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领袖】马恩扎:中国双肺移植的内幕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副主席娜丁‧马恩扎:中共为冠状病毒病人进行的双肺移植,背后真相令人毛骨悚然。(大纪元合成)

大纪元2020年06月28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Jan Jekielek采访报导)为什么最近在中国为冠状病毒(中共病毒)病人进行的双肺移植引起了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注意?此外中共病毒的蔓延对人权恶化国家的宗教少数派产生了何种影响?还有为什么中国的宗教少数派状况格外令人担心?

娜丁∙马恩扎:“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人们很快就可以做双肺移植,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些器官来自囚犯,在中国通常是宗教信仰囚犯。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新闻时,立刻就想到:这个器官是不是来自宗教良心犯,比如法轮功学员或被关押的维吾尔人?还有,这证实了中共病毒正在对中国境内的宗教群体产生冲击。所以对我们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担心的。”

本期节目,我们请到了娜丁∙马恩扎(Nadine Maenza)女士,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副主席。这里是《美国思想领袖》节目,我是杨杰凯(Jan Jekielek)。

杨杰凯:娜丁∙马恩扎女士,很高兴您终于有机会做客《美国思想领袖》节目。
娜丁∙马恩扎:很高兴来这个节目。非常感谢您邀请我。

中国快速双肺移植 器官来源引质疑

杨杰凯:我们不久前在华府封城之前见过面,是在共产主义受难者纪念基金会主办的一次活动上。那次活动是关于在中国发生的强制器官活摘,结果后来发现这个话题和中共病毒有关联。

中国刚在很短时间内做了双肺移植并被用于对外宣传。中共称其为中共肺炎引发的首例双肺移植。这让您非常不安。可否说说您是怎么想的?

娜丁∙马恩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在2007年就开始报导发生在中国的器官活摘。这是一件令人忧心的事,当然,器官活摘是从法轮功学员群体和其他良心犯开始的。这对我们来说不是新闻,但是听到这类案件在中共病毒期间发生,仍然让人非常忧心。

杨杰凯:对您来说,为什么这次双肺移植特别引人注目?

娜丁∙马恩扎:像他们宣传的那样,人们很快就可以做双肺移植,唯一的办法就是那些器官来自囚犯,在中国通常是宗教信仰囚犯。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新闻时,立刻就想到:这个器官是不是来自宗教良心犯,比如法轮功学员或被关押的维吾尔人?还有,这证实了中共病毒正在对中国境内的宗教群体产生冲击。所以对我们来说,听到这个消息后是非常担心的。

中国发生大规模强摘人体器官

杨杰凯:我们来深入谈一谈活摘器官,因为我不知道观众是不是都像您我一样了解来龙去脉。3月1日,中国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问题独立法庭(简称中国法庭),经过对现有证据的调查,声明“强摘人体器官已在中国各地大规模发生多年,法轮功学员是其中一个——而且可能是主要的——人体器官来源。集中针对维吾尔族人的迫害和医学检查是比较近期的情况,针对这一群体的器官强摘可能会在将来一定时期出现。

本法庭未得到与中国器官移植产业相关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已被拆除的证据,也未得到关于为何能如此轻易地获得人体器官的令人满意的解释,因此得出结论:器官强摘时至今日仍在进行。”所以,我觉得,按中共媒体的说法,那些经过高铁七个小时运输来的肺脏,恰恰证明了3月1日这个结论。

娜丁∙马恩扎:中共政府在2015年说他们已经禁止了活摘器官。我们不至于糊涂到听信中共的话,因为这么多骇人听闻的案例直到今天一直在发生,就像中国法庭记录的那样。而且因为中共病毒的关系,明显(活摘案例)可能更多。

杨杰凯:您能大致解释一下实际发生了什么吗?

娜丁∙马恩扎:好的。我们发现,特别是这个已经记录的很清楚了,维吾尔人刚被逮捕时,狱卒就对他们采血样、采DNA样本,而且我们知道很多囚犯都经历过这些。

当然,起先法轮功学员是这一事件的真正焦点,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实际上比较抢手,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的器官特别抢手。

然后现在我们看到,超过百万的维吾尔人被关进集中营,他们所有人都被采了血样、被采了DNA样本。这也表明了他们随时准备进行(器官强摘)的罪行。

杨杰凯:您怎么看中国官方中共肺炎的数据中,新疆仅有76例确诊,其中三例死亡?

娜丁∙马恩扎:我觉得这肯定不可能。我们已经看到中国发生的事,有那麽多人数、这么高密度的(维吾尔囚犯)关在一起,我觉得(中共公布的数字)难以置信。

杨杰凯:您说您从2007年开始就在调查器官活摘。这已经很长时间了,因为我们是在2006年才了解到这件事的。从2007年到现在,有什么变化吗?

