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中国器官移植 美著名杂志疾呼解开疑团


美国著名刊物《外交家》3月29日刊文,直指中国器官移植中的几大疑问,并强调解答令人不安的移植规模及器官来源等问题,是当务之急。(大纪元合成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31日讯】美国著名杂志《外交家》3月29日刊文,直指中国器官移植中的几大疑问,并质疑法轮功学员或已成为主要的器官来源。文章强调,解答令人不安的移植规模及器官来源等问题,是一项紧急事项。

不可靠的移植数字

文章说,第一个问题是,器官移植的官方数字不可信。在上月梵蒂冈举办的“反对器官贩卖全球峰会”上,中国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委员黄洁夫称,2011-2014年,共有2342位公民在死后捐献了他们的肝脏。

然而,不到一个星期,黄洁夫就在大陆澎湃新闻网(ThePaper)的采访中称:“2011年-2014年,公民捐献的肝脏器官是1910例。”

两个数字相差18%,都不可能是真实的。自2013年9月1日以来,所有的移植手术都应登记在一个强制性、集中式的资料库里,即中国器官移植响应系统(COTRS)。然而,在研究中发现有10例如此矛盾的数据点,这些数据是由黄洁夫或其他官方消息来源提供的。如此不一致的供体数据表明,根本不能从表面判断这些官方说法。

有问题的移植量

文章说,鉴于中共高级移植官员给出的数字不可信,调查人员已诉诸其他各种方式,来估计中国正在进行多少例器官移植。

有一种方法能够用来估算移植量。例如,看看医院移植病房床位数量的公开报告,然后与那些床位据报的利用率相比较。这两个数据点,加上肝脏或肾脏接受者的平均住院时间,可用来计算某些医院大概的移植量。

例如,建于2006年底的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曾计划设500个床位(但可能已有多达700个)。根据官方资料库2008年的存档,2008年肾脏和肝脏移植的床位使用率为90%;据天津官方媒体称,2013年整个医院的床位利用率为131%(这意味着,多余的患者可能被安置在附近酒店内,或者该医院新增了更多床位)。按照器官接受者平均住院一到两个月来计算,仅该移植中心一地,每年就进行数千例移植。

中共媒体的报导也为移植量提供了另一个指标。比较两种官方出版物显示,2011年至2015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每年就进行大约1000例肝移植。其他官方消息来源如2011年的肝移植注册系统,显示中国四分之一或12%的肝移植是在这家医院进行的。这意味着全国每年进行4000到约10,000例肝移植,是官方数字的很多倍。而肝移植数据只是全国总移植量的一部分。

很难知道中国实际的移植数量,但这些数据却表明,相对于官方宣称的移植量和器官来源,它们显得很大,令人担忧。

移植业发展迅速

文章还说,2000年以前,中国几乎没有器官移植业可言。从1980年代到2000年底,据报累计进行34,832例肾移植手术。根据医学教科书,仅仅4年之后,这个数字就至少上升了27,141。

据中国财经杂志《财经》称,从1993年2007年,中国肝移植数量就增加了400倍——从6例增至累计14,000例。

但即使是这些数字,也是虚报实情,小于实际数字。它们来自中共官方的登记和报告,所以只是总体的一部分。肾移植数据来自106家医院,而中国肝移植注册中心(CLTR)则由25家医院于2005年2月组成。

不过,官方消息来源称,实际上,到2006年中国有超过1000家医院进行器官移植。(2007年,该数字应该已被中共缩小为164家。)

中共官员也公开谈论移植业的迅猛发展。“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南方周末》引述广东省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的话称。“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

中国首个关于器官移植的立法于2007年生效。在此之前,唯一的主要法规是1984年的一项规定,该规定允许使用囚犯器官。

但文章说,尽管如此,仍可以说2007年之后发生的事更加令人不安。

移植业不停地扩张

2007年1月1日,最高法院收回死刑复核权,促使司法处决案例从一万例下降到几千例。总部在美国的非政府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估计,中国2013年被处决人数下降到2400人。

然而,中国器官移植业却继续扩张。例如:

*2007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新移植中心大楼全面投入运作。该大楼有17层,500个床位,费用由当地政府支付;

*2007年,因河北省一系列免疫抑制剂(几乎由器官接受者专用)的产业化,280万美元(2000万元人民币)的国家政策贷款被扩展到华北制药集团(North China Pharmaceutical);

*2008年,中国移植系统的设计者郑树森,通过扩大可接受的肝脏肿瘤最大尺寸,使符合条件的肝移植接受者范围扩大了52%;

*从2010年到2012年,北京309军医院移植中心的床位从316个增加到393个。这家医院称,它的移植中心是其最赚钱的收入来源,收入从2006年的3000万元(450万美元)暴涨到2010年2.3亿元(3400万美元),增加了约7倍。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事实上,中国整个移植业的发展,似乎完全脱离了可用死刑犯的轨道。

文章说,接下来的问题已成为政治上最敏感、最有争议性的问题之一:如果移植的器官不是来自被处决的犯人,那是来自哪里呢?

