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移植,耸人听闻的广告

大陆官网自报器官移植无需等待(二)
作者﹕秋尚

【大纪元2012年10月08日讯】中国器官移植网2012年9月26日发表了《从申请到手术只用3天,吉林男子肝移植手术成功》(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ganxiwen/2012-09/6343.htm来源:新文化报记者杨益)的报导。文章如下:

近日,我省肝移植援助基金在吉林大学第一医院启动,两例获资助患者成功获救。据数据显示,我国30多万肝病患者在等待器官移植,而肝移植是治疗肝硬化等终末期肝病唯一有效方法。近日,为让更多终末期肝病患者获得救治,我省在吉大一院启动肝移植援助基金,首期投入100万元,需肝移植患者,如费用不足,每人最少可获10万元捐赠。

近日,48岁,患肝病多年的韩先生,以及62岁患自身免疫性肝炎的一位女士获得此项基金救助,成功进行肝移植手术。据了解,去年,卫生部、中国红十字会启动了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即DCD的试点工作,我省是试点省份之一。自开展肝移植工作至今,已成功完成数十例手术,居全国前列。据介绍,凡需肝移植的人可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DCD办公室登记预约,等待适合的供体。

评述

看完这篇短文的最明显感受是,这是一则器官移植广告。48岁的韩先生和62岁的女士如何能在3天内完成从申请到手术的全过程,文章里却一句没说,题目如此耸人听闻,内容却又如此不对号,目的只能有一个:强烈吸引那些急需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们。

捐赠是唯一途径

由于人体器官是可遇不可求的珍稀资源,一个正常政府要做的,是宣导民众认识器官移植的知识并鼓励捐赠,不是登广告大力鼓动病患快来接受器官移植。而中国器官移植网的文章恰恰在本末倒置,给人的感觉是,发布广告的医院已经准备了大把的器官,对患者促销,没钱的还有“援助基金”。

肝脏来源

用于器官移植的肝脏来源通常有两种,一是亲属的捐赠,二是有意愿捐赠器官的陌生人意外身亡。只有这么两个来源。需要说明的是,即便使用亲属捐赠的器官,通常也要花费2到4周,才能做好移植手术的必要准备。

术前评估

在门诊的初步评估阶段,通常移植医师会安排病患住院评估,为的是全盘、准确无误地了解患者的情况。一般住院时间为四至五日。住院检查的专案通常应包含:完整的肝功能及肝炎肝癌标记检查、心肺功能检查、肾脏功能检查、传染病筛检、电脑断层摄影、核磁共振扫瞄、肝脏超声波检查等。

为何取消“枪决”而改用“死亡针”

文中提到“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即DCD的试点工作”具体指的是什么?可能很多人还不很清楚。据中共官媒报导,那是“由卫生部委托中国红十字会负责主持的我国人体器官捐献和获取试点工作,即心死亡遗体器官捐献(donation of cardiac death,DCD)”。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今年3月“两会”时称,中国2006年有356万人死于心脑血管等几种疾病,每年还有6万~9万人死于交通事故。理论上来说,这些人都符合成为器官捐献者的标准。

我们要问的是,理论上的标准,当局准备怎样在“今年下半年在全国铺开”的DCD项目上实施;另外,卫生部必须讲清1999年~2012年上半年DCD执行之前十多年间,数万至数十万例器官移植的案例有什么法律手续?如果有,是哪条?如果没有,卫生部怎样解释这些下属医院的违法行为?对器官移植案例可能诞生的超过百亿美金的利益链条是否知情?

其实,1999年以来与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同步发生的器官移植数量飞速攀升、特别是令人发指的活摘器官的事实,说明这些决不会是偶然的巧合。近期世界舆论剑指中共政法委,指明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主政的公检法、武警、监狱系统相勾结,将器官移植系统化,并由法院直接控制。特别要指出的是,中共最高法院把过去使用枪毙处决死刑犯的形式改成注射死亡针的形式来处决“死刑犯”,这一改变并没有通过严谨公正的法律程式予以说明,而仅仅来自于最高法院2001年9月20日《关于开展注射执行死刑工作的通知》。居然一个《通知》就可以改变死刑犯的处决方式,这在法制国家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