娜丁∙马恩扎:我觉得,从那时开始有更多的信息被披露了出来。但是宗教自由委员会从一开始就在跟进这件事,并且把它列入了我们的年度报告。(中共器官活摘)的连续性令人担忧。

在早些年,我们只有很少的人来报告这件事,而且新闻也没有涉及这些。但随着时间的流逝更多信息披露出来了。近来,大量泄露出来的信息记录了很多维吾尔人的活动以及集中营里有多少维吾尔人。所以这把这扇门打开得更大,(中共器官活摘的)规模比任何人预料的都更大。

杨杰凯:因为维吾尔人在新疆被关押并隔离,他们是特别弱势的人群。

娜丁∙马恩扎:是的。而且我们看到,这个群体里面也包括其他的良心犯。我们听到有报告说,甚至对维吾尔人友好的汉族人也被投入到这些集中营。所以我们知道,针对宗教少数派或者那些帮助他们的人的宗教自由侵犯在整个中国普遍存在,但是在(新疆)那个地区特别严重。

委员会由总统和跨党议员领导 实时曝光罪行

杨杰凯:请简单讲讲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做什么的。我记得从1990年代这个机构就存在了。但很多美国人可能还不知道你们的存在,或者不了解你们在做什么。

娜丁∙马恩扎: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和国际宗教自由办公室是同时成立的国务院下属机构,创建于20年前。国会很有远见,明白设立这个独立机构的重要性。我们由九个由美国总统以及国会中共和党和民主党领袖共同任命的委员领导。所以我们是跨党派的。我们有大约20个成员。我们的工作是评估海外真实的宗教自由情况,并且向总统、国务卿和国会提供建议。我们是独立运作的。

当美国国务院审视其它国家时,他们通过其行为考虑双边关系。所以对中国、沙特阿拉伯、埃及或其它我们发现侵犯宗教自由的国家时,直言不讳,我们宗教自由委员会集中注意力在宗教自由上。我们也可以快速行动,很快地做出报告,不用经过很多人的审批。

所以我们能够很快地甚至实时地曝光那些罪行,这是国务院很难做到的。所以这两个机构都扮演着重要角色,我们的独特之处是我们的焦点在宗教自由上。现在,国务院从很多不同的层面去审视中共病毒,而我们专注在它如何影响宗教自由。

公共危机甚或战争中 宗教活动不该被暂停

杨杰凯:我在采访之前,刚看了看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推特。我看到你们关于缅甸形势、还有罗兴亚人的最新消息。您能给我多讲一点儿吗?

娜丁∙马恩扎:我们真的对缅甸若开邦日益恶化的形势感到忧心。2017年8月,缅甸政府攻击了罗兴亚穆斯林,致使超过70万的罗兴亚人流亡到孟加拉的科克斯巴扎尔市。这些人现在在难民营,人数超过一百万,但是也有一些罗兴亚人留在了若开邦。他们的情况真的很糟糕。现在我们知道,(该地区)互联网的关闭导致他们很难与家人联系。我们也知道针对他们的军事行动仍在进行。所以在“中共病毒”的疫情中,我们呼吁缅甸政府重开互联网,并取消对该国公民的敌对行动。

杨杰凯:关键点之一是,即使在公共危机中,宗教或信仰自由也不应该被暂停。这是您们发布这个《中共病毒事实清单》的原因。请再进一步阐述一下,在这种形势下会有什么危险?

娜丁∙马恩扎:我们想明确的是,即使在公共危机甚或战争中,宗教自由也不应该被减损,所以你永远不会失去进行信仰活动、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国际法包括《人权宣言》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这两项法律都允许在特定情形下(对宗教自由)设限,显然公共健康可能是情形之一。但重要的是,他们只是以公共健康理由很有限度地限制宗教自由,而且是根据威胁量身定做的。并且它是无歧视的。

我们不想看到某些地区的宗教活动场所被关闭了,而在其它地方却没有。我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是某些此类禁令可能会在瘟疫过后继续实施。我们看到了宗教活动场所受到更多的监视或被关闭。我们希望,一旦瘟疫过去,这些措施会回归正常。我们也注意到了宗教群体被边缘化。我们想说,美国政府在关注此事,并希望宗教群体不要因为这个病毒而被边缘化。

迫害宗教自由最严重国家 中国列首位

杨杰凯:您们对特定的国家更感兴趣,因为那些地方对宗教自由的迫害更严重。能告诉我都是哪些国家吗?

