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批韩国人赴天津移植器官 黑幕重重

大纪元2016年11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综合报导)近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韩国首尔的一个活动上引述港媒报导表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接收的韩国器官移植患者数量惊人,曾在“3年间共接待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患者,其中韩国患者达3000多名,其它国家患者约1000名”。

麦塔斯和另外两名调查员大卫.乔高、美国独立新闻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中也对这方面的信息进行了披露。

调查发现,天津中心第一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护士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满足大量韩国病患的需求,该医院已经把12层医院大楼的4~7层改为专门的移植患者病房;并且借用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作为韩国患者的住院区;还同时将一家附近酒店的24~25层改为韩国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即便如此,床位依然短缺。

他们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引用了2006年发表在《凤凰周刊》一篇题为《全球器官移植大调查》报导的相关内容,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

从2002年开始,韩国前往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患者负责人说:“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

从韩国首尔到中国天津,坐飞机仅需要1个半小时。韩国《朝鲜日报》披露,2004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左右。由于韩国患者众多,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甚至聘用了一些会说韩语的朝鲜族外科医生和护士。其他医生也能流利地说出一些诊治所须使用的韩国话。

据大纪元驻韩国记者站报导,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IAEOT)理事金滉镐表示:“据我们调查,韩国至今仍有个人或团体向中国输送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接受器官移植的韩国人在网上建立了‘同好会’,有时上面还公布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后回来的韩国人数。今年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例子已经在网站上上传,去年是至少21名,今年目前上传了2名。”他强调,“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通过别的中介去天津市第一医院的人可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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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带领韩国患者赴中器官移植的中介团伙头目(中)从中国回韩自首,在机场被捕的场面。(韩联社TV截图)

《凤凰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移植外科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

有患者家属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手术后出院的患者提供的器官捐赠人记录表上,捐赠人死因写的都是“急性脑损伤”。面对《凤凰周刊》记者的提问,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本人对此不置可否。

除了担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兼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于2003年成立,由武警总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共同组建。

据隶属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网报导,从2000年开始的两年中,沈中阳团队的肝移植总数从24例增长到209例;而从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时间。

中共武警和军队医院系统不隶属中共卫生部,而是受军委管辖。据官方资料记载,沈中阳移植团队2004年完成肝移植总数居全球第一,肾移植总数居中国第一。

北京武警总医院网站这样介绍沈中阳:2001年在北京组建“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目前,沈中阳仍保持国内肝脏移植手术总例数最多等多项纪录。这个网站还曾登出一张沈中阳身着武警军官制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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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沈中阳穿武警制服上电视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外界认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拥有充足的器官来源主要与沈中阳的准军方头衔有关:凭此可以无阻拦地进入关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场所检查或摘取器官。

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向英文大纪元表示,他认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主要器官来源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共军方和强摘器官之间的关系。2014年8月12日,葛特曼的新书《屠杀》英文版正式公开发售,他当天在美国华盛顿DC接受中文大纪元采访表示,中共军方医院站在活摘人体器官的最前线;军方医院人员早期强摘维吾尔人、新疆人士的器官,在1999年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后,中共开始大规模地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葛特曼说,军方医院是“强摘器官的通道口(vent gutter)。” 他还表示,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这些人彼此不认识,但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通常是军医来接触他们,“ 军医在现场出现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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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披露中共军方、警方出现在行刑现场的图片。(李辰/大纪元)

布会上披露,2012年3月20日,大陆收索引擎百度突然解禁“活摘器官”和“王立军活摘”。

王立军是警察出身,曾先后任辽宁省铁岭市、锦州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治委员和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从没有医学背景,但创办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从事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并因此获奖。王立军发表获奖感言时透露,他的团队进行了几千例的人体器官摘取。

葛特曼在几年的调查中采访了很多从中国大陆来到泰国、香港、台湾、澳洲、加拿大、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很多因遭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

葛特曼通常并不让受访者知道他在做器官强摘调查。一位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女法轮功学员向葛特曼讲述了她在大陆狱中的故事,一再强调她所遭受的酷刑。实际上,这位老妇人看到葛特曼对一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体检如此有兴趣,她甚至感到有些恼火。

正是受访者的这种自然流露,让葛特曼感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黑幕,因为他感到这不是一个医生进行的正常的体检,医生看起来是在处理一具新鲜的尸体,医生只对血型、脏器和眼角膜等感兴趣。葛特曼回忆道,他记得当时那一刻,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冷意席卷了全身。

在后来的调查中,很多受访者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葛特曼的内心的担忧--强摘器官真实存在,并且广泛进行。很多法轮功学员不仅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有的甚至是在家中被强制采集血样,被提取组织匹配样本。

如果用“抽血”和“天津”作为关键字在明慧网上进行搜索,可以获得不少结果。以下仅举部分案例:

天津市大港油田一中的高中教师贾文广女士在其控告江泽民书中表示,她曾被关押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与河北区看守所,在被关押期间她多次被抽血;但是她发现,抽血对像仅限于法轮功学员,刑事犯是不用抽血的。

天津优秀会计师、法轮功学员赵树霞在2016年新年期间,因在街头悬挂了一个向民众拜年、传递法轮大法真相的条幅而被绑架。赵树霞后被非法关押于天津南开分局看守所,在看守所,她被强制抽血。