从表面看好像只是个法院让犯人怎么“死”的问题,按从不尊重人的生命的中共独裁集团几十年一贯的做法,这点不奇怪,但问题是时间的“巧合”。而刑场枪决恰恰不利于活体摘除器官,“注射毒针”致死“犯人”却可以方便这一犯罪。由此我们可以联想到堂而皇之进口的执行毒针死的“死刑”车。

当局还将《尸体法》中某些部份做了修改,允许法院就地火化尸体。这就更为他们活摘器官做了配套,大开了方便之门:摘完器官、杀完人,一火化,死无对证!去年中共卫生部还在全国范围内设定了164家医院作为有执照的器官移植试点医院,其中有很多犯下活摘罪恶的军队、武警医院和社会医院。多年来它们和王立军的死亡心理研究论文一样,一定依赖死亡毒针进行了活摘器官的犯罪。

他们可以在流动的死亡车上给活体供体注射死亡针,注射后的几十秒到几分钟(因身体素质不同,时间长短因人而异)就发挥了药效。活体供体很快便失去知觉,可是心脏却不会同时停止跳动,就在这个时间段,他们将供体的器官摘走。那么,这个供体就会因为失去器官而彻底死亡。

文中的所谓“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事实是,没等供体心脏停跳就被活摘了器官,受害者随即被装入专用袋子送去焚烧。

黄洁夫曾表示,DCD“成功与否关系到我国器官移植事业的兴衰存亡”。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短短几年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黄的话做了反面证实。

换肝价格

文中提到的“援助基金”非常有诱惑力。希望可以用“省钱”吸引更多患者前来。中共肆意搜刮和挥霍老百姓的血汗钱这已成为它的立党之本了。没有老百姓的血汗钱,它什么都维持不了。所以,“羊毛出在羊身上”,亦或许,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谎言,等患者真的欣喜而来,他可能告诉你,刚投入的100万基金已经用光了,名额满了,您来晚一步,现在有器官,您做不做?总之,任何可能都有,给老百姓一个便宜占是不可能的。做广告骗你来是为赚你钱,哪有给你钱的道理?个把得到“基金”的患者也不过是为宣传做噱头,而且谁也不知道是通过哪个“关系”的硬路子。

事实上,从2007年初开始,中国换肝已呈一条龙服务,包含买肝、医疗、红包、食宿与交通等各项费用,一次费用已高达54万至64万人民币。2007年3月至9月间,中国器官严重“缺货”。以致2008年出现变化,“供体费”(买肝费)涨了五成。海外患者一趟换肝之旅总共要付出130万至173万人民币,其中三分之一用于“捐”给医院和打通官方人脉。付了这份捐赠费(名为“捐款”),就可以拥有“插队”换肝的资格。而这个所谓的“捐款”数目,几乎等同于买一颗肝脏的价钱。

移植广告违背常理

文中最后一句“登记预约,等待适合的供体”,是彻头彻尾的广告词。需要做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从来都有,这也不是近两年才出现的新兴病例。可这种说法近两年才出现。居然如此明目张胆地说出这种完全违反医学常理的话.这句话在医学人士的常识里,无异于说“我们在杀人取器官”。

在活摘器官的罪行、证据被国际上广泛了解之后,中共官方在9月26日匆匆忙忙出来这样一篇短文。给人的感觉是,中共怕国际上对其声讨、怕全球聚焦活摘器官,那样它可能就没有机会再继续活摘了,也就没有暴利可图了。所以,想趁国际声讨之前,赶快能摘多少算多少。心切之极跃然纸上。

说白了,做移植手术本身是正常的事情。可是在中共活摘器官的罪行如此猖獗泛滥的今天,这样的背景下,除亲属的捐赠之外,其余的一切器官来源都太可疑了。“医生反强摘器官组织”发言人迪蒙‧诺托医生表示,“北京红十字会2011年称,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只有37人注册成为器官捐献者。”所以可想而知,所有预约好日期的器官移植手术,所用器官都是不合法的,必定是从活人身体里摘取的。正常的器官移植病案,只有人等器官,从没有器官等人之说。只有中共这个邪恶政权可以干出这种伤天害理的罪恶勾当!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10/8/n3700899.htm

恶魔挥动着手术刀(图)