令人不安的器官来源

自2015年以来,中共声称一直以自愿捐献者作为器官来源,官员承认,该系统还处于起步阶段。此前,从2005年末开始,中共官员就声称,器官来自死刑犯(2005年以前,中共叫嚣著否认这一点,而2005年却突然承认)。

鉴于死囚处决几乎无法解释中国移植业的增长轨迹,研究人员已经暗示,有更隐秘的替代来源。

例如,一些人指出,真正的来源中有良心犯。这包括维吾尔穆斯林、藏族,还可能有家庭教会基督徒,但绝大多数为法轮功学员。当然,其他一无所有和被边缘化的中国公民也可能已沦为受害者。

自由之家在上月发表的中国宗教自由报告中说,对可得信息审查后,“发现可靠证据显示,从2000年初开始,法轮功学员就被大规模摘取器官而杀害。”

自由之家还补充说:“年轻的维吾尔族男子大规模消失、对维吾尔政治犯例行验血的描述,以及藏人和维吾尔人在拘押期间神秘死亡的报告,应当能发出一个警报,即这些群体也可能成为非自愿摘取器官的受害者。”美国国会和欧洲议会都已表示谴责。

移植增长轨迹肯定与这一点相吻合:1999年7月法轮功学员遭大规模关押,仅仅比器官移植业迅速发展早6个月。在死刑犯来源枯竭之际,法轮功学员这一来源可解释器官移植的持续增长。对在押法轮功学员进行详细的验血和器官检查,也有大量的证据可证明,包括记者葛特曼(Ethan Gutmann)在其书中收集的数十例。

对证据基础进行完整的统计,需要数百页篇幅。但在中共官方文献中可以发现,一些最令人不安的材料是正确的。

例如,郑树森,中国最知名的移植外科医生之一,也是浙江省“反邪教协会”(CACA)会长。这类协会由中共在2000年成立,专门用于诋毁法轮功,并监管对法轮功学员强制进行思想转化。

文章提出,为什么一位主要的中国肝移植外科医生和移植官员也深度卷入了反法轮功运动呢?文章接着引述了2009年郑树森在一本反法轮功书籍的序言中诋毁法轮功的话,并说这样的措辞无论如何都令人不安,这些话来自一个肝移植外科医生,在当前指控的背景下,非常令人担忧。(郑树森近来在《国际肝杂志》(Liver International)一篇论文中就器官来源撒谎,导致论文被撤销,令他声名狼藉)

文章说,黄洁夫据报2001年也发表过类似郑树森的言论。

2000年中国移植系统出现快速而原因不明的成长,2007年后司法处决案例减少,移植活动却强劲增长,对在押法轮功学员进行验血和器官检查,维吾尔族年轻男子失踪,据说对维吾尔政治犯进行验血,移植官员参与反法轮功运动,中共当局对这些从未解释过,相反却把这样的证据斥为“荒谬”。

鉴于黄洁夫现在正在国际医学论坛提供明显伪造的数据,而不明来源的器官移植仍在中国继续,对这些疑问的解答是当务之急。

文章最后说,由国际医疗检查员突访医院、披露历史上和当前医院层面的移植数据,可以作为一个起点。

责任编辑:叶紫微

夏小强:话剧《麻醉师》暴露黄洁夫的谎言

大纪元2017年03月21日讯】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的工作经历主要有两个:在手术台上活摘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以及死刑犯的器官;在手术台下四处奔走,为中共和自己活摘器官的罪行洗白。这几年黄洁夫主要的工作是后者。

黄洁夫这几年频频现身国内与国际上与器官移植相关的会议和活动,为中共和包括他本人在内参与活摘器官的屠夫医生们的罪恶洗白和抵赖,不断用谎言欺骗国际社会。就在最近的中共两会上,黄洁夫又谈到器官捐赠系统立法问题,继续重复谎言。

但是,在黄洁夫两会上撒谎的同时,中共喉舌新华网配合其撒谎的一个新闻,却不打自招的暴露了黄洁夫洗白中共活摘罪恶的谎言。

2017年3月11日,两会还在召开,中共喉舌新华网首页刊登了新华社一个消息:“第十五届文华大奖获奖剧目《麻醉师》3月10日晚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拉开2017全国巡演大幕。这部由西安话剧院创作的话剧,以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已故麻醉师陈绍洋先进事迹创作,诠释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这个医院名非常敏感,因为中共四个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都执行江泽民的活摘法轮功修炼者器官的屠杀命令。

