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器官移植 美著名杂志疾呼解开疑团


美国著名刊物《外交家》3月29日刊文,直指中国器官移植中的几大疑问,并强调解答令人不安的移植规模及器官来源等问题,是当务之急。(大纪元合成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31日讯】美国著名杂志《外交家》3月29日刊文,直指中国器官移植中的几大疑问,并质疑法轮功学员或已成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文章强调,解答令人不安的移植规模及器官来源等问题,是一项紧急事项。

不可靠的移植数字

文章说,第一个问题是,器官移植的官方数字不可信。在上月梵蒂冈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称,2011-2014年,共有2342位公民在死后捐献了他们的肝脏。

然而,不到一个星期,黄洁夫就在大陆澎湃新闻网(ThePaper)的采访中称:“2011年-2014年,公民捐献的肝脏器官是1910例。”

两个数字相差18%,都不可能是真实的。自2013年9月1日以来,所有的移植手术都应登记在一个强制性、集中式的资料库里,即中国器官移植响应系统(COTRS)。然而,在研究中发现有10例如此矛盾的数据点,这些数据是由黄洁夫或其他官方消息来源提供的。如此不一致的供体数据表明,根本不能从表面判断这些官方说法。

有问题的移植量

文章说,鉴于中共高级移植官员给出的数字不可信,调查人员已诉诸其他各种方式,来估计中国正在进行多少例器官移植。

有一种方法能够用来估算移植量。例如,看看医院移植病房床位数量的公开报告,然后与那些床位据报的利用率相比较。这两个数据点,加上肝脏或肾脏接受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可用来计算某些医院大概的移植量。

例如,建于2006年底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曾计划设500个床位(但可能已有多达700个)。根据官方资料库2008年的存档,2008年肾脏和肝脏移植的床位使用率为90%;据天津官方媒体称,2013年整个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131%(这意味着,多余的患者可能被安置在附近酒店内,或者该医院新增了更多床位)。按照器官接受者平均住院一到两个月来计算,仅该移植中心一地,每年就进行数千例移植。

中共媒体的报导也为移植量提供了另一个指标。比较两种官方出版物显示,2011年至2015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每年就进行大约1000例肝移植。其他官方消息来源如2011年的肝移植注册系统,显示中国四分之一或12%的肝移植是在这家医院进行的。这意味着全国每年进行4000到约10,000例肝移植,是官方数字的很多倍。而肝移植数据只是全国总移植量的一部分。

很难知道中国实际的移植数量,但这些数据却表明,相对于官方宣称的移植量和器官来源,它们显得很大,令人担忧。

移植业发展迅速

文章还说,2000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器官移植业可言。从1980年代到2000年底,据报累计进行34,832例肾移植手术。根据医学教科书,仅仅4年之后,这个数字就至少上升了27,141。

据中国财经杂志《财经》称,从1993年2007年,中国肝移植数量就增加了400倍——从6例增至累计14,000例。

但即使是这些数字,也是虚报实情,小于实际数字。它们来自中共官方的登记和报告,所以只是总体的一部分。肾移植数据来自106家医院,而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LTR)则由25家医院于2005年2月组成。

不过,官方消息来源称,实际上,到2006年中国有超过1000家医院进行器官移植。(2007年,该数字应该已被中共缩小为164家。)

中共官员也公开谈论移植业的迅猛发展。“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南方周末》引述广东省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的话称。“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

中国首个关于器官移植的立法于2007年生效。在此之前,唯一的主要法规是1984年的一项规定,该规定允许使用囚犯器官。

但文章说,尽管如此,仍可以说2007年之后发生的事更加令人不安。

移植业不停地扩张

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促使司法处决案例从一万例下降到几千例。总部在美国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中国2013年被处决人数下降到2400人。

然而,中国器官移植业却继续扩张。例如:

*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新移植中心大楼全面投入运作。该大楼有17层,500个床位,费用由当地政府支付;