作者:岳洪晨


沈中阳

沈中阳,国内肝移植领域的权威,现任中国政协第十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长。沈中阳除了有“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等头衔外,还曾先后获天津市卫生局优秀专业技术人员、天津市首批跨世纪青年人才、九五立功先进个人、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十大杰出青年、天津市政府奖、优秀归国人员荣誉称号、全国留学回国人员突出人才奖、卫生部授予卫生界首届突出贡献专家等等头衔。

那么真实的沈中阳是怎样的呢?广为流传的“天津医学十大怪”中第八是这样讲的,第八怪:吸完大烟换肝快(一中心换肝专家院长沈中阳吸毒)。知情人如此评价:“什么狗屁沈中阳就是个骗子,收红包不待眨眼的,低过一万的还不收,而且还吸毒。”了解沈中阳的人说:“那个主刀(就是给傅彪换肝的)就是个吸毒的,只不过他挣的钱够他吸的。”

沈中阳主刀傅彪案例

电影明星傅彪换肝是一个经典的例子,傅彪2004年8月29日被确诊为肝癌,2004年9月3日,5天时间内,北京武警总医院就给傅彪做了肝移植手术,主刀沈中阳。 2005年4月,傅彪肝癌再次复发,4月28日,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就找到了供体,沈中阳又为傅彪实施了一次肝移植手术,此后傅彪回到北京,长期住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直至当年8月30日死亡。。第一次肝脏手术失败后,了解内情的说“傅彪去年(2004年)换肝是错误的,因他正处在乙肝活动期,有些大夫太急功近利了!”

据悉,傅彪第一次移植失败后,家属因为听说给傅彪移植的器官来自于法轮功学员,就追问主刀医生沈中阳关于器官的来源问题。沈答:第一、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第二、这不是你们应该过问的。沈中阳事后还说:“傅彪所患肝癌为第四期肝细胞肝癌,此类患者一般从诊断明确到患者死亡,平均生存期只有3至6个月,亦被称为‘癌中之王’,傅彪进行肝移植,赢得了一年的寿命,比平均生存期已经多延长了半年了。”而傅彪在北京武警总院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先后做了两次肝移植手术。一年里,他饱受了肝癌的折磨和手术、化疗、放疗的痛苦,还被掏空了上百万的家底。特别是第二次手术后,傅彪几乎是在难以想象的痛苦中走到生命尽头的。

移植界有一个“米兰标准”,晚期肝癌不在这个标准之内,因为癌细胞广泛扩散在胆管系统,移植后还会复发。而沈中阳针对此则是说“所以,晚期肝癌(患者),不适合做(肝)移植实际上是对国外规定的误读。”“你有钱,你就有买宝马的权利。”因此大力鼓励有钱人做肝移植,而不管患者是不是适合移植。

移植手术背後的器官活体库

据中国大陆《三肾网》数据,截止到2004年4月,沈中阳主持完成了肝脏移植1000余例,占全国总例数一半以上。至2005年3月,沈中阳完成第 1600例肝脏移植手术,居世界前列。

而从医学上讲,在非直系亲属的人群中,即使器官不完全匹配率是百分之一左右,要找到一个不完全匹配的移植可用器官,一般需要三百至四百的人群作供体配型。这说明,沈中阳在单单04年4月至05年3月完成的600例手术,就意味着至少需要全国各地18万人以上活人作为器官库,才能保证全肝的匹配移植。

而中共的说法是,器官移植来源于死刑犯,中国虽然是全球死刑犯最多的国家,根据最近被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对中共活摘法轮功人士的器官研究的2009年最新取证,2004年到2005年的中国死刑犯在2000人至3500人之间,仅对沈中阳本人的手术移植案例来说,这个人群总量离保证配型成功相距甚远。除非有一种可能是除死刑犯外,有其他的活体器官供体库存在,才能使沈中阳的手术量达成。

另一方面,傅彪的两次肝脏移植手术,第一配型到手术只用了5天的时间;而第二次也仅用了不足1个月的时间。在医学界,器官移植的配型非常困难,在加拿大,找到合适的器官移植平均要等32个月,而美国平均需要2-3年左右,而能在5天或1个月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配型的器官,也说明有一个巨大活人器官库存在,才能保证随时器官配型的成功。