《追查国际》组织2014年10月28日刊登了一则消息《追查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杨诏旭 涉嫌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犯罪的通告》。

通告指出,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肝胆外科副主任医师、肝胆外科及移植中心副主任杨诏旭,从1997年6月至2003年10月,就参与实施了23例原位肝移植手术。严重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严重涉嫌触犯群体灭绝谋杀犯罪!本组织对杨诏旭立案追查。

据中新网2013年12月25日报道说,2012年3月29日,在手术台“连续奋战”8小时的陈绍洋,正准备为一名重症病人实施麻醉,突然感到自己的肝区剧痛,跌倒在地。第二天做了超声检查,被确诊为肝癌晚期。 中新网报道说,2012年4月1日,西京医院紧急为麻醉科副主任陈绍洋实施肝移植手术。

在正常情况下,器官移植的供体匹配要求标准很高,患者等待匹配供体的时间一般以年计。比如,美国有庞大的器官捐献系统,有900多万自愿捐献的人群、有发达的全国捐献网络。根据美国卫生部报告,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心脏移植约为0.6 年。

但是,不到12小时,医院就完成了给陈绍洋换肝前的一切准备工作,合适的供体不到12小时就搞定。

中新网这新闻报道等于公开了中共的秘密:在中国大陆存在大规模活体供体库(即供取器官的活人群体库),而中共的军队和武警系统本身就有关押和调配数额庞大的活体供体群的核心机构。 报道说,就在前一周,陈绍洋还为3名重症患者进行了肝移植手术麻醉,3次飞往北京、昆明等地参加学术交流。 这意味着陈绍洋换肝的前一周,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起码活摘了3个健康人的肝脏器官。

这个新闻不打自招的暴露了黄洁夫这些年来洗白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谎言。

从2005年年底开始,时任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的黄洁夫就以中国器官移植权威和官方发言人的身份不断发表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言论和文章。

从一贯的否认到承认“极个别的”来自死刑犯。2006年11月14日,黄洁夫在全国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峰会上说:“我国绝大多数人体器官来自于死者捐献,其中一部分来自于交通意外死亡人员和亲属间捐献 。” 由于中国大陆所有死囚器官都是划入“死者捐献”范围,这个说法就是间接将移植器官来源归于死刑犯。

2011年11月,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发表文章说,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系统地使用死刑犯器官做移植的国家。中国每年平均做一万例移植手术,其中65%为尸体移植,其中90%的尸体移植供体来自死囚 。

2012年3月7日《腾讯网》文章引述黄洁夫说,“器官紧缺是我国器官移植发展的瓶颈。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 。”

2013年3月7 日,黄洁夫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说:“十多年前,中国死刑就以每年10%的速度在下降,现在实际上死囚已经很少了 。”此前,黄洁夫一直在讲,中国移植手术十年来一直呈上升趋势,死刑犯是器官主要来源。那么死刑犯必须也呈上升趋势,才能满足不断上升的移植手术数量。那么,麻醉师医生陈绍洋召之即来的器官供体来自哪里?

黄洁夫作为中共器官移植界的第一把刀,深度卷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漩涡,中共大将罗瑞卿之子罗宇向大纪元记者表示: “黄洁夫是杀人犯,在社会上这已经得到共识了,所以黄洁夫现在首要任务就是要洗白自己,他用他的政协委身份来谈立法问题。但是他也洗不白了,因为十几年做了多少手术?他那些器官都哪来的?所以他已经被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他是这个星球上反人类罪的罪犯。”

中共喉舌配合黄洁夫的表演,不仅没有洗白中共活摘的罪恶,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黄洁夫对活摘罪行是越洗越黑,看来,他最后会死在活摘上,中共也不会例外。

责任编辑:高义

加拿大华人回中国换肾记


在中国换器官的等待时间超短,器官资源反常得多,这使得人们不得不思考这其中到底有啥见不得光的真相被掩盖了。图为示意图。(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7年03月20日讯

编者按:对于中共活摘器官的惊人事实,很多人难以想像,也难以相信,毕竟这个事情实在太邪恶,超出一般人的接受范围。不过,越来越多直接的或间接的证据的浮现,已经证实中共活摘器官的事件并非空穴来风。中国器官移植业存在的反常现象比如供体足,等待期超短,存在活体供应库等已经足够引起人们对这个星球上最大邪恶的关注和思考。

(大纪元记者伊铃报导)2001年底,居住多伦多的中国大陆移民王女士经家庭医生检查,发现右肾有一个鹅蛋大的结石。为了减少创伤和手术风险,家庭医生建议她去安省伦敦大学医院(London University Hospital)作激光碎石治疗。在治疗期间,因泌尿系统感染,导致肾功能衰退,并发尿毒症,王女士不得不靠做肾透析维持生命。