娜丁∙马恩扎:国务院每年会发布这些特别受到关注的国家。这些国家严重、系统化并持续性地侵犯宗教自由。他们都符合这三个标准。我们委员会向国务院建议哪些国家应该收录在这个名单上。我们还有一个二级名单,上面的国家都符合(三项标准中的)一项或两项,因此国务院也有一个观察名单。所以我们推荐的国家比国务院决定公布的要多。

例如:国务院在特别关注名单上有十个国家,而我们一共推荐了16个。他们的观察名单上有三个国家,而我们推荐的国家有12个。我们在一些国家上的看法稍有不同。

您也许能猜到,在一些国家上我们的看法一致:中国、伊朗、沙特阿拉伯。但是有些国家是我们推荐要特别关注的,比如尼日利亚、越南以及其它国家,但是国务院没有这样定性。

在我们的报告中还提到了韩国。即使他们对中共病毒的应对被认为是成功的,可是那里的病例中,有三分之二都可追溯到新天地教会的一个病毒传播者身上。而新天地教会作为一个宗教团体,已经被边缘化了,他们在韩国秘密活动。

因为韩国当局确认了一个新天地教会举办聚会的教堂——病毒可能在任何一个教会首先爆发,只是它爆发在了这个特定的教堂——结果超过一百万市民签了请愿书,想要关闭这个教堂,并试图以谋杀之类的罪名控告那个牧师。在恐惧蔓延之时,有人可能会成为替罪羊。我们想努力确保宗教群体不会被特意挑选出来,因公众由于此类情势产生的恐惧而被孤立和边缘化。

中国有大量宗教囚徒 官方染疫数据不可信

杨杰凯:我注意到,在你们的《中共病毒事实清单》中,中国被列在首位。您在中国发现了什么?为什么把中国放在前面?

娜丁∙马恩扎:我们特别担心中国,因为那里有大量的宗教囚徒。我们知道他们过去如何对待他们的宗教囚徒,也知道他们如何对待被关押在集中营里超过一百万的维吾尔群众。我们知道这些囚徒在那种环境下特别容易感染中共病毒。我们也知道我们无法获得中共如何对待宗教少数派的真实情况。所以我们现在特别担心中国。

杨杰凯:我很惊异(中共的)数字(新疆)只有76例感染和三例死亡。在那样高密度人群的环境中,社交距离是很难保证的。

娜丁∙马恩扎:我们担心的是,有关那些难民营或集中营中发生了什么的信息很少。我们知道的是,维吾尔人大量地被强迫在工厂中劳动,以替补那些因感染中共病毒而生病的人。所以,很难想像这些维吾尔人和中国的其他宗教囚徒们现在所面临的境况。

杨杰凯:那些曾经活跃在中国的大媒体,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都被(中共)完全驱逐了。您怎么看待这件事?

娜丁∙马恩扎:这让我们更难知道中国发生了什么,因为没有一个记者在那儿。这说明了中共绝对不希望我们看到真相。

宗教自由如何受到中共病毒影响

杨杰凯:请多讲讲你们发现了什么,还有为什么你们选择这些国家作为《中共病毒事实清单》关注焦点?

娜丁∙马恩扎:我们想描绘出一幅宗教自由是如何受到中共病毒影响的全局图。您看沙特阿拉伯关闭了麦加和麦地那……有争议的是,并非所有宗教团体都希望关闭那些清真寺和敬拜场所。在科威特,他们推行“在家祈祷”,而不再等宣礼塔的召唤……我们看到全世界的宗教活动场所都在关闭。

天主教教宗方济各站在空旷无人的圣彼得广场上为梵蒂冈城和全世界祈福,观众在网络上观看。很难知道宗教群体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我们的《清单》想传播已经发生的情况,不是批评,因为我们知道公共健康是一个真正的忧虑。

我们想明确宗教群体正在受到这些变化的冲击,我们希望政府们对此有所考虑,并且和宗教团体们一起应对中共病毒。这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因为宗教团体在信息沟通方面会是一个很棒的合作伙伴,因为人们很难分辨真假、真实新闻与恐慌散布的谣言。但人们信任他们的宗教领袖。所以(宗教社团)成为各州的合作伙伴,一起沟通与工作,是正确方法。

杨杰凯: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是否有执行能力影响任何事?

娜丁∙马恩扎:我们正在观察我们的建议并看着哪些被政府采纳。我们最近看到不少建议已经被认可了。我们建议美国政府应该训练其它国家,以帮助他们来保护自己的宗教活动场所。我们看到美国政府这样去做了,而且跟其它政府合作,来帮助他们学习保护本国宗教活动场所的最佳方式。

一个特别的例子是乌兹别克斯坦。我去年秋天去了那里,并且跟他们政府沟通过。我见了几次他们的大使。见到了他们正积极朝着宗教自由去努力很让人振奋……我得说明,我们并非用美国对待宗教自由的标准来要求其它国家。所以当我们跟某个政府沟通时,我们要求的是他们如何达到宗教自由的国际标准。

当我们看到那些国家正往那儿发展时,真的很兴奋。我们宗教自由委员会致力于更好地审核我们的建议,以及我们自己的政府采纳了多少。所以希望在接下来几年里,如果我们起到了作用,我们能够更好地报导出来。

美劝阻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国家 中共拒回应

杨杰凯:还有一个原因是那些国家意识到美国政府在观察。

娜丁∙马恩扎:通过在网络社交媒体上的大量交流,特别是当下每个人都在居家隔离中,我们昨天发现有一个牧师在尼泊尔被逮捕,因为他说祷告可以帮人们治愈中共病毒。我们正开始了解并追踪这些情况,并告诫那些政府不要因为此类事情而打击宗教群体。

杨杰凯:能否举几个那些严重侵犯宗教自由国家者受到打击的例子吗?