2007年11月9日,明慧网发表一篇题为《我在天津女子监狱所经历和看到的迫害事实》的报导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队是三队,三、四、五监区都有法轮功,除了包夹人外就是个别刑事犯,每个监区三队的队长都单独把法轮功学员叫出去,化验尿和验血,没叫刑事犯。队长说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女子监狱距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只有30多分钟车程。

法轮功学员滑连有曾回溯2013年6月他在天津滨海监狱被抽血的经历,滨海距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车程约47分钟。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也在法轮功学员进行验血,从双口开车到天津这家医院约半小时。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只是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缩影。至少有700家以上的中国医院可以进行器官移植。

根据麦塔斯、乔高和葛特曼3位调查员的调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10万例;法轮功学员是被强摘器官的最主要对像。

责任编辑:高静

新唐人:目击者曝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魔鬼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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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击者曝光天津第一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量活摘器官,是一家施行〝魔鬼暴行〞的医院。(网络图片)

新唐人2016年07月15日讯】我是大陆的民众,一个偶然的机遇,我曾经在天津第一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工作过一段时间,对中共这个恶魔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我的经历也许会给那些仍然参与迫害法轮功或良知尚存的同胞们一个不可多得警醒。

中共利用各种手段把器官移植当作买卖做

好几年前,我走进了天津市第一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的第七层楼,那时中国接纳了大量到中国来做器官移植的外国患者,我当时被介绍到这个移植中心从事一些相关工作。由于在这个医院里需要做器官移植的人数多,又是在中国,这个医院也被叫作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至今仍然是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关于器官移植的媒介,完全是地下的黑箱操作。我所接触的大概有这么几个渠道。

一个是利用中间商。韩国有个最大的医院,一个有着博士学位的著名医生,他和中国的一个男性朝鲜族人互相联系沟通。韩国的博士医生把需要移植器官的患者交给这个人,这个人再通过关系把患者交给天津的这个医院,实际上当时在器官移植方面不是国与国之间的联系,而是以黑社会化的中间商为互动的纽带。这些来中国换器官的,以换肝换肾的居多。来做移植的人几乎都是外国人,韩国人最多,也有日本的,台湾等地的。

二是在国外聘请医生。有一个韩国人,因为中国做移植的医生不够用,中国的某医院就把他从韩国高薪请过来。他告诉他在中国的同行,说他有两个户口,一个是韩国的,一个是中国的,无论我在国外和国内我就是中国的一个合法的公民。不知道这个有着双重身份的韩国医生的手上究竟沾了多少中国人的鲜血。

三是利用名人拉广告欺骗诱导患者。在我接触的韩国人中,有个人告诉我,他们是看了中国的一位叫做傅彪的影视演员做的广告来中国的。经了解知道,在二零零四年八月二十六日,傅彪到北京309医院肝胆外科就诊,二十七日确诊为巨大肝癌。九月二日在北京武警总院移植研究所接受了肝移植手术,其主刀医生为沈中阳,该人被媒体宣传是中国〝第一把刀〞。沈中阳是北京武警总院移植研究所和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两家医院的负责人。仅一周的时间就等来了肝的供体;二零零五年四月,傅彪肝癌复发,四月二十八日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仍然由沈中阳操刀二次为其换肝,八月三十日傅彪去世。

二零零六年三月,沈阳苏家屯地下集中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黑幕首次曝光,实际上二零零二至二零零五年间是中共江泽民之流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高峰年,后来得知,有文章披露沈中阳用活人做换肝实验,被〝实验死〞不少人。

后来有人提供线索,说给傅彪换的两个肝,是来自山东的两位法轮功学员,他们的肝是被沈中阳活摘的。

傅彪两次换肝只活了一年的时间,傅彪去世的日子是二零零五年八月三十日,可是二零零六年韩国的一些患者仍然是看着听着傅彪为移植做的广告来的,他们不知道傅彪已死,中国人都知道。这是中共对世界换肝族的莫大欺骗。

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人体器官聚集地

我所接触的患者中的一个韩国人,在聊天时告诉我说:中国的医生做器官移植的技术基本上都是在日本学习的,日本这方面的技术是很不错的。

当时在天津器官移植中心我们知道的有一个郑姓的〝肝〞博士,还有一个宋姓的〝肾〞博士。他们两个人在肝移植和肾移植手术中手把是最厉害的。他们的技术就是在日本学的,他们的工作似乎不固定,有时他们今天在中国做手术,明天坐飞机就去了日本或什么地方,始终是这么来回跑。

为什么外国人,特别是韩国和日本人都到中国来做器官移植?他们说:其实,不是我们的技术不够,我们的技术绝对的都超过中国,最关键的是我们那里在很短的时间无法等到供体。日本也好韩国也好,等一个器官最长的要等上十年左右,短的也需要五六年。有的患者器官没有等到呢人就死掉了,获取一个器官没那么容易的啊。象这样的事我们整个团队里都知道,他们的患者也都这么说,他们知道外国人几乎都到中国来换器官。中国供体真的是很多的。

这里做移植的医生都是三个人一组,多少个组就不知道了,都是整夜整夜的做,翻译就跟家属坐在走廊的椅子上等,肝移植要十几个小时的时间。

据《中国青年报》二零零四年引用一位人大代表的数字表示,中国每年判处的死刑并立即执行的人数约有一万人。

二零零六年五月八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宣布发起独立调查并指出,自一九九九年中共镇压法轮功以来,有四万一千五百个器官移植手术的器官来源无法解释。截止二零零五年,中国提供的器官移植案例近六万例,比过去五年成长近三倍;这些器官的取得都非志愿捐赠,而是来自移植库。报告中称,活体移植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说法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