加拿大难获肾源

王女士每隔一天要做一次肾透析,她的胃肠道反应很大,呕吐得厉害。日复一日,她不想再坚持下去,要求医生给她换肾。医生说:“我可以把你的名字排期,但不能保证有肾源。”在加拿大,如果没有人捐献,就无法找到肾源。这位医生建议她找家人捐肾,并举了一位患尿毒症的妈妈获得19岁的女儿捐肾的例子。

王女士考虑到女儿已成家,不适合捐肾;儿子也不合适,丈夫年龄大,捐肾有风险,最后决定回中国换肾。

去北京红旗医院

2002年,王女士从多伦多出发,坐飞机到香港,再到杭州,首先在杭州中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中西医结合治疗。半个月后,医生对她说:“你的肾像个梨一样,没有再生能力了。如果早点来,可能有希望,现在两个肾都萎缩,没有工作能力。”建议她尽快去北京换肾。当时,她的妈妈从广西过来陪伴。

王女士第二天就离开杭州,和妈妈一起前往北京协和医院。这家医院病人多,她连续2天清早排队都没挂上号。她已经几天没做透析,手脚肿大厉害。最后经人指点,王女士来到该院的急诊科就诊。在急诊科做透析时,她向旁边的病人打听换肾的事。一位病人告诉她,协和医院的床位紧,可能换不到肾,建议她去红旗医院。

王女士和妈妈又来到北京红旗医院,直接告诉医生要求换肾。在这里,医生给她验血,定血型。一个星期后结果出来了,医生告诉她:“要等2个月才能得到肾。”于是,她给医院留下儿子和弟弟的联系电话,然后决定回家乡广西等待。

河南新乡肾病医院的经历

王女士到北京火车站买车票回广西。她在车站看到一则广告,上面说,河南省新乡市肾脏病医院有肾透析,各方面医疗条件都很好。王女士考虑自己的家乡在广西县城,那里可能没有肾透析设备,不如先去新乡市肾病医院,一边治疗,一边等待北京的通知。

王女士在新乡市肾脏病医院住了1个半月。期间每个礼拜做肾透析2次,也给她一些药物治疗。王女士说:“当时住院期间,附近有很多小医院来探望我,做我的思想工作,一直叫我去他们那边去做(换肾)手术。有3、4家医院,他们说,他们那里有外国回来的专家,保证能够做好的。”

后来,王女士的儿子来了,阻止她,担心她上当受骗:“这些小医院不会把你做好的,只能把你做坏,做死了他们不赔你。跟我回广西吧。”王女士听了儿子的话,到广西医科大学(桃源路)。在那里,王女士重新挂号,定血型。
2个月换肾

王女士大约离开北京2个月时,北京红旗医院打电话通知她去换肾。王女士考虑,从广西坐火车到北京,要2天2夜,加上家人陪护,一路下来费用很多。就问:能不能保证那个肾是给我的?对方回答:不能,这里有4、5个人在等,谁合适就给谁了。最后,王女士放弃了去北京红旗医院换肾,继续在广西医科大学等待。

2002年9月下旬的一天,广西医科大学通知王女士上手术台。王女士说,到那一天为止,在广西医科大学等待总共不到2个月!

肾源:23岁男孩

手术完成以后,王女士既不知道肾的来源,也没有见到供肾者的家属。只听医生说,家属不能去现场领尸体,而是一周以后去火葬场领骨灰。

一天,王女士去隔壁跟病友聊天。一位姓郑(男性、45岁)的病友说:“我的主刀医生是我的老乡。他告诉我,你的这个肾本来是(给)我的。这个肾是(来自)一个很年轻的男孩子,他才23岁。因为那天我的血型还没有定,医生不敢给我做手术,所以就轮到给你了。”

这位郑姓病人还说:“我换的这个肾质量比你(王女士)换的那个要差。我这个肾是在县城摘取的,县城到省城要3个小时的车程。而你换的那个肾是在省城摘取,2、3个小时就上手术台。因为隔的时间越长,越不新鲜,成活率就越低。”

郑姓病人还说:“他们(被摘器官者)在县城被枪毙,枪毙完了以后,医生把器官拿到一个特定的保温瓶里,开车回到省城。一回来,他不马上换给我,他们(医生、司机、公安)还要去餐馆吃一顿,到下午他们才慢慢地给我换,到手术时等了5、6个小时。”

3年内换3个肾

手术1个月后,王女士回到加拿大,一直服用专科医生开的药物维持。

3年后,王女士给广西郑姓病友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位老太太。说:“自从跟你一起在广西医科大学换了第一个肾以后,回来刚刚一年多(就不行了)。开始是吃外国进口的药,后来经济方面支撑不起了,就改国内的,国内的(药)吃了半年,他的肾就坏了。”