那么这些巨大的活体器官供应库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自1999年后,中国境内有大批的法轮功学员的失踪。据明慧网初步统计,从1999年7.20至今,有 10万法轮功学员失踪。而在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的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中,透过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依然在中国进行着。或许这些种种都证明了沈中阳手术所需要的巨大数量供体的来源。

天津医学第八怪 吸完大烟换肝快

究竟沈中阳到底活摘了多少鲜活生命的器官,或许也只有他自己清楚了,这种屠戮活人的恐惧会将一般人的精神摧毁,而毒品则是麻醉自己的“最好办法”。因此不难理解沈中阳,作为医学专家,为何会走上吸毒的不归路。一个移植专家将灵魂出卖给了名利之后,也只能靠毒品迷幻自己,才能再次走上手术台。

此外,对肝脏移植手术有常识的人知道,完成一次肝脏移植手术是劳动量巨大,极耗体力的工程。香港肝脏移植的权威,有“换肝之父”之称的范上达直言,换肝是大型手术,每每要12小时,以前更要23小时,所以曾和同事说“做一个换肝手术,命都短几年。”

然而,沈中阳却从2004年4月至2005年3月期间,在不足一年的时间中做了近600例手术,平均每天有2至3例的移植手术。如此巨量频繁的手术安排则非平常人所能够支撑,因此必须依靠吸毒来保持精神亢奋和支撑体力,所以天津民间才会有“吸完大烟换肝快”的说法。

沈中阳“海归”之因

从沈中阳的人生道路中,不难看出其对名利的刻骨铭心的贪恋,促使今天的他变成了一个肝移植手术的狂人。沈中阳自1984年在中国医科大医学系毕业后,到 1998年的十多年里,他二次去日本研修,在那里取得了日本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和永久居住权,还在横滨的肝病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期间他到过美国,通过了美国行医执照的两个阶段考试。出人意外的是,在海外给自己趟好了路子的沈中阳没留在日本、美国行医定居,而是选择了回国。但这并非官媒所说的是因为沈的“一颗拳拳报国之心”让他“海归”。

1993年沈第一次从日本回国后,参与完成了天津市首例原位1995年异体肝脏移植手术,沈中阳在众多医生一致反对,以及病人本人和家属极不情愿的情况下,游说多方,最后为一名身无分文,宁可死也不愿再拖累家人的农村肝硬化患者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沈中阳之所以费尽口舌,力排众议,选择这名一贫如洗的患者,从沈中阳贪财毫无医德的口碑来看,绝非出于一个医生挽救生命的职业道德,而是他兴奋地嗅到了这个案例中潜在的使他一夜成名成功的可能性。这个案例就是国内首例肝脏移植的成功手术。当时中国国内器官移植领域仍处在空白期,但中共权贵有需求。此外,他发现移植界一直难于解决的器官供体,在国内有途径搞到,而这是在日本,包括世界上最早开展肝移植手术的美国,都是根本无法提供的绝佳条件。留在国内搞器官移植,因供体不难找,会比国外有更多的移植临床机会,甚至有活体摘取的“优质”供体提供。这是沈留在国内的最重要原因。

第三条发达之路 政治上“染红”

中国大陆对黑社会团伙有一个精辟的描述:黑社会团伙积累了一定实力后,便开始积极谋求“成功转型”,主要是三种手段:一是经济上“漂白”,以非法所得涉足合法行业。二是形象上“贴金”,摇身一变成为冠冕堂皇的“成功人士”、“慈善人士”、“红顶企业家”。三是政治上“染红”,千方百计博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身份,寻求“保护伞”。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

而沈中阳走的就是第三条道。2001年正式成立了“天津武警总医院移植中心”,沈任该中心主任。那时沈已经是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正式职工,担任下属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主任。一中心地方医院和武警医院是完全不搭界的两个系统,更没有隶属关系;沈本人是农工民主党员,一个民主人士被任命为武警医院的一级领导,并不符合中共的干部人事常规的任命。但从中可以看出沈中阳和武警总医院的关系非同一般。在中国的军界和医界,军队医院有“白色731”之说,也就说军队医院往往是为中共高层和军方高层进行非法器官移植服务的地方。在2001年之前,沈中阳和武警总院就已经有了密切往来。沈需要从武警总医院得到做肝移植的肝供体,武警总院则需要沈的器官移植技术指导。