娜丁∙马恩扎:不久之前,沙特阿拉伯处死了大约30个什叶派穆斯林。我们很难过。国务院跟沙特政府沟通这些事情,我们也跟一些政府有直接对话。我们不做外交,但是很多政府想显示自己不是像我们报告的那麽糟糕。

很多政府不希望我们一直在报告中提到他们,所以他们会联系我们并提供信息。如果他们不想在我们的报告中出现,他们就得把我们列出的那些事改掉,我们让他们了解我们想看到的局面以及他们需要改变的事情。有些国家很愿意接受,另有一些国家不怎么接受。

在沙特阿拉伯这件事中,我们继续我们的工作。我们立刻公开和他们对话、跟该国大使馆交流、和美国国务院沟通,我们很明确我们在关注着事情的进展……大多数人不了解我们在幕后做了多少。我们要写很多私人邮件,要开很多私人会议。

不久前,我们通过协商释放了一个良心犯。这从未公开过。这些都是我在宗教自由委员会的重要事件。我们在幕后力所能及地做了大量工作。但如果公开去做更重要或更有效,我们也会去做。

杨杰凯:中共对您们的信件或行动呼吁如何回应?

娜丁∙马恩扎:我们从未与中共政府对过话。他们拒绝我们的协商。我们只发表公告。我们知道他们会收到这些公告,但是很遗憾,我们跟那个政府没有直接联系,他们在宗教自由事务方面跟我们没有交流。

为何加入宗教自由委员会

杨杰凯:请讲讲您参与这些事务的个人动力好吗?什么促使您做这些事情的?

娜丁∙马恩扎:我加入宗教自由委员会已经有好几年了。我曾是“全球连线”(Hardwired Global)机构的主席,这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宗教自由培训并培养宗教自由活动人士的机构。特别是我在伊拉克工作过,并且在亚兹迪教徒和基督教徒遭到(伊斯兰国)屠杀期间,访问过那里几次。

你看所有的宗教少数派都需要同样被包容,因为真正的宗教自由是大家都有,或者是大家都没有,你不能只优先关照某一个团体……这些都为我来到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工作打下了基础。

去年11月,我在土耳其入侵叙利亚之后去了叙利亚北部。我看到了我们委员会已经观察了几年的情况。在叙利亚东北部,那个2012年成立的政府虽然其民主原则跟美国的民主理念差异很大,但是不管怎么说,仍然具有合法性。我们在那里看到了宗教自由。我们也在不少报告中谈及这一点……这是(中东)少有的几个地方之一,人们可以传教,也可以改换宗教。

在那里,叙利亚基督徒和亚美尼亚基督徒可以与库德族穆斯林、阿拉伯穆斯林和平地生活在一起。当地讲多种语言……有些教会仍然用亚拉姆语布道——那是耶稣的语言。我兴奋地发现,那里是一个真正独特的地方。

我还去过伊拉克的尼尼微平原。您听说过,因为伊朗的存在、民兵以及对宗教少数派的敌视,返回伊拉克的宗教团体处境有多么艰难。我非常热切地为使那些地方能成为宗教少数派能够居住的地方而战斗。有一个存在自由的地方是反对极端主义的真正有力的武器。

在叙利亚东北部,那个真正存在自由的地方和几个我们认为需要特别关注的国家(如叙利亚和伊朗)的接壤。踏上那块土地,看到自由是什么样的,看到可以自由地信仰宗教,我觉得对这一地区很重要。

杨杰凯:这是一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有时间我们得多聊聊这个。

娜丁∙马恩扎:我很乐意。

将持续关注宗教少数派的待遇

杨杰凯:疫情在蔓延,您认为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在未来几周、几个月内将做些什么?

娜丁∙马恩扎:关于宗教少数派的待遇,我们将继续关注我们从那些国家得到的消息,并且报告出来……我们会呼吁这些政府改变他们和宗教团体互动的方式……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不管美国国内(的党派纷争),(为避免我们被用做)政治工具,在共和党或民主党委员之间,没有隔阂。

看到跨党派的合作,看到两党的人们携手合作,令人鼓舞。所以我们会继续下去,看到对宗教自由的侵害就大声疾呼。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撇开那些分歧,把有共识的事情做好,因为我认为大多数人们的共识要多于分歧。

杨杰凯:马恩扎女士,很高兴能采访您。

娜丁∙马恩扎:谢谢您。很高兴来到这个节目。非常感谢您关心这些事务。

责任编辑:李昊

美宗教自由委员会促政府彻查中共强摘器官


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委员鲍尔(Gary Bauer)(林乐予/大纪元)