国际医学专家分析认为〝中国一定存在庞大的地下人体器官库,甚至活摘器官库〞。

经过持续的曝光中共对信仰法轮功的学员被军队、警察和医院的医生在人性良知被党妈洗脑魔变后,为了身名利益敢于公开杀人牟利,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了。至今尚有十万以上人数失踪。

患者的震惊和感慨

我接触的患者中,基本都是换肝和换肾的,换肾的如果没有供体的排斥反应基本上短时间就可以回家了。一般情况下在医院里等待供体的时间,有的只有两天就等到了,有的要十天半个月,他们都说太快了。

一位换肝的韩国人,这是我接触的患者中等的时间最长的,正值二零零六年中共活摘器官被大面积曝光的时间,对于这种公开杀人的恶行它们不得不收敛。这位患者等了一个月的时间。那天医院突然通知我们去武汉,我们立马坐飞机到了武汉,想不到器官移植早已网路化了。在武汉做的这个肝移植是很成功的。患者和他的家属都很满意。就要回韩国了,他的妻子是有信仰的,他们夫妻俩让我跟医生问一下供体的提供者是谁?他说:虽然我花钱换肝,(移植肝大约得三十万到五十万元人民币)由于有了他的供体,使我身体健康了,它延长了我的生命。我想知道到底是谁给我提供的供体,我得感谢他家属,想给家属一些钱或送他们什么需要的东西,我确实太感谢了!

可是我知道,在我们来做工作之前就有人告诫过我们:做工作就是做工作,不要乱打听事情、对患者也不许瞎说……

当时我们根本也无从知道供体的来源,根据患者的要求我就想满足他们回国前的最后一个愿望。患者和他的家属是不知道有这些规定的。我知道不让问,但是我还是给问了。医生回答我说:你想问供体的家属是谁?这个连我们都不知道的,根本都不可能找得到的,谁也不可能告诉,没有这方面的记载。

我如实的把医生的回话告诉了那位患者及他的家属,他们感到很震惊。患者对我说:国际上要是换肝换肾是有规定的,国际法要求提供供体的本人和家属都得签字的,签字时要本人的手写体的,手续都必须是按要求填全了,要不医生都得受惩罚的。在韩国做移植,你的器官是谁的大家都知道的,这是公开的合法的嘛,因为他本人都同意的嘛。要本人签字、父母签字,你才能得到这个供体的。

当时我们基本上都不懂移植方面的国际法的,他们说:为什么做移植得有国际法呢?要是移植方面没有国际法的话,一个器官三十万到六七十万这么多钱,那样会造成不法人员更多多的杀人了,必须有国际法的,没有国际法世界就乱套了。不挣钱他还杀人呢,挣钱他就更杀人了。

登机前他们必须带一份医院开具的证明,证明他刚刚手术,做了什么样的器官移植,还要注明提供供体的是谁,什么地方的人,家属是谁?还要本人亲笔签字的。要不那个飞机是坐不了的,他们说这个事情医院应该是知道的。

患者就要登机了,我送他们到机场,好像他们乘坐的飞机不是普通的客机,而是双层的专用机。

最后这些患者手里拿到的证明是统一列印的,基本都是,男30岁,供体来源一栏都是:死刑犯;只有名字不是一样的,是瞎编的。

器官移植后所见

我们遇到的就是有一定数量的患者有排斥反应。器官移植不是谁都能做的。有的器官移植不成功,人当时就死去了。有的有着强烈的排斥反应;有个男性患者到医院前是个很正常的人,做了器官移植后精神就失常了,在病房里光着身子跑啊、跳啊、喊啊;还有一个女性移植器官后生理上很快发生了变化,她的嘴旁开始长胡须了,说话声音变的粗声大气的,脾气也变得男性化了,明显的是个男声;这些也绝不是个例,我在那里工作的期间,时不时的就有这样的患例发生。当家属问医生怎么会这样?医生却说是药物的不良反应。

那些家属也很无奈,他们复杂的心情真的是难以言表……

我之所以不继续做这个工作了,是因为我当时不知道那些外国人花大价钱移植到自己体内的器官,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们太善良了,根本就想不到在诺大的中国,那些被利欲熏心的人也是被为祸国人六十多年的中共这个魔鬼恶党所洗脑,把一个个白衣天使轻易的变成了杀人的魔鬼,这样的事情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所以我回家了。

后来我买了电脑,得到了法轮功修炼者的器官被中共活摘的各种信息,我做着我该做的,向世人揭露迫害真相,让那些还有良知的人脱离魔鬼的束缚。

二零一五年五月,中国法轮功学员以放下生死救赎人类的大善之举,二十七万人实名控告起诉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所犯下的酷刑罪、反人类罪和群体灭绝罪等国际重罪,这无疑是一个天象的变化,江泽民到了它杀人害命的终极时间,它必须面对它所做的一切。

最近,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voice vote)〞的方式一致通过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人士的器官的肆意摘取贩卖。

十七年来,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了灭绝人性的数百种酷刑,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高额牟利这种魔鬼的暴行,必须立即停止,不能让其在全人类再度蔓延。这是每一位海内外同胞共同的责任!