“后来又到另外一个医院换了第二个肾,情况跟头一个一样。头半年吃进口药,还维持得挺好的,后来因为根本没有钱了。钱只有花出去,没有挣回来。跟亲戚朋友该借的都借了,有借无还,以后再借,人家就怕了。他又换国产,吃了半年(肾)又坏了。”

“到他快死的时候,已经换了三个肾。换第三个肾的时候,已经没有钱买药了。他死的时候,家里穷得揭不开锅了。他的两个男孩上高中,都没有钱去读书。”

5个人同期换肾 4个已去世

王女士说:“跟我同一批手术的5个人,其余4个都不在了。并不是说手术不成功,手术很成功。但是他(们)没有钱来维持,吃这个药来维持肾功能。有一个从海南岛过来的男孩,23岁,回去以后也没有钱维持吃药,后来也没命了,死了。”

“另外2个,一个39岁,一个41岁。41岁那个是女的,姓李,跟我同一个病房,是南宁郊区人。她也给了我电话。后来我打电话过去,也是去世了。”

中国器官移植业反常 :供体足 等待期超短 存在活体供应库


原中国航空军医主任医师汪志远(大纪元)

原中国航空军医主任医师汪志远表示,加拿大居民王女士回国换肾的经历,印证了中国大陆器官移植业的奇怪现象:器官来源充足,等待时间超短;中国存在活体器官供应库。

器官来源畸形充足 等待时间超短

汪志远表示,正常情况下,同种异体大器官移植,配型比例很低。国际肾脏协会的数据显示:非亲属间配型比例为6.5%。即要完成一个器官移植,至少需在15个特定的、可提供器官的人群中配型,才有可能找到一个匹配适合的人。

美国是全世界器官移植最发达的国家,有庞大的器官捐献系统,有1亿2000多万自愿捐献的人群、有发达的全国网络。但在美国器官移植平均等待时间为:肝移植2年,肾移植3年到7年。2012年3月24日,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做心脏移植手术。他在移植名单上排队等了近2年的时间,才获得捐赠器官。

据追查国际调查报告,1999年以前,中国是全世界器官移植最落后的国家;人体器官捐献率仅约0.6/100万人口。2010年之前,全国没有器官捐赠系统。追查国际调查统计显示,1999年以前的20多年,中国的肝移植累积总数仅135例,平均每年只有5-6例。1991-1998年8年肝移植共78例,平均每年9.7例。

可是,1999年以后,中国器官移植来个惊天大逆转。1999-2006年8年间,肝移植14,085例, 平均每年1760多例。与1999年前同期比,相差约180多倍。一跃升为全世界最发达的器官移植国家之一。而且出现了一种特别奇怪的现象:器官等待时间非常短,平均是2至4周,甚至1至2周。

另一个奇怪现象是:器官过剩。国内用不完,向全世界广告推销,数万外国人到中国器官移植旅行。即使一个普通的外国旅游者,待不到3个月就可以获得肾移植。甚至一名患者作肾移植手术用了8个备用肾。呈现典型的“器官等人”,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反向配型。

汪志远说,文中王女士谈到,从摘取肾到移植手术,等待时间仅2、3个小时,这种惊人的快速,更证明活体供应库的存在。

死囚犯、自愿捐献是骗局

中共卫生部曾宣布,自2015年1月1日起,器官移植全部使用公民捐献。在此之前,中共卫生部称是用死囚器官。根据追查国际调查,2015年以前,按官方宣布的数字,全国的器官移植是10,000例左右。

汪志远说:“根据大赦国际的报告,中国的死囚犯一年共1600多例,这绝对不可能成为器官移植的来源。所谓‘死囚器官’只是一个骗局。”

汪志远强调,“‘自愿捐献’是中共掩盖活摘器官的又一个骗局。”2010年以前,中国根本不存在器官捐赠系统。2011年后,全国10个大城市做器官捐献试点。但调查结果显示,从2015年1月到11月份,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仍然庞大,器官来源也很充足。而他们的器官捐献系统回答是没有器官捐献,或者是非常少。与全国的器官需求量比,几乎是没有捐献。

追查国际调查员在给国内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打电话过程发现,大部分电话无人接听,少数几个有接电话,也称捐成的没有几个,有的自愿捐献系统还在筹建之中。

北京是全国器官移植量最大的城市,仅卫生部指定的器官移植医院就有20家,仅北大人民医院就称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实际移植量大的惊人。可是调查显示,他们的捐赠系统还在筹建中,根本没有人捐赠。

大陆媒体报导, 2010年3月天津市启动人体器官捐献工作以来,累计器官捐献123例。 这样低的捐献数量,无法解释天津市巨大的器官移植量。

2015年调查,全上海市器官捐献成的只有5例。而上海有11家卫生部指定的器官移植医院,全部是国家级移植中心,每年开展大量器官移植,5例捐献器官绝不可能是上海众多器官移植机构每年移植供体的主要来源。