大纪元2020年05月12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美国华盛顿DC报导)5月13日,世界法轮大法日来临之际,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委员鲍尔(Gary L. Bauer)5月11日向大纪元表示,USCIRF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囚犯器官的指控,进行全面和彻底的调查。

今年4月30日,USCIRF发布的最新年度宗教自由报告写道:“人权倡导者和科学家提供的证据显示,强制摘除囚犯器官仍在(中国)大规模进行,其中很多受害人据信是法轮功学员”。

对此,鲍尔委员回应说,“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USCIRF),敦促美国政府对发生中国的强摘囚犯器官的指控进行全面和彻底的调查。”

2019年6月,英国独立人民法庭就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指控做出判决,判决表示,中国(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行为已存在多年,并仍然存在,法轮功学员是器官供应的最主要来源。

近日,英国保守党人权委员会的联合创始人兼副主席本尼迪克特‧罗杰斯(Benedict Rogers)表示,国际社会要对中共故意掩盖中共病毒(武汉病毒、武汉肺炎)爆发的行为追责,就不能忽视中共强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责。

鲍尔委员要求中共,释放所有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法轮功学员在共产党打压宗教自由期间,遭受了极大的痛苦。我们敦促中国政府(中共)释放所有的法轮功学员。”

USCIRF发布的最新报告表示,去年数千名法轮功学员被捕。明慧网报导,2020年1月至4月,大陆疫情期间,至少89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

法轮功是以“真、善、忍”为原则的功法,祛病健身效果神奇,迫害前,广受群众欢迎。因恐惧法轮功修炼者人数超过中共党员,中共前党魁江泽民于1999年7月下令镇压法轮功。 21年来,至少四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难以计数者被迫害导致伤、致残、致疯。

鲍尔委员说,“共产党害怕任何它所无法控制的事情。但是,历史告诉我们,自由将最终获胜。”

他建议,如果中共继续迫害法轮功等团体,美国政府应以强势回应, 比如拒绝参加北京冬奥会,“我们敦促美国政府宣布,如果中国(中共)政府继续迫害法轮功和其它宗教团体,美国官员将不参加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

责任编辑:高静

美媒:全球最黑市场 中共强摘器官创收10亿美金(图)


器官移植(图片来源:PIERRE-PHILIPPE MARCOU/AFP/Getty Images)

看中国2019年9月28日讯】(看中国记者忆文编译)来自北京的韩俊卿(Han Junqing,音译)因修炼法轮功而被囚禁,仅两个月就离开了人世。一个多月后,他的家人才被允许短暂地看了他的尸体。韩的女儿说,尸体被切开了。

以高端读者为目标的商业新闻《石英》(Quartz)在周五(9月27日)讲述了这个悲惨故事。

“在喉咙部位有被缝合的痕迹,用了很粗的黑线。切口一直向下延伸,直到被衣服盖住。”他的女儿韩雨(Han Yu,音译)周三(9月25日)在联合国揭示强制摘取器官的活动上说。她的叔叔和其他亲戚设法解开了父亲的衣服。“他们发现切口从喉咙一直到腹部。”她说:“当他们按压腹部时,发现他的腹部塞满了坚硬的冰块。”她父亲的器官已经被摘走了。

中国一再否认所有关于摘取器官的指控,并声称它在2015年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尽管韩俊卿于2004年去世,但有证据表明这种做法仍在继续。与官方所称的器官捐献者相比,器官移植的需求量要大得多,而且随时可以获得器官来供给庞大的市场。

官方器官捐赠可能来自死后自愿捐献器官的人,或出售肾脏等器官的人。但是在6月,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机构——中国法庭(China Tribunal)专门调查此事,发现有些囚犯的器官被强行摘除,有的是在活着的时候被摘取的。人权律师估计,自2001年以来,有65,000名法轮功修炼者因要他们的器官被杀死,其他宗教和少数民族成员,包括维吾尔族、藏族和一些基督教教派,也遭受了同样的命运。

本周,中国法庭的一名高级律师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UNHCR)进行调查并采取行动。中国法庭顾问哈米德·萨比(Hamid Sabi)告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说:“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将活生生无辜、无害、和平人的心脏和其他器官切走,这是本世纪最严重的暴行之一。”

中国法庭表示,器官采摘为中国器官市场创造了10亿美元,吸引了中国国民和外国人前往。据报道,一块肝脏的售价为16万美元。在中国,供体器官的供应量很大,这意味着需要供体患者的等待时间大大缩短。在大多数国家,器官捐赠有限,意味着患者通常要等待数月或数年才能进行移植。在中国,患者可以在几周甚至几天内得到器官,因此人们从海外旅行到中国,以利用该市场。

“立法者和政府对此能做些什么?”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问道。

他是前加拿大亚太事务的国务部长,2016年中国器官摘取报告的合著者。比利时、意大利、以色列、挪威、西班牙和台湾已禁止为移植器官到中国旅行,其公民前往中国获取捐赠的器官是非法的。乔高建议其他国家也应效仿。他说:“如果美国人、加拿大人,和其他人对我们自己的价值观表现出更大的承诺,那么可怕的贸易可能很快就会结束。”