文章来源:作者 新唐人独家首发,转载和引述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明轩

【大纪元】天津移植中心病患床位泄漏的秘密

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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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黑幕已经被撕开,大量确凿证据和重要线索陆续曝光,黑幕口子被越撕扯越大。(新纪元合成图)

大纪元2016年03月30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为新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委市政府花费了1.3亿元人民币(约2,000万美元)。虽然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伴随着巨额浪费,或用来为当地经济数据撑门面,并不产生效益,但东方移植中心大楼却是个例外。新楼建成后马上就投入使用且高负荷运转。这一情况来自“中国建筑改造网”,该网提供中国各地建筑与修缮工程的详细数据。

关键的证据来自天津建筑设计院的一份22页的PDF文件,任何人只需在该网进行注册即可下载,内容涉及2006年移植大楼竣工后即开始、2008年完成的改造工程。

接上文

移植中心建筑工程资料提供的线索

该文件2009年10月被收入中国建筑改造网,从第13页的一张照片判断,文件完成于2008年底。这项工程据称主要针对医院主楼、门诊楼和急救病房(不涉及移植楼),宗旨是“强化节能效果,提高病人舒适性”,门诊大楼还加盖了一层,从三层变成四层。不过,文件中却包含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医院每天平均门诊量2,000人次,床位使用率达到86%,其中肝肾移植病床的使用率达90%以上。”

“天津一中心”用于移植部的床位总计500张,均位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虽然当时该院的病床总数为1,200余张,移植病人在专用病床紧缺的情况下可以住到其它病房,但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考虑,这里只利用两个数据:移植专用床位500张,年使用率90%。

也就是说,每天都有450张病床住着移植患者——他们或许是来做肝或肾移植,或是移植其它器官和组织。

医院针对外国患者的广告显示,器官旅游者的住院时间可能在一两个月之间,取决于等待供体的时间,以及术后静养所需时间。

但其它资料显示,实际住院时间很可能更短。比如,2007年两名加拿大调查员在采访器官移植旅游者时,获知住院时间只有7天。一名北大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称,住院时间平均为两到三周

如果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一个月,则2006年末到2008年末该中心的移植手术数量应为5,400例;如果病人留院两个月,总数则将是2,700例。

外界不太可能获知该院患者实际的平均住院时间,但为本文做顾问的西方移植外科医生认为,这里描述的情况是合理的。

新移植中心床位的高使用率是否只是开张两年内的“一时红火”?不是的,根据其它报告,这种情形很快成了常态。

另一个有关移植中心床位使用情况的数据采集点,来自北方网2014年6月25日对该院的简介。文中写道:“2013年,我院根据发展的需要,调整了医疗资源与扶持政策。增加编制床位300张,总床位达到1,500张。病床使用率131.1%……病床使用率同比增长5.7%。”报告中没有说明床位使用率怎么可能超过100%,但在中国的医院里,经常有走廊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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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床位增长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2013年,该院增加了300张床位,总数达到1,500张。不同科室的病床分配也有所调整,包括器官移植中心在内,不过简介中没有具体说明分配到各病区的床位具体是多少张。

由此,很难知道2012至2013年间这1,500张床位或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原有的500张病床中,有多少用在了器官移植上。但病床极高的使用率则没有变:从2009年的90%,达到2013年的131%。

这一比率在窜升之前是一度暴跌还是缓慢增长(如官方给的移植数据那样)不得而知,不过,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逐步增长。

到2015年7月,该院又在新址开始了新一轮扩建,包括每天能接待六七千人的门诊部、每天能接诊1,200宗的急救中心、能容纳2,000辆车的地下停车场,还有直升机停机坪。新建筑定于2017年底竣工,将设2,000张病床,有多少将用于移植还不清楚。

真假难辨的数据

频繁的各种扩建活动提示著怎样的移植数据呢?

前面提到关于该院2006年后移植总量的唯一官方数据有两个:到2010年累计器官移植总数为5,000例;2014年累计近1万例。通过两个工整的线性增长数字,该院要外界相信,在2006年移植中心大楼投入运营、增加500张床位和先进的设施之后,其移植数量并没有大幅增长。

但事实描绘出的则是另一番景象:韩国器官移植患者中间传说,医院的入住率远远超过了接待能力。建筑工程记录显示了2006年之后持续增容的需要;而100多名医生中,仅几人的手术量加起来就已近万。

按照2007年到2013年末该中心500张病床占用率一直接近饱和甚至超出负荷,平均住院时间一个月来计算,保守估计移植总数为5万例左右。考虑到许多未知因素,实际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进行粗略估计。大纪元制作了一个表格来标示估算出的移植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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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形图中,官方公布的肝脏移植总量标示为红色,据床位占用率的官方数据、取一个月的平均住院时长估算出的肝肾脏移植手术总量标示为橙黄色。(大纪元制图)

而即便是最保守的估算,也比15年1万例肝移植的官方数据高得多。数字本身已经难以解释,而由床位使用率简单推算出的移植数量之高,更是任何已知器官源头都没法解释的。

当然,医院改造工程的文件中是否编造数字,这一点无从得知;只是,医院有什么理由要在市政府资金已到位、工程已完工的情况下,向全国建筑数据库提交捏造的数据呢?建筑面积和床位数量是有形的基础设施,数据很难伪造;而床位占用率方面,据以上两个官方信息来源,从2006年底到2013年年底一直呈上升之势。