法轮功学员是器官移植到最大受害群体

据追查国际调查报告,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一个分水岭,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的器官移植开始了爆炸性增长,全国大大小小的医院蜂拥而上做器官移植,大量器官移植中心和配型中心迅速建立,同时伴随大量医学界的反常现象出现。

汪志远说,这与法轮功遭受迫害时间惊人的吻合。1999年中共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数千万法轮功学员大规模到北京上访。数百万人因为不报姓名被大批地带走,秘密转移到不为人知的地下监狱、劳教所或集中营关押。从此失踪,成了器官移植的活体供应库。

全国关押在全国监狱、劳教所、看守所的法轮功学员,在遭受肉体虐待和精神凌辱,包括打伤、打残、打死(据明慧网,截至2015年8月3日打死被证实的已经有3870人),被强制地验血,而且验血之后,也不告诉被迫害者得病的情况,重病得不到医治、 不允许保外。这样的事情在全国是普遍存在。与此同时,其他劳教人员、囚犯并没有如此被对待。甚至有在家的法轮功学员被强制验血的情况出现。

追查国际调查报告显示,据2010年3月中共官方媒体《南方周末》发表的《器官捐献迷宫:但见器官,不见人》报导:“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 “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三倍。”6年时间翻了30倍!

所有的证据指证一个事实:法轮功学员成了中共器官移植业畸形发展的受害者。

汪志远毕业于中国第四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曾任航空军医主任,长期从事航空医学保障,经担任过《航空军医》杂志编委,文革之后任第一届中共全军军事医学委员会委员,1995年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心血管研究中心从事心血管研究。

2006年开始,汪志远开始从事中共活摘器官调查,至今愈10年,著多篇调查报告。详情浏览追查国际网站:https://www.zhuichaguoji.org/

责任编辑:岳怡

宾州众议院决议案要求中共停止强摘

文: 美国宾州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七日】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三日,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以二十二票赞成、零票反对通过第二十七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从所有被关押的人身上强摘器官,特别包括法轮功学员、宗教信仰者及少数民族人士,再次关注中共强摘器官,该决议案将送交宾州众议院全体议员表决。

这是继二零一四年宾州众议院通过1052决议案后,鉴于中共强摘器官并未停止,众议院健康委员会再次提案关注发生在中国的这一人权灾难。

呼吁美国政府制定相关法律

新的决议案包括了最近两年国际独立调查报告的数据、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谴责中共活摘器官的343决议案等内容,决议案呼吁美国政府制定法律,禁止美国公民到海外接受来源不明的器官,禁止参与强摘器官的中国医生入境美国,禁止美国医疗机构培训中国医生做器官移植手术,直到中国允许国际机构对其移植基础设施进行独立严格的检查。

决议案继续敦促美国政府就中国器官移植展开全面和透明的调查,并鼓励宾州医学界帮助人们了解发生在中国的不道德的器官移植。

二十七号决议案由宾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主席贝克(Matthew E. Baker)发起,并得到来自两党其他二十名议员的联署,包括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Stan Saylor,多数党核心小组主席Marcy Toepel,少数党健康委员会主席Florindo J. Fabrizio等资深议员。


图1: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举行关注中共强摘器官的听证会。中排右二为27号决议案发起人、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主席贝克先生。

揭露中共继续扩大器官移植规模真相

之前,宾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举行了与二十七号决议案相关的听证会,“医生反对强摘器官组织”成员、费城医生Dr. Ann Corson介绍了美国资深调查记者葛特曼、加拿大著名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司长乔高最新调查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每年大约六万至十万例 ,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一万例;自一九九九年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国器官移植数量高达150万例;强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是法轮功学员,也有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基督教成员。

Corson医生在听证会上说:最令人不安的是,这份调查报告指出,中国的器官移植没有减缓的趋势,中国还在继续扩大器官移植医院的数量和设施,培训更多的移植手术医生。


图2:大费城地区医生科森(Dr. Ann Corson,前排左一,蓝衣者)在宾州众议院健康委员会听证会上,介绍国际社会调查和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最新情况。

听证会后,多个议员和与会的法轮功学员交谈,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

郭文贵:李友换肝证实活摘器官的黑幕


逃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日前接受采访,谈及李友换肝证实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存在。 (网络图片)

大纪元2017年03月12日讯】(新唐人记者常春采访/大纪元记者唐青整理报导)大纪元、新唐人日前约访了逃亡美国的中国富商郭文贵。郭文贵曝光李友建立北京大学国际医院的目的,是想做达官贵人的器官移植生意;李友虽然还没有换肝,但是挑选了几十个供体,含有法轮功学员。中国问题专家横河认为,这种选择供体的移植方式肯定涉及活摘器官。

郭文贵原本说因家人在大陆被关,老母年高受惊吓,不能接受采访,但因李友换肝一事涉及人命及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黑幕,他回答了记者这方面的提问。郭文贵并表示“非常愿意为法轮功做点事情”,希望法轮功发扬光大。以下是部分访谈实录。

记者:请您讲一下李友换肝的细节,他现在是保外就医,还是什么情况?