2007年,其主持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派人到德国购买手术室设备,他们不惜重金购买了多套外科手术室设备,来人说,肝移植中心要从原来的7个手术室扩建到 20个。从大量移植中得到大量利润和政治人脉,打通各个关节,到得到种种头衔,当上‘东方之子”、“杰出青年”。最后进入全国政协当上政协委员,在中共的政治系统里有一席之地,进入其集团的核心。

看起来似乎走的是一条“成功转型”之路,但放大一点来看,或许这只不过是中共系统主动的拉他入伙、有目的的把他培养成了活摘器官链条上的一个重要环节而已。

毒瘾驱动下的疯狂手术刀(图)

送个地方,判你十年,没有名没有姓

【明慧网2006年5月28日】

调查线索:武汉法院、看守所向医院出售犯人器官

武汉市同济医院、陆军总医院与公安看守所勾结,出卖健康死刑犯人器官谋利。看守所提前化验死刑犯人的血液,检查身体,确定犯人是健康的,法院向医院出售犯人器官,每个供体获利3万元,看守所获利5000元,医院则向病人出卖健康器官并进行移植手术。医院获利最丰,移植一个器官费用从几万元到几十万元。演员傅彪两次肝移植手术就是在陆军总医院进行的,共花费13万元。

武汉同济医院共获健康死刑犯人供体243人,陆军总医院83人。为了多获供体,同济医院还立了追踪获取供体的公关队伍。

调查线索:送个地方,判你十年,没有名没有姓

辽宁省公安厅本溪教养院所谓的“转化团带队”,有个40多岁,叫郭铁鹰的,2003年曾沈阳马三家教养院女二所综合楼恶狠狠对一名法轮功学员说:“ 你再继续……我给你送个地方,判你十年,没有名没有姓,只有号。”在这名法轮功学员被保外就医前几天,有的恶警说她“你真是个幸运者”,表情怪异。

发稿:2006年0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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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线索:武汉多家医院短期完成众多肾、肝移植手术

【明慧网2006年5月16日】自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并焚尸灭迹”这一灭绝人性的恶行被曝光之后,法轮大法学会和明慧网于2006年4 月4日发起成立“赴中国大陆全面调查法轮功受迫害真相委员会”,并广泛向社会收集调查线索,以下是近日获悉的部份线索。希望善良的知情人继续帮助我们将发生在中国大陆各地劳教所、监狱、医院相互勾结残害法轮功学员的内幕揭露出来,制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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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线索:武汉至少三家医院短期完成众多肾、肝移植手术

自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内脏器官牟利,并焚尸灭迹的事件曝光后,越来越多的老百姓看清了中共阴险的嘴脸,大家都相互诉说着自己亲朋好友生病换器官的事实。在此公布三例。

1、沈某介绍说:她的妹夫孙某于两年前的夏天在武汉市武昌区街道口军区医院做肾移植手术,据说当天共有11人一起做手术。从住院,到配型,到手术共21天。医生说:“如果你们的钱到帐早,手术还可以提前。”沈某说当时有很多换肾的病人等着换肾。

2、李某介绍说:她的表妹前年在武昌区武警医院做肾移植手术,只用了几天就做好了配型和手术。同时,也说到有很多的病人等着做此手术。

3、陈某介绍说:她姨侄的弟弟今年农历新年前在武汉市汉口同济医院做肝移植手术,只用了5天就做好了配型和手术。病人家属都一致表示,以前换内脏需要很长时间,半年、1年以至3、5年,现在怎么这么快?只要钱到帐就可以手术。

从以上的事实,联想已曝光的其它劳教所、医院合谋摘取法轮功学员内脏器官牟利的事实,不难想象武汉市也存在这样的事。在此,我们呼吁全社会通过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多方打听换取内脏的事实,源源不断地将邪恶曝光,让中共邪灵再一次在全世界人民面前暴露其凶残面目。这也是最强有力窒息邪恶的一把利剑!