乔高补充说,一些主要国家的部分立法不够,“更全面禁止移植旅游的国家立法至关重要。”

重庆市江津区的姜丽(Jiang Li,音译)在联合国的这场活动上讲述了她的家人因炼习法轮功遭受的迫害。她的父亲江锡清(Jiang Xiqing,音译)在2008年被关入劳教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就被放进冰柜,未经我们家人同意,他的器官就被摘走了。”她说。

姜丽讲述道,她父亲死亡七小时后,一家人才被允许看他的尸体。他们惊讶地发现冰柜里的尸体仍然十分温暖,就要对父亲进行心肺复苏,但是他们被拖出了大楼,不允许再次见到蒋锡清。后来,他们想方设法得到了尸检报告,报告显示父亲的肋骨骨折,器官被摘走。

《福布斯》:掩盖活摘器官 中共伪造器官捐赠数据

明慧网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日】《福布斯》十一月十六日刊登作者Zak Doffman的文章说,中共被指控系统地掩盖强摘器官和谋杀。

文章说,中共的活摘器官被形容为“国家操控的大屠杀”,价值每年达十亿美元。中共一直否认其活摘行径,但十一月十四日在《BMC医学伦理》(BMC Medical Ethics)杂志上发表的一份最新报告驳斥了中共的说法,指控中共用活摘进行杀人的同时,系统地伪造和操纵官方器官移植数据。

今年六月,在伦敦的独立中国法庭发现了包括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族人在内的被关押者被强摘器官的证据。法庭的最终判决得出结论:这种大规模的强摘器官行径在中国已经进行了多年,没有迹象显示与中国移植业有关的重要基础设施已经拆除。

法庭用被关押者的第一手证词得出调查结果。这些证人的报告令人震惊,其中包括(中共)从活人身上摘取器官,在这个过程中受害者死于活摘器官。据说中国的非法器官移植产业每年价值十亿美元。中共企图转移国际上对中共活摘行径的关注,声称一种新的自愿捐款制度在运作。但是,这份最新报告对中共所说的提出了质疑,揭露了移植数量与中共官方统计数据之间的实质性差异。

中共声称,采用了新的自愿捐献制度,取缔了强迫从死囚犯身上摘取器官的做法。

BMC的报告分析后得出结论:事实并非如此,中共是在人为地编造器官捐赠数据。报告说,最新的调查显示,中共的器官捐赠系统不可信。实际上是中共继续进行强摘器官的面具。

数据的来源包括中共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和中国红十字会。研究人员发现,这些数据中存在数学模式,违背了统计学中的差异性。换句话说,中共官方报告源于漂亮的电子表格,而不是来自实地分析和真实数据。

终止中共移植滥用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Transplant Abuse in China)的苏西·休斯(Susie Hughes)对调查结果表示欢迎。她说,该报告揭露了中共所谓移植改革的谎言和欺骗。中共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COTRS)的数据似乎是精心伪造、掩盖的一部份,掩盖中共为了摘取器官在中国大规模杀害无辜人民的事实。

Zak Doffman是Digital Barriers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该公司为国防、国家安全、反恐和关键基础设施领域提供先进的监视技术。

澳媒报导中共活摘人体器官 关注反人类罪


悉尼晨锋报旗下杂志《Good Weekend》近日以“‘反人类罪’:中共在杀害政治犯取其器官吗?”为题报导了活摘人体器官的罪行。(大纪元)

大纪元2019年11月13日讯】(大纪元记者安平雅澳洲悉尼编译报导)悉尼晨锋报旗下杂志《Good Weekend》近日以“‘反人类罪’:中共在杀害政治犯取其器官吗?”为题,发表了资深作家蒂姆·埃利奥特(Tim Elliott)的长篇文章,文章开宗明义:在中国,可以预订器官移植,而这在自愿器官捐献制度下是不可能的,由此让人怀疑在中国存在大范围的人体器官活摘。

令人疑惑的体检

如今已是澳大利亚公民的刘金涛,和家人一起生活在悉尼西北区艾坪(Epping)。2013年,他和妻子Tina逃离中国,来到澳大利亚并获得了保护签证。

2006年,26岁的刘金涛正在北京市中国石油大学化学工程系读研究生。11月的一天,他接到讲师的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来化学实验室聊两句。当时正是午餐时间,但讲师是个重要的人物,刘金涛便按要求赶去了实验室。

“我以为他想和我谈工作的事情。”刘金涛说。然而,当他赶到实验室时,他看到的不止是讲师,还有两名警察以及来自“610办公室”的四名着便服的人。610办公室是中共建立的“法外机构”,其唯一目的是消灭法轮功。

