不到法轮功被迫害的真实情况。

中共口里的“死刑犯器官”,死刑犯指的是什么呢?被中共当作最大敌人的、大量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其实就是“广义的死刑犯”。

4.器官何来:2003-2006年的器官移植大跃进

如果没有江泽民孤注一掷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这一事件的出现,也就不会有法轮功学员作为一种新的丰富器官来源,更不会在中国出现举世罕有的“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热”,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将会走一条非常不同的发展轨迹。中国的器官短缺危机可能在2004年就爆发(而不是在2004年器官移植数量暴涨),人体器官自愿捐献体系的建设可能在2005年就提上了议事日程,而不是要等到2010年。

所以,如果没有额外出现什么大的器官来源,中国从1999年到现在的器官移植数量趋势曲线应该是平缓的。当然,是慢慢向下降,还是慢慢向上升,还是保持水平,取决于死刑犯器官减少的规模与人体自愿捐赠(含亲属活体移植)增加的额度这二者的比较。但是,不管怎样,二者的变化应该是平稳的,那么这个总体的移植数量曲线也应该是比较平稳的,不可能有大起大落。

然而,上面显示的中国过去十几年的实际曲线却不是这样的,在2003-2006年出现了一个暴涨时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是不可争辩的事实,中共对这一段罪恶,一意漂白,只能是罪上加罪。

大量失踪法轮功学员成为被活摘的主体

人们常常谈到劳教所和监狱里给法轮功学员验血,为摘取器官作准备。其实,这只是小打小闹,是中共使用死刑犯器官那一套既有做法在法轮功学员身上的自然延伸(江泽民丧心病狂要置法轮功于死地,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基本权利比死刑犯还不如)。

真正涉及大规模活摘的惨剧发生在“集中营”里。1999年到2001年,法轮功学员反迫害的最主要途径就是到北京上访,到天安门打横幅。江泽民和中共实施株连政策来加以迫害:让家人下岗,让单位领导受罚,让全单位职工都没有奖金,甚至让地方政府部门承担责任,以乌纱帽相威胁。为了抵制中共邪恶的株连政策,从2000年左右起,很多上访的法轮功学员就不报姓名,不报家庭地址。这种抵制株连的做法在当时的法轮功学员中蔚然成风。

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所谓“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就会被转移到其它地方去。那么,这些失踪的学员,去了哪里呢?按照中共的传统,交由军队处置也就是意料之中的了,这些大量失踪的法轮功学员,成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牺牲品。

军队、武警医院和沿海医院是活摘器官的重要推手

器官来源由军队掌控,参与的医院以军方或者与军方有联系的器官移植医院为主,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重要特点。因为军队机密的缘故,外界更难知道事情的全貌。

原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几年内迅速发展,更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成为目前亚洲最大规模的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主任、创办人沈中阳,于2003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在北京武警总医院成立了“武警部队肝移植研究所”,并担任所长。与武警部队的密切联系,是沈中阳所负责的几个移植单位获利于新的器官来源的重要因素。

另一个在大陆器官移植界非常活跃,经常接受各种媒体采访的人物,就是石炳毅。他是什么人呢?他是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全军器官移植中心设立在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也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因为对器官来源的掌控,中国器官移植的主力是军队医院,而军队医院并不归国家卫生部管,而是属于总后勤部卫生部。作为全军器官移植中心的头目,石炳毅可能比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掌握更多数据。卫生部2008年8月启动的“肾移植科学登记管理系统” (CSRKT,www.csrkt.org)的数据中心就是由石炳毅所在的解放军总医院第二附属医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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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共在器官移植上的频频动作,虽然有与国际接轨的积极意义,但是,外界要警惕,看清中共漂白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企图,而且中共说一套做一套是它的常态。只要中共没有停止迫害法轮功,没有对“活摘器官”作出彻底的清算,它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欺骗世界而已。

更多有关活摘器官的详细 内容,请参阅“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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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等曾在国际医学杂志《柳叶刀》(The Lancet)上发表的文章《中国器官移植的政策》。(此图是在原图的基础上,把黑条框所示的肝移植数量用白条框累加到肾移植数量上,并用红线勾画出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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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器官》提出62个证据曝光中共活摘器官


11月13日下午,来澳洲参加学术访问的国际著名人权律师《国家器官》一书的作者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该书的资料收集者玛利亚-辛格教授(Prof. Maria Singh)在纽省议会共同举办了新书介绍和签名会。当天来自不同阶层的人士出席了会议,纽省绿党议员杰米-帕克(Jamie Parker)主持了会议。

帕克议员在介绍时表示,《国家器官》是继《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之后收集新的证据并编撰成书的,围绕此书和纽省相关的问题是,在纽省议会将举行一个和活摘器官相关的辩论,这个辩论会有相当的纽省居民的签名作为支持。

〔录音〕“今天在这里举行的会议是第一步,今天有相当数量的纽省议员参加了这个会议,并听取了中国关于活摘器官的问题,我们不仅听到悉尼大学辛格教授的发言,也听到麦塔斯先生的关于活摘器官收集的证据是真实的,这个问题必须停止。”

麦塔斯曾经研究过二战时纳粹虐杀犹太人的事情。他认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就是犯下了群体灭绝罪。江泽民、周永康、薄熙来等,对他们的处罚应该像对待当年的纳粹分子一样。

〔录音〕“证据是多样的,比如,我们的调查员致电中国的医院,表示希望得到器官移植,询问有没有健康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另外一个是采访曾经在中国监狱的犯人包括法轮功学员和非法轮功学员,他们表示法轮功学员被系统的、全面的进行器官检查,目的不是出于对他们的健康,因为法轮功学员一直在监狱遭受酷刑折磨。第三点是我们只看器官移植数据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在美国之后占世界第一。(不同于美国的是)中国没有一个正常的捐赠器官管理系统。这些器官来自哪里?中国政府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悉尼大学医药锻炼运动科学教授玛利亚-辛格教授则表示,首次接触活摘器官问题是在2007年,她的道德理念告诉她,无论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多么紧急需要器官移植,也不能够杀一个活人将这个人的器官贩卖给病人。
〔录音〕“ 回顾大屠杀时代是残酷的,但是事实是我们可以早点行动起来,目前是互联网和社交网站时代,可以及时唤起成千上万的民众呼应和支持,因此没有理由对活摘器官问题表现麻木。”

会后进行了听众问答。麦觉理电台的早晨节目主持人盖瑞斯-麦可瑞(Gareth McCray)表示:〔录音〕“国际上应该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如果我们只是坐在那里什么都不做这就等于在延续罪恶,罪行会更加显著增长,因此我们必须站出来表达我们的关注,寻求签名支持纽省议会辩论只是一个开始。”

大卫-麦塔斯和《血腥的活摘器官》的作者之一大卫-乔高在过去的3年里,走访了80多个城市和50多个国家,积累了调查资料,他们收集到62个证据证明中共活摘器官的真实存在。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记者叶佩青、宇童采访报道

http://public2.soundofhope.org/node/2997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