调查线索:“世界上第一例男性病人换脸术”背后的阴谋

《新浪网》曾有下面的采访内容:

4月14日,西安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成功地为一位30岁的云南傈僳族男性患者实施了换脸手术,这是世界上第一例男性病人换脸术。

记者:换脸手术之后,有人认为可以给自己换张明星脸,有这种可能吗?

韩岩(注:换脸手术的主要实施者之一、西京医院整形外科副主任、教授):这无法做到,因为一个人的容貌还受骨骼的制约。李国兴(注:患者)现在的脸上胡须很多,而他以前胡须并不多。换脸后,既不像原来的脸,也不像“供体”的脸,完全是第三张脸。

记者:寻找合适的“供体”是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韩岩:同卵双胞胎是最理想的“供体”,但事实上这样的“供体”很难找到。这次是一个脑死亡患者捐出的脸,我们和捐助者有协议,不能透露更多的捐助人资料。

我们要问为什么“不能透露更多的捐助人资料”?是不是真的是“与捐助者有协议”,还是掌握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共的保密规定?是死亡者捐出,还是医生谋杀强取?到底哪种人是脑死亡者?中国现在脑死亡法已经实施了吗?回答是没有!所以这地地道道是谋杀!

西京医院整形外科医生全部参与:
鲁开化 李荟元 郭树忠 韩岩(教授)
马显杰 潘宝华 卢丙仑 杨力(副教授)
彭湃 张辉 夏炜(女) 舒茂国 潘勇 宋保强 夏文森

主刀:郭树忠韩岩(教授)

调查线索:谁将是这个小女孩换脸的供体?

据《新闻晨报》报道,“这是一个只有11岁的女孩。3年前,刘方媛的姑姑与她的爸爸在房产纠纷中败诉,遂产生报复念头。一天中午,就在刘方媛准备进家时,尾随而至的姑姑将手里的一瓶硫酸泼在她的脸上。刘方媛的脸蛋顿时面目全非。从此,她被妈妈“藏”在屋子里长达3年。……

在南京军区总医院整形外科,一个由主任医师洪志坚带领的“全面部复合组织异体移植”课题开始了他们的解剖试验,而该课题的直接目标就是进行换脸。刘方媛的遭遇引起了洪志坚的注意,他找到刘方媛的家,将他换脸的试验告诉这个不幸的女孩。

为了能尽快实施中国的换脸手术,洪志坚医师已经准备了两年的课题组现在进入临床准备阶段。“也就是说,找到合适的供体,我们马上就可以做换脸手术。 ”洪志坚告诉记者,他们的技术已经很成熟,按照他的计划,刘方媛很可能成为中国第一个换脸的人。对于为刘方媛实施手术的具体时间,洪志坚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表,因为要根据供体的检测情况最后确定。”

那么这个小孩的供体将是谁?那不可能是一个死刑犯或“脑死亡”的孩子吧?或许是福利院里的一个弃儿,很可能是一位大法的小弟子。南京军区总院为了它的“第一”,在解决一个孩子的痛苦同时,却要剥夺另一个孩子的生命!

长春市第二医院关于移植器官事实的一点补充

为病人做移植器官的医生是:柳主任 电话:0431—8796791

发稿:2006年05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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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的移植外科医生们证实中国摘囚徒器官

[大纪元5月4日讯]大纪元记者萨.亚当斯澳洲报导/中共政权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行径曝光后,澳洲医学界震惊,公开谴责这种做法不道德和“令人难以容忍。”

布里斯本亚历山大公主医院肝脏移植部主任林奇教授说,“(在中国)毫无疑问有数量巨大的处死囚徒正在被当作器官捐献者。”他说,“这是一个伦理道德问题,当国家这么做时,它就像是‘最终征税’,一旦死亡,你的身体已经不是你的而是由国家决定。”林奇教授说,他已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大量思考,他觉得这是中共政权的问题而不是医生们的问题。“问题存在于中共政权的伦理道德操守。”

林奇教授解释说,在亚历山大公主医院有一个提供给国际移植外科医生的培训中心,近几年来,他接收到大约60份来自中国学生的申请。“不管什么时候我们收到(来自中国的移植培训)请求,标准的回覆就是,你必须是自费、你必须携有你医院和当地或省级领导的信,说明你所学到的任何技能不会用于处死囚徒的器官移植上。