刘金涛是一名法轮功学员,不久前他在实验室的电脑上下载了一些资料(主要是音乐)。

当警察检查电脑时,他们找到了法轮功资料并逮捕了他。“我问他们是否有搜查令或逮捕令,他们在一张纸上划拉了两下丢在我面前说,‘这是你的搜查令’。”

被捕后的刘金涛被送到了北京昌平拘留中心,接受了四个月的洗脑,在那里,他被迫观看污蔑法轮功的录像与材料。他和八名吸毒犯关押在一起。警卫唆使吸毒犯定期殴打他。

“有一天,那些吸毒犯殴打我的背部与腰部时,一个警卫跑进来告诉他们,‘不要伤害他的器官!’”刘金涛说。

2007年5月,刘金涛被送到北京团和劳教所,在那里他遭受到更残酷的虐待,为的是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

2007年底,他和其他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一起接受了一系列医学检查。包括测量身高和体重、抽血并进行X光透视。

“他们对我身体的所有部分进行了X光检查,”刘金涛说, “一年后,他们又对我进行了X光的检查,并抽了更多血。”

没有一个人被告知体检是为了什么,刘金涛说,也从未收到过检查结果。但考虑到在劳教所遭受的对待,刘金涛怀疑当局是在为他的健康着想。

国际独立法庭的调查与判决

2018年12月,刘金涛通过电话向 “中国法庭” 作了证。该法庭正在伦敦举行一项独立调查,旨在调查中共谋杀良心犯谋取他们器官的罪行。

该法庭由其七人组成的团队主导,主席是杰弗里‧奈斯爵士(Sir Geoffrey Nice QC),英国御用大律师,伦敦中央刑事法庭兼职法官。他曾在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工作,并领导了对塞尔维亚前总统米洛舍维奇的起诉。

文章提到,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在2012年和欧洲议会在2013年进行的调查,都找到了中共进行系统性活摘器官的可靠证据。但是,没有人专门探讨这些指控是否构成《日内瓦公约》和《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所界定的国际刑事犯罪,包括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

“中国法庭” 任务艰钜。在12个月的时间内,它审查了数千页材料,包括以前的调查及学术论文,中国内部病历以及大赦国际、独立监督组织自由之家和联合国禁止酷刑委员会的报告。法庭还审查了在中国医院内拍摄的秘密录像,中国移植外科医师的秘密电话录音,并听取了来自法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土耳其及韩国的50名证人的证词,其中有些人亲自或通过视频链接作证。

公开听证会在伦敦考文特花园的Grand Connaught Rooms大楼举行。证人包括:恩弗‧托西(Enver Tothi),他是中国新疆地区的一名前外科医生,现居住在伦敦,他表示曾经从一名仍活着的囚犯身上摘下了肾脏;还有一名中国男子,曾在沈阳陆军总医院担任实习医生,他参与过从“未完全处死”的囚犯身上收集肝脏、肾脏和眼角膜的事情。

有些证人通过姓名、职位及警号来确定对他们实施酷刑的人,他们记得被关押的地点和时间。他们讲述了警卫告知他们或将因为器官而被杀死;警卫如何将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称为“商品”;以及他们“被当作备用商品保存”等情况。

除了定期的X光及CT扫描检查,证人还表示他们曾被迫提供尿样及血液样本。只有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受到过此类检查,法庭的医学专家认为,该检查的选择性和系统性强烈暗示了这些检查是用来评估器官的功能的。(中国政府被邀请参加该法庭,但它们拒绝了。)

法庭还听取了数十通欧洲、美国和澳大利亚法轮功学员打给中国医院官员和移植外科医生的电话,这些电话都经过独立验证,电话中,中国医生和医疗人员承认,有些甚至炫耀他们摘取良心犯器官。

法庭调查工作于2019年4月结束。共60页的最终判决书于6月发布。判决书摘要指出,中共的官方移植统计数据经常被伪造,实际数字是每年6万到9万,而不是其声称的1万例手术。调查发现,这些器官的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但维吾尔人有成为下一个 “器官银行” 的风险。

研究还发现,在中共的领导下,在军队的支持下,非法器官移植已成为中国的一个利润丰厚的产业。

奈斯爵士和专家小组指控了中共犯下了大规模杀人罪,并警告各国政府或与之有实质性接触的任何其它机构现在应该承认他们正在与犯罪政府互动。

奈斯爵士认为,人们觉得难以置信是自然的。“人们起初也不相信犹太人大屠杀正在发生,” 奈斯爵士说,“如果你是在墨尔本或伦敦的郊区长大的,你会想,‘这(种事)怎么会发生?’但人类的经验一次次地向我们证明,很多难以置信的东西最后证实都是真实的。”

政府操控下的庞大产业

埃利奥特在文章中写道,“几乎从一开始,中共的器官移植就与政治密不可分。”最早记载下来的例子之一是一位年轻教师钟海源,她的罪名是“现行反革命分子”,于1978年4月30日在江西省被处决。她在一辆军车上被摘取了肾脏,移植给了一位空军军官,其父是南京军区一名退休副司令。