不过,这样的估算也面临诸多疑问,比如,由床位占用率提示出的“死刑犯”人数并不准确。考虑到给亲属捐出一只肾既不会致命也不违背伦理(“天津一中心”的移植手术肯定也包括这种形式),器官受者和“死刑犯”供者的比例很可能不是1:1。一个病患可能接受来自多名供者的多器官联合移植,一名“死刑犯”供者也可供多个病患做器官移植。

考虑到复杂的变量和多个未知数,要准确给出有多少“死刑犯”为满足“天津一中心”移植产业的需要而被用为供体,是不明智的做法。但无论数字多少,所提示的讯息都是相同的:为满足需要,一定有某个神秘未知的器官供体来源。

死囚无法掩盖器官来源疑团

据中共官方解释,中国这些年来唯一可靠的器官来源就是死刑犯。

2015年1月8日,大陆“健康界”网站刊出对黄洁夫的专访,这位中共器官移植政策发言人承认:“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建立一个国家器官捐献体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9年,中国公民自愿捐献仅120例,中国成为世界捐献率最低的国家。”

在中国,死刑犯的人数属于国家机密,没有任何公开数据,不过第三方机构早已在进行估算。据设在美国、以中国为关注焦点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估算,移植手术数量受质疑的这些年中,每年死刑犯人数在2,400至12,000人之间不等。

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全中国一年的死刑犯有6,000名,在天津处决的人数约合42人(按天津市700万人口进行等比例分配);如果是5,000名,天津就只有35人。然而,由于血液指标不健康、吸毒、年龄以及其它原因,许多囚犯并非合格的器官捐献者。

中共官员和逃亡海外人士的大量证词已表明,执行死刑的程序涉及当地法院和监狱,他们与当地医院及医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关系。中共官僚“封地”的一贯做法,意味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不太可能从其它地方随意调用死刑犯。

特别是该院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孤立现象:几十家、甚至几百家中国移植医院都在开展移植医师培训、兴建新设施,并且标榜在短期内能为受者提供新鲜器官——等待时间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

据党媒新华社2014年报导,过去几年中中国有600家医院在争抢供体来源。所有这些移植中心都需要器官。同一时期,各个医院网站上出现招揽移植生意的广告,标榜供体器官质量极佳、等待时间极短。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广告,大部分在2006年之后逐渐从网上消失。但有些网站仍然持续作业,其中专门为天津一中心招揽顾客的www.cntransplant.com一直到2014年才被关闭。

此英文网站2008年存档页面直言不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器官供体来源还算是充足,这是事实。”这明显是在招揽外国移植游客。

网站上给患者提供的指南列出获取器官的简单步骤。首先是不需要排队等器官,患者只需通过电子邮件发来文件,付500美元,即可登机前往医院。最后一道程序(第九步)是“入院后接受仔细体检,在等待供体期间(需一个月左右)会得到很好的护理”。

同时,该网站的中文登陆页面则标榜只需等待两周。

网站的另一板块采取问答形式。问:“抵达医院时需要办哪些手续?”答:“一旦你的数据入库,医院就会开始在中国各地搜寻匹配的器官。”

“仅只这一行字就太令人震惊了。”悉尼大学教授、医生反强摘组织董事会成员玛丽亚‧辛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会全国上下地帮你搜寻器官,”她接着说,“搜器官?在没有捐赠者登记体系的情况下,在全国搜寻器官捐赠者。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们绝对是在寻找为给你做手术要杀的人。这太离谱了,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的确,一部描述中国移植黑幕的获奖新纪录片就以“难以置信”(Hard to Believe)为题。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医学伦理系的创建人兼主任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博士解释了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天壤之别:“在美国,在欧洲,你必须先死去才能成为器官捐赠者;在中国,他们会把你弄死。”

要实现超短的等待时间,就只能从事先筛选过的供体库中快速寻找各项指标匹配的供体,用死刑犯或良心犯做供体库都有可能。

而在涉及到疯狂暴涨的移植数量时,单单死刑犯根本无法满足这家天津医院的旺盛需求。认识到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第一步:如果器官并不来自于自愿捐赠者或死刑犯,必定还有其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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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最大医疗中心——特拉维夫大学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学会主席亚考布‧李维(Jacob Lavee)博士。(Alex Ma/Epoch Times)

对于近一两年中共所宣扬的完全以自愿捐献为供体来源的说法,以色列器官移植学会主席、特拉维夫大学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亚考布・李维(Jacob Lavee)博士提出质疑:“稍微熟悉一点全球器官捐赠发展趋势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辞:一个庞大且完善的使用死囚的器官供体库,在一年之内就奇迹般地被自愿捐赠者替换。”

李维博士在电子邮件中接着写道:“如果所用的正式行刑的死刑犯器官真的减少了,在天津和中国其它地区显然正持续进行的大规模移植,必定有不同于官方说法的器官来源,(中共官方)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以此为突破口,不少调查人员指控中共正在进行一场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的秘密大屠杀。配合成卷的其它证据,调查者们描述了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医生与刽子手狼狈为奸,器官摘取手术本身就是杀人的手段,切取新鲜器官后须放掉血液,才能进行灌注保存。

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最早的一份调查报告发表于2006年,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是两位作者之一。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这项调查意在提出问题,它并不能回答问题。但它确实让人对既定答案提出怀疑。”#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宪义