“我想只有三个人提供了这种保证,而其余的我再也没有听到回音。”

林奇教授表示,直到他到中国天津移植医院做客座讲师后,他才完全明白为什么。林奇教授说,“我问他们与脑死亡相比较,被处死的器官捐献者的比例是多少?他们回答,在中国使用脑死亡捐献者的器官是非法的,所以实际上所有的捐献者都是被处死的囚徒。”

虽然中国政府告诉西方医疗当局所有被处死的囚徒都签署了(捐献)同意书,但林奇教授说,在天津医院,绝没有一个医务人员提及过任何‘已征得同意’的书面文件。

澳洲的移植外科医生们已经证实处死囚徒的器官在中国被用于移植,并公开谴责这一行径。来自布里斯本心、肺、肝和肾脏移植部门的几位外科医生告诉(澳洲)大纪元记者,在中国(器官移植)实质上不用等候,因为器官来自于死囚牢中的囚徒。一位医生说,“(器官)接受者会得到捐赠者的积极匹配,而捐赠者却还活着,”他补充道,这种做法“令人难以容忍。”

负责布里斯本查尔斯王子医院心脏移植部的嘉弗尔斯基(George Javorsky)教授也对中共的行为表示谴责,他说,想一想任何囚徒,且不说那些可能是为了精神或政治信仰被关在那里的人,都会被当作违背他们意愿的(器官)捐献者,真是“太可怕”了。

嘉弗尔斯基教授表示,他想知道为什么这么多年后中国的器官贸易问题突然展现在公众眼前。对此,澳洲纽省法轮大法协会会长戴勒(John Deller)表示,他认为是因为在全中国有成千上万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被虐杀,器官被摘取。在1999年法轮功被镇压之前,估计有7千万到1亿的中国人修炼法轮功,戴勒解释说,镇压之后,法轮功学员们被强迫关押在各个劳教所中,虽然很难获得中国正在发生的情况资料,但是从澳洲的华人法轮功团体那儿获知,数千中国法轮功学员已经失踪。

“证实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关押非常困难,”戴勒说,“数字可能在20万到200万之间。”“令我们关心的是仍然下落不明的(法轮功)学员的惊人数量,而他们都不在已知的劳教所里面。根据我们获得的资料,(中共)还建立了其它的(集中)营,但是有一点是清楚的,来自网站和第三方的器官移植手术数量远远超过处死囚徒的数量。”

澳大利亚与纽西兰移植协会(TSANZ)发言人麦克唐纳德(Peter Macdonald)教授说,他们的成员会毫不留情地“反对把处死囚徒的器官用于医疗移植。”TSANZ的声明和英国与国际移植协会(BITS)的声明完全一致,BITS最近发表了一份公开声明,谴责中国的器官贸易。

身兼悉尼圣.文森特医院移植部主任的麦克唐纳德教授表示,他除了从同事那听到的情况外,对中国的移植细节情况并没有特别的了解,但是他和TSANZ的成员会联合起来反对(这种移植)因为“这是没有职业道德的行为”。
大赦国际估计,中国去年执行了1770例死刑,但这个数字只是基于“公开报告”,在中国“施行死刑的正式国家统计数字是保密的” 。

据悉尼晨锋报报导,中国政府声称在中国一年进行了大约2万起肾移植,而且这一数字还只是针对国内患者,不包括对外国人的手术,这意味着有更多的移植发生。
的确,(中国)似乎不缺乏器官供应,国际互联网上许多英语网站都在招揽外国人到中国去做器官移植。中国国际移植网络协助中心 (the China International Transplantation Network Assistance Centre)的网站上就这么写着,“可以立即找到内脏供应者”并声称“在这(器官)要比在其它国家安全和可靠,在其它国家器官都不是活体供应。”

戴勒说,法轮功团体已在世界范围内积极地提请人们关注中国器官贸易的‘繁荣’。“我们关心的是有数万法轮功学员正被关押着充当(人体)器官库。这非常令人震惊,但是这是我们所相信的,我们真的希望那些关心人权的人们(帮助)揭露这些事情并前去中国调查。”

http://www.epochtimes.com/gb/6/5/4/n1308218.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