1984年,中共出台了规定,允许使用处决囚犯的器官,并对手术进行严格保密。

从2000年开始,中国的移植业开始了“异乎寻常”的发展时期。政府将器官移植作为优先事宜,并将其纳入其五年计划。在2000年到2006年之间,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数量从91家增加到1000家 。手术量也猛增。据当时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内部讲话,2000年至2004年之间进行了34,726例器官移植,其中肝脏的移植量增加了18倍,肺移植增加了24.5倍。

2006年3月,两个骇人听闻的消息被披露。一个是来自一个自称彼得(Peter)的人,他透露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在东北苏家屯的秘密集中营里。根据彼得的说法,该集中营内有医生摘取囚犯的器官,并设有焚尸炉来销毁尸体。他说,摘取的器官被卖掉了。

几天后,一名自称安妮(Annie)(当时居住在华盛顿特区)的女士表示,她的前夫是一名外科医生,在2003年至2005年期间,从苏家屯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那里摘取了数千个眼角膜。在摘取器官的过程中,法轮功学员被杀害,尸体被焚化。

中国这些大量移植手术的器官的来源目前尚不清楚。中国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直到2013年才开始运作(中国人对器官捐献有一种文化上的不认同感,因为在传统理念中认为人死后应肢体完整地被安葬)。2013年8月21日在上海出现了首个器官捐献案例,但在上海,那时已经有11个由中共卫生部批准的移植中心。

2015年,北京红十字会确认没有捐赠办公室,也没有安排任何一例器官捐赠。然而,该市有20个国家批准的移植中心,其中许多中心每年可以进行数千次移植。

最不寻常之处背后的隐情

埃利奥特提到另一点,中国器官移植系统最不寻常的方面之一就是等待时间极短。

“在大多数拥有自愿捐赠系统的国家中,患者等待器官的时间很长,”悉尼大学的老年医学专家辛格(Maria Fiatarone Singh)教授说。在英国,肝脏移植的平均等待时间为135天。在澳大利亚,需要肾脏的人可以等待五到七年。可与此同时,在中国的等候时间可能只需两周。

到2000年代中期,器官移植已成为中国的大生意,尤其是在军队医院,移植手术产生了数百万美元的“灰色收入”。医院开始直接进行网上宣传。

2008年,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公开声称有 “优质肾脏”, “成本低”, “供应充足,等待时间短” 。云南省昆明市肾脏病医院告诉潜在患者: “如果失败,我们将继续进行移植直到成功为止,并且不会为重复的手术收费。”

2007年,中国国际移植网络援助中心(CITNAC),一家位于东北沈阳的器官中间商,吹嘘‌‌“可以立即找到器官供体!‌‌”CITNAC主要针对外国人,包括日本人、韩国人、俄罗斯人,并提供了综合价目表:肾脏移植,65,000美元;肝脏移植,130,000美元;心脏移植,价格从130,000美元到160,000美元不等。

团体旅游开始流行。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接待了331名韩国人,包括患者和他们的家人,” 韩国伦理器官移植协会主任金黄镐(Hwang Ho Kim,译音)说, “医院甚至支付了机票费用。”

但随着国际社会对器官交易关注的增加,中国的器官中间商变得更加不透明,从在线商店转变为雅芳式的直销方式,用之前的移植患者招募潜在新患者。悉尼大学的辛格教授说,此类服务表明这里面存在着严重问题。

“在正常的自愿器官捐献系统中,无论是通过医院还是通过经纪人进行预订,都是不可能的。”她说,“只有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这一点,那就是你拥有一个器官库——那里有一大批被关押并会按照需求而被杀害的人。”

与中共打交道的代价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中国政治学博士生马修·罗伯逊(Matthew Robertson)说:无论如何,澳大利亚在质疑中国的人权记录方面都不处于有利地位。中国是澳大利益最大的贸易伙伴,澳中人权对话很少见,上一次是在2014年。

其它国家和组织,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和移植协会,也有类似的利益冲突。“中国法庭”的报告显示,这些团体对冒犯中国人权方面经常保持警惕,在人权方面,他们选择了合作而不是“对抗”的政策。

“与中共交往时,入场券的代价就是不要四处寻找是否是发生了反人类罪。”他说。

与中共打交道的现实麻烦无处感受不到。甚至是在悉尼的艾坪(Epping),也就是刘金涛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居住的地方也是一样。不久前,他就自己曾在中国遭受的酷刑接受了SBS电视台的采访,不久后,中共国安人员找到了他住在山东的母亲。“他们警告她让我不要出声。”刘金涛说。

埃利奥特在文章结尾问刘金涛是否感到害怕,“不害怕!他们才是害怕的人,”刘金涛说,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总是试图隐瞒一切,因为他们害怕事实真相。”

责任编辑:岳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