【大纪元】“亚洲最大移植中心”窜起的背后

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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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手术的实际数量比官方宣称的多出许多倍,供体来源未公开。据调查,这些器官似来自中国劳教所里的良心犯。(Rob Counts/Epoch Times)

大纪元2016年03月30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 2005年3月17日,天津第一中心医院院长、北京武警总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在武警总医院主刀一例肝移植,“这是他所进行的第1600例手术”,央视《东方时空》如是报导。转年天津市政府出资新建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大楼投入使用,自称“亚洲最大”,500张移植专用病床利用率几年来持续九成以上。沈中阳的肝肾联合快速切取灌注技术获得中国实用新型专利,沈中阳本人被称为“中国移植业的开拓者”。

沈中阳的移植事业建筑在成堆的尸体之上,这些尸体从哪里来?

中共媒体对沈中阳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报导大都对供体来源问题避而不谈。中共官方的解释称,移植所用尸体器官仅来自正式处决的犯人。这一说法要站住脚,移植数量和处决人数需大致对应。按照天津人口占全国人口的比例及国际组织对中国死刑人数的估算,天津每年的死刑犯应该只有40人上下。而“天津一中心”,这个自称“全国最繁忙器官移植医院”的移植手术例数却远远超过这个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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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医院资料图)

大纪元对过去十几年中共媒体报导和移植中心网站公开透露的数据进行分析,估算出“天津一中心”移植数量之高,足以质疑中共关于器官来源的说辞。在没有捐献系统的中国,医院用于移植的绝大多数器官并非来自死刑犯。“天津一中心”现象在中国大陆器官移植行业中具有普遍性。

多年来,不少人权调查研究人员已申明观点:受迫害的法轮功修炼群体很可能就是器官来源。“天津一中心”的例子所显示的悬殊数字差距,连同不断涌现的各类旁证,进一步印证著这些研究人员的观点。而中共当局对这个指控从未给予明确应答。

本文将分析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6年前后对其移植数据从公开到封锁的动机,利用医院在同一时期新建、扩建的记录,估算实际移植例数,从一个方面呈现这种为牟取暴利用医学方法有组织地大规模杀人的罪恶;同时列举国际医学界专家们对这个问题截然不同的反应,以说明中国移植器官来源问题实为21世纪人类道德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跛足起步到疯狂膨胀的移植业

90年代的中国,器官移植业处于休眠状态。移植对患者是免费的,因为手术风险太大,愿意接受移植的患者非常少,而器官供体更是稀缺。沈中阳的移植生涯就是在那样的大背景下跛足起步。

1994年5月,沈中阳幸运地遇到并说服一名患肝硬化大出血的37岁农民工接受肝移植,这在后来的媒体报导中被称为天津的第一例成功肝移植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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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资料照。(看中国)

然而在随后几年中,沈中阳再没有类似的好运,从1994年5月到1998年8月,未见任何肝移植报导。1998年9月,沈中阳在日本进修一年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回到天津一中心,据说是自己掏腰包10万元人民币组建器官移植科,到当年年底,完成了7例肝移植手术,转年(1999年)完成24例。这在当时来看可以说是不小的进步了。

然而从2000年起,可供移植的优质器官突然大量出现,中国各地器官移植手术量直线上升。在随后的十年中,沈中阳在中国器官移植业内更是名声大噪。

查询那一时期的大陆媒体报导,不难找到有关“天津一中心”移植例数的报导。据隶属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网报导,从2000年开始的两年中,沈中阳团队的肝移植总数从24例增长到209例;而从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时间。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成功是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缩影:不透明的暗箱操作,鬼影憧憧的军方瓜葛,还有暗示器官供体库存在的超短供体等待时间;而沈中阳的快速器官切取专利技术几乎就是活体切取全肝。因中国至今没有正式的脑死亡判定和立法,严格地讲,摘取脑死亡人的器官为非法的活体摘取。

政府投资建移植大楼 这信心背后隐藏了什么?

1992年“天津一中心”迁到现在地址后,很长时间内都没有进行大的扩建。2003年底媒体报导该院全年日均一例移植。由于对移植业前景充满信心,天津市卫生局2003年12月宣布投资1.3亿元为“一中心”建造一座移植专用大楼。报导称“一中心”“将在继续重点发展肝肾移植的前提下,大力发展胰、骨、皮肤、毛发、干细胞移植,开创发展心、肺、角膜、喉移植,形成一个以移植为主体的多器官综合立体移植中心”(见北方网报导)。

从1998年底的10万元组建移植科,到2003年底的1.3亿元新建移植大楼,短短的四年时间,是什么使当时的天津政府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对器官移植的前景如此看好?没有供体,就没有移植,他们信心的背后是怎样的供体来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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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扩建投资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2004年,器官移植大楼还在建设中,沈中阳的移植科已经扩展成跨越天津、北京和山东省的五家分部。值得一提的是沈中阳主持的北京移植分部设在武警总医院内,沈中阳任该院移植部主任。

中共体制内除了对外的军队以外,还有一支120万人的对内的军队,名为武警部队,其职责不同于一般的警察。武警和军队医院系统不隶属中共卫生部,而是受军委管辖。

据官方资料记载,沈中阳移植团队2004年完成肝移植总数居全球第一,肾移植总数居中国第一。

当时,“一中心”设有急诊部和门诊中心,2006年9月投入使用的器官移植大楼的高度和气势完全压过了两座老楼。这座地上15层、地下2层的大楼被命名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建筑面积4.6万平方米,设移植专用病床500张。