*2007年,因河北省一系列免疫抑制剂(几乎由器官接受者专用)的产业化,280万美元(2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政策贷款被扩展到华北制药集团(North China Pharmaceutical);

*2008年,中国移植系统的设计者郑树森,通过扩大可接受的肝脏肿瘤最大尺寸,使符合条件的肝移植接受者范围扩大了52%;

*从2010年到2012年,北京309军医院移植中心的床位从316个增加到393个。这家医院称,它的移植中心是其最赚钱的收入来源,收入从2006年的3000万元(450万美元)暴涨到2010年2.3亿元(3400万美元),增加了约7倍。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中国整个移植业的发展,似乎完全脱离了可用死刑犯的轨道。

文章说,接下来的问题已成为政治上最敏感、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如果移植的器官不是来自被处决的犯人,那是来自哪里呢?

令人不安的器官来源

自2015年以来,中共声称一直以自愿捐献者作为器官来源,官员承认,该系统还处于起步阶段。此前,从2005年末开始,中共官员就声称,器官来自死刑犯(2005年以前,中共叫嚣著否认这一点,而2005年却突然承认)。

鉴于死囚处决几乎无法解释中国移植业的增长轨迹,研究人员已经暗示,有更隐秘的替代来源。

例如,一些人指出,真正的来源中有良心犯。这包括维吾尔穆斯林、藏族,还可能有家庭教会基督徒,但绝大多数为法轮功学员。当然,其他一无所有和被边缘化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已沦为受害者。

自由之家在上月发表的中国宗教自由报告中说,对可得信息审查后,“发现可靠证据显示,从2000年初开始,法轮功学员就被大规模摘取器官而杀害。”

自由之家还补充说:“年轻的维吾尔族男子大规模消失、对维吾尔政治犯例行验血的描述,以及藏人和维吾尔人在拘押期间神秘死亡的报告,应当能发出一个警报,即这些群体也可能成为非自愿摘取器官的受害者。”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都已表示谴责。

移植增长轨迹肯定与这一点相吻合:1999年7月法轮功学员遭大规模关押,仅仅比器官移植业迅速发展早6个月。在死刑犯来源枯竭之际,法轮功学员这一来源可解释器官移植的持续增长。对在押法轮功学员进行详细的验血和器官检查,也有大量的证据可证明,包括记者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其书中收集的数十例。

对证据基础进行完整的统计,需要数百页篇幅。但在中共官方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些最令人不安的材料是正确的。

例如,郑树森,中国最知名的移植外科医生之一,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CACA)会长。这类协会由中共在2000年成立,专门用于诋毁法轮功,并监管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进行思想转化。

文章提出,为什么一位主要的中国肝移植外科医生和移植官员也深度卷入了反法轮功运动呢?文章接着引述了2009年郑树森在一本反法轮功书籍的序言中诋毁法轮功的话,并说这样的措辞无论如何都令人不安,这些话来自一个肝移植外科医生,在当前指控的背景下,非常令人担忧。(郑树森近来在《国际肝杂志》(Liver International)一篇论文中就器官来源撒谎,导致论文被撤销,令他声名狼藉)

文章说,黄洁夫据报2001年也发表过类似郑树森的言论。

2000年中国移植系统出现快速而原因不明的成长,2007年后司法处决案例减少,移植活动却强劲增长,对在押法轮功学员进行验血和器官检查,维吾尔族年轻男子失踪,据说对维吾尔政治犯进行验血,移植官员参与反法轮功运动,中共当局对这些从未解释过,相反却把这样的证据斥为“荒谬”。

鉴于黄洁夫现在正在国际医学论坛提供明显伪造的数据,而不明来源的器官移植仍在中国继续,对这些疑问的解答是当务之急。

文章最后说,由国际医疗检查员突访医院、披露历史上和当前医院层面的移植数据,可以作为一个起点。

责任编辑:叶紫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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