郭文贵:李友在1999年还是2000年,我记得不是太清楚了,他在河南郑州出了一次车祸,造成大概150多处粉碎性伤害,很严重,在医院里待了几个月。这次伤害对他非常非常大,他都没有脾了。后来恢复以后,他的人生最高潮是到北大住院,打着北大的幌子搞金融。他搞金融主要是依靠北大的资源,搞北大的金融,很重要的项目就是“北大医药”。北大医药是中国很重要的,中国医药界的学生很多来自北大。他盯住了北大有这个医药的招牌和医药的学科。北大医学院很厉害的。在中国搞医院,如果没有医学院的依靠,没有社会的信誉度,没有政府支持,你是搞不成的。

他很聪明地搞了一个“北大医药”,北大医药和北大医学院是合作单位,背后主体是北大。但是李友把这些东西拿来之后搞了一个东西——北大国际医院。这个北大国际医院是2014年建好的。这个医院是中国最大的三级医院。从怀孕、生孩子,到孩子保健,到老死,到火化,从出生入死都包括在里面,投了很大一笔钱,大概是几十亿以上。


2月15日郭文贵(中)曝光的照片,图右是李友,被打“马赛克”的(左)是北大校领导。(网络图片)

李友跟我讲了(这个医院的)计划。因为我是他的股东,他希望我投资。这个医院,他最想做的三个事情,是服务老革命、政治家、老同志——有影响的人,他觉得这是最大的公关手段。其中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器官移植。他认为中国的器官移植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因为在世界很多地方做不到的。中国的人口多,再一个是法制不健全,再有他认为中国有腐败手段,能达到这个目的。

换一个肾,没钱的人花几十万,有钱的人可以花几百万、几千万。所以他很大的一个计划就是器官移植。老天啊,还是公平的,佛祖啊,还是公平的。在七年前,就是这个项目立下前,他检查出了肝癌。他没有脾了,又是肝癌,那是很危险的。

原来媒体爆料,说他的性能力不行,他爱吃加拿大的海狗参,还做了海狗丸,这个东西吃了以后,增加性能力,但是使李友的肝受到更大的伤害。所以,李友一直想换肝,他有很多资源可以换,但是他为什么没换呢?他是想在自己的北大医院开业后,也就是在2014年或2015年换。他自己说的。他还没有到(肝癌)末期。

后来因为发生我们这个事情,他被抓起来了,被抓起来以后,没有一天在(监狱)里面呆——政治局股东、公安的朋友说他有肝癌。确实有肝癌。而且检查肝癌的是北大医学院的人都是他的员工,说他是什么癌就是什么癌。他本身就是肝癌,濒死危,给他做了一个保外就医,在医院呆着,住着大套房。两年吧,2015年1月12号进去的,到2016年的12月审判,他是在医院呆着的。

在这个中间,我也通过各种渠道了解他的身体状况、实际情况。在了解当中,他说他要出来换肝。本来他定的是2014年、2015年换。因为这个事儿发生了,没换成。他这个肝癌,保证了他没进监狱,享受了待遇,同时得到了假释。

他身边有我的人,告诉我说,他们找了肝,应该是死刑犯的肝,而且李友要求的肝标准非常高:一,不能有反应;二,这个肝对他的身体要有绝对性的帮助。我听说,别人给他拿了几十个选择,包括一些这样、那样的肝源。他都不同意。他的要求很简单,根据专家的推荐,21至25岁之间,死人的爸爸、爷爷、妈妈、家族都要查清楚,这个肝源要很强壮、很健康,也就是说还选了一些新疆的,选了一些其它地方的。他都不太同意。据说,他比较看中的一个是来自西藏的和汉人的混血。这是一个人,大概是19岁。还有一个肝源,应该是云南的一个人,后来没有换。

我不是在节目中说这个事儿了吗。在第二季上,我说了,但是我没有完整地说清楚,因为我也在国内的媒体上看到过,受到过很多影响。我一直以为,法轮功在讲国内活摘器官不真实,或者说是过于夸张。因为我也没有经历过。但是李友的事情曝光以后,我经历以后呢,让我很惊讶。就是他们告诉我,李友选择了几十个肝,选了几十个,这么优秀的肝,而且很多人,真的是选的是法轮功学员,有关系的。我听他们讲过,找炼法轮功的人。但是李友考虑了考虑,说先搁搁再说吧。