之后的十几年,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名扬海外,自称“亚洲最大移植中心”。然而它的“成绩”也成为中共及其在西方的辩士为移植黑幕自圆其说的大难题。

有争议的医院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www.cntransplant.com是用来招揽国外患者的,被美国调查记者兼作家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称作“党最爱耍的把戏”。葛特曼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杀》(The Slaughter)中收录了对各国法轮功学员难民以及曾见证活摘器官的中国外科医生的采访。这些可靠的证据表明:被拘禁的法轮功学员因器官移植之需被大批屠杀。

葛特曼在接受英文大纪元采访时曾提到这个网站:“我在大学里作演讲时,经常让那些持怀疑态度的人用智能手机自己上那个网站去看。”

该网站在2014年初激起了一向随和的国际器官移植学会(The Transplantation Society)的愤怒,学会给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去了一封联合署名信,斥责中共违背不再使用死刑犯器官的承诺。信中写道:“这家天津网站继续招揽外国器官移植患者的生意,我们不能接受这些医疗专业人员暗中侵犯人权、与利益集团广泛勾结。”

网站于当年6月被迫关闭。在其长达八年之久的运作中,瞄准的是富裕的客户,推销的是稀有独特的产品——在超短时间内提供新鲜人体器官:只要客户有钱就可提供,其它问题一律不予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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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手持他的著作《大屠杀》。(伊森‧葛特曼提供)

国际上的调查者们认为,建立这样一个庞大又复杂的移植中心,人员、设备配置到位,在一个没有自愿捐献器官体系的国家中,近十年来高负荷作业,这一事实令人不寒而栗。

“这意味着,医院绝对有信心找到足够的‘捐赠者’作为供体来源。”悉尼大学医学教授玛丽亚‧辛格(Maria F. Singh)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说,“在没有自愿捐赠制度的情况下,院方相信非道德的渠道可源源不断提供器官,其中必有巨额利润可赚。”

辛格教授是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简称DAFOH)的董事会成员,该组织致力于唤起全世界对强摘器官罪行的关注。

那么,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到底做了多少例移植手术?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宪义

调查线索:肝源“等待”患者来移植

明慧网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

调查线索:肝源“等”患者 西安西京医院半月五台移植手术

〖大陆来稿〗二零一四年十一月二十几日,我的一个朋友在陕西西安西京医院看病,医生建议让其换肝脏,说有一个匹配的肝源,结果,第二天就给其做了肝脏移植手术,好似已有“肝源”在随时等待患者。

朋友告诉我,在陕西西安西京医院的这个科室,前后半个月,共做五个换肝手术。朋友还去过上海,上海某医院还有和他一样的病友。

西京医院原外科主任:姚凯山,新上任的主任:杨召绪,姚凯山是主刀医生。

调查线索:天津原某公安学校负责人(已退休)一次换肝有三个供体

天津原某公安学校负责人(已退休)于二零一三年下半年或二零一四年上半年患肝病,需换肝,医院一起拿来三个肝源供体,供其选择,其人选择了其中一个,换肝后,身体症状一直很好。

今年初,听说中共上层要调查他,他被突然死亡,其妻极其敏感,忙将天津的几处房产卖掉,带领全家逃往山东威海。

其姑爷在老军工754(天津光电通信公司单位工作)被要求辞职(正在办理),连姑爷的亲属都一起牵往威海。

调查线索:四川省监狱强制抽血和摘除被迫害致死法轮功学员的心脏

1、“这次抽血是上级的命令”

二零零二年七月,我因说了一句:“我是炼法轮功的”真话,被中共恶警绑架,非法关押一年多,并且枉判了我三年零六个月的冤狱(当时的经办人已于二零零四年遭恶报)。在德阳监狱受迫害期间,崔唯刚是德阳监狱二监区(入监队)的“六一零”主任,专管迫害法轮功学员。

二零零五年,我在德阳监狱三监区受劳役迫害中,被强制抽血化验,当时本人坚决反抗抽血,被三监区区长李朝勇等数人强拖硬拉去抽了血。李朝勇说:“抽血是上级的命令,必须对你们(法轮功)百分之百的抽血。”

2、简阳市法轮功学员雷金香被迫害致死 心脏被挖走

简阳市法轮功学员雷金香,六十多岁,是简城镇的居民,二零零九年,被中共邪党绑架枉判九年六个月冤狱,二零一三年,在四川养马河女子监狱被迫害致死。火化之前,检察院的官员把雷金香的心脏挖走了,雷金香的亲人当时是敢怒不敢言。

由此看出,中共邪党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邪恶至极,不但活摘器官,就连死人的器官也不放过。

调查线索:大陆多个黑狱对法轮功学员抽血化验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明慧网通讯员大陆报道)

调查线索:甘肃省第一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可疑检查身体

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一年十一月这段时间,我(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关押在甘肃省第一劳教所七大队女队,在这期间,我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曾几次被带到院内的一间空房内检查身体,来参加检查的有平安台劳教医院的院长。我被检查出心速过快,但没有给予任何治疗,还被其中一女的恶声恶气的骂了一顿。当时我就觉得劳教所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是及其凶残的,他们更不会对法轮功学员身体健康关心的,那些吸毒卖淫的犯人都被指使着随便打骂看管法轮功学员,可是检查身体却不给犯人检查,单给法轮功学员检查。

现在看来,那些检查都是为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取暴利的人体库做准备的。

还有一次,一个包夹我的犯人对我说:不悔过的法轮功学员会被送到一个山洞里害死。她说的山洞很可能是邪党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秘密场所。

调查线索:我在武汉洪山监狱被抽血化验的经历

二零零六年夏天,我(法轮功学员)和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集体被邪党人员非法送到武汉洪山监狱分配站。一到那里,就被集体“体检”,“抽血化验”和胸透。抽血时,是用大注射器抽血,放在大玻璃管里,上面贴有标签,有个人的详细信息;旁边有一间房子,全都是身穿白大褂的年轻人,男女都有。

现在想来他们有可能在查找可用的活体移植供体。

调查线索:天津滨海监狱(原港北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抽血

最近看了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一个视频,里面有调查问话录音,让我(法轮功学员)惊出了一身冷汗!

我曾经在天津市港北监狱(现在改称天津滨海监狱)五监区遭受迫害。在这里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有三、四十人。

二零零四年的一天,我们干完活(奴工迫害),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召集到院子里。有一辆大巴车停在院子当中。所有的法轮功学员被要求脱去上衣,先是被要求做一个透视类的检查,然后又被强制到一个穿着白大褂的人面前,从胳膊上抽出一针管血。当时我心里猜想:邪党这是在无偿的采集血液呢!哪里知道还有更加令人恐怖的事情?!有些刑事犯人议论:说是担心有肺结核,所以给法轮功特殊照顾,做一个体检。有一位法轮功学员(姓名暂时不便公开)见到从人体抽出血液,马上“吓得”双腿一软,瘫坐在地上。

现在想起来这件事,真的让人不寒而栗:原来它们是在调查我们哪个人的器官和等待的人匹配啊!

调查线索:广东省梅州监狱大量抽法轮功学员的血液

我是一名曾经被非法关押在广东省梅州监狱的法轮功学员。梅州监狱曾经对非法关押在那里的法轮功学员专门进行过所谓的体检,其中有大量的抽血化验,可能就是在建活体摘取器官的档案,事情大概情况如下:记得有一次是二零零六年期间,邪党正在全面实施对里面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威胁我们一定要接受体检,主要是抽血,大约有100cc,用一个小的帆布一样的密封袋子装,当时觉得奇怪,体检要抽这么多血?听说就是炼法轮功的人才抽,其他刑事犯没有进行这样的体检,现在就明白了,是为了建立准备摘取器官的档案,当时邪恶的头头曾经暗示,对顽固的可以设计暗杀掉。地点是在梅州监狱后勤监区三楼会议厅,外面公开的编号是1102分监区。

调查线索:江苏省洪泽湖监狱医院蹊跷的身体检查 不告知结果

二零零九年至二零一零年,甘某某,江苏省洪泽湖监狱医院监区院长,男,五十多岁,中等身材,头较大,方脸,两次给法轮功学员潘绪军测量心电图,未告诉检查结果。潘绪军恢复进食后,甘某某在医院监区再也没有出现过。

在宿迁市医院,由五监区副教导员孔叔伟、警察张元盛带着给潘绪军测量心电图等,也未告诉检查结果。

在监狱医院(不是医院监区)检查肝功能一次,也未告诉检查结果。

在医院监区的前院许多犯人和潘绪军被强行抽血,未告诉检查结果。

这些检查全部发生在潘绪军绝食反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之时,而且检查结果都未告知被检查者潘绪军。

二零零五年前后,法轮功学员潘绪军和洪泽湖监狱二分监区犯人被抽血,未告诉检查结果。

法轮功修炼能使人祛病健身、身体健康,监狱相关人员明知这一点,却用各种酷刑阻止法轮功学员炼功,甚至迫害致残、致死。另一方面,又对法轮功学员的身体健康信息很关心,似乎很矛盾。但是,想到中共这些年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滔天罪恶,不由得使人联想:采集法轮功学员身体、器官方面的信息,以备摘卖人体器官之需。

调查线索:中国上海市中山医院近期一器官移植手术

患者姓名:仲雷,男,四十一岁  住院号:817137 于二零一三年十月十日,进行心脏移植手术,器官来源不明。
主刀医生:王春生,杨守国,张红强
医院地址:上海市枫林路一百八十号
医院电话:021—64041990

调查线索:河北承德罗勤田十天内两次肝移植

明慧网二零一三年四月十二日】河北承德农业银行司机罗勤田,二零零六年元月突然有病,到本地医院检查,有两种选择:(1)病危,准备后事(2)去天津做肝移植。罗勤田选择了后者。

罗勤田到天津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刚住院三天,就有供体,立即给罗做了肝移植手术。几天后,确定手术失败。 这时有医生向家属透露:又来一个配型的肝。让患者女儿找院长沈中阳申请。就这样,没超过十天,给罗做了第二次肝移植手术。几天后,确定手术又失败。

无奈罗勤田只能返回家乡。二零零六年正月初二,罗勤田在本地医院去世,年五十六岁。罗勤田从发现病检查病,到外地连做两次肝移植,到死,没超过二十天。而天津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仅用不到十天就拿到两个肝配体。其肝源的来源非常值得怀疑,可能是利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建立的供体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