这让我很惊讶。法轮功说活摘器官,原来真的发生了,原来还真的有,而且爆料、帮我通报情况的人,这个人的家人就是干公安的,他对李友非常好。我说李友这个事,咱把这个人给“卖”了,(对他)太危险了。

我说是什么人给提供的肝源?说大部分都是公安的。公安上的朋友给他提供的肝源,还有北大医学院给他提供的。公安有强制能力嘛,想弄谁就弄谁。所以说,我才想起来,怪不得要弄法轮功学员,因为公安上把法轮功学员给拘禁了,给强迫摘了啊。从这个事情上,我感觉到法轮功讲的活摘器官真实存在。

我在节目里面是什么意思呢,我说了摘肝的事情,法轮功的同志咋就不去关注这件事情呢?他肝源哪儿来的啊,换的有没有可能是法轮功学员的肝啊?我说的是这个意思。结果没说明白,大家误会了。

一定得跟咱们的网友说,文贵是说通过李友这件事情,觉得法轮功说的这个活摘器官可能是真实的。而李友的换肝,有可能是法轮功学员的,也有可能是来自其它方面的,但是肯定是不合法的。法轮功呼吁的事情,是要引起高度关注的。我也会高度关注的。我们拭目以待,李友换谁的肝,这是我想说的。

记者:您为什么说这些供肝是来自法轮功学员?您有什么证据,为什么这么讲呢?

郭文贵:给我介绍情况的是李友旁边提供信息的人,是有人给李友提供肝源,是李友的那些人给李友提供肝源的。

记者:给李友提供的肝源,您根据什么判断是法轮功学员的?

郭文贵:不是我怀疑,是那些人听他们说,有的是炼法轮功的,给我说的这个事情,所以我才很惊讶。

记者:那个人是公安系统的?

郭文贵:他的家人是公安系统的。李友就因为这个人的家人是公安系统的,让他在身边帮忙工作,他给我讲的情况。

我们都关注李友的换肝,这很重要,他换谁的肝?他要换了咱们法轮功学员的肝,你放心,我文贵一定把掌握的全部信息公布于全世界。

采访后记:旅居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横河长期关注活摘器官的情况。记者就郭文贵以上的说法咨询横河,他表示:

“郭文贵提供的信息是准确的。北大是有个国际医院,是北大和方正集团共同投资的,2014年12月正式开业,但并不在批准的169家移植医院里,因为确定169家指定移植医院时北大国际医院还没有正式开张。但该医院确实设立了移植中心。黄洁夫说今年会增加10家指定移植医院,不知道是否会把这个医院包括进去。另一个名字是北大医学部第九附属医院。

“至于李友本人,因为还没有做移植,不好说。但描述的选择供体的过程肯定涉及活摘。”

责任编辑:苏明真

中共活摘器官罪恶震惊苏格兰邓迪大学师生

文: 英国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三月十一日】二零一七年二月七日和十五日,英国法轮功学员在苏格兰邓迪大学举办活动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这两天,法轮功学员在校园设立了法轮功真相桌,向师生分发真相传单、为制止中共活摘罪恶征集签名。


图1:医学学生对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及其他良心犯器官的行径感到震惊,不明白一些中国医生怎能充当刽子手。


图2:学生们向法轮功学员了解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的真相讯息,并询问,就制止中共活摘罪恶,世界各国都采取了什么行动。

真相桌设在学生会楼(Union Building)前,许多师生在课余时到这栋楼休息。一些学生经过时拿了传单,阅读之后又回到真相桌,在制止迫害征签表上签名。一些学生看了真相传单后,又传给同班的同学看。几位医学学生在真相桌前停下脚步,阅读海报上二零一六年七月欧洲议会通过的《制止中共活摘器官的48号书面声明》介绍后说 :“(中共)太可怕了!我们要签名!”

邓迪大学的大赦国际学生社团主席Gabriel告诉法轮功学员,他到法轮功网站上了解和研究,发现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到非常严重的人权侵犯。

这两天里,大约三百四十名邓迪大学的师生在要求制止中共活摘的征签表上签名。还有中国留学生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

自由之家报告:中共大规模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图)

明慧网二零一七年三月六日】(明慧记者郑海山华府报道)二零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美国著名智库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在华府发布一份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的最新报告。该报告详尽分析了中国的宗教自由的现状,各个宗教团体受干扰或迫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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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自由之家”2017年2月28日发布题为“中国的精神之战”的最新报告。

其中关于法轮功的一章以二十二页的篇幅详细描述了法轮功九十年代在中国大陆弘传的情况和当时得到的政府支持,迫害发生的原因,镇压的范围和严重程度,法轮功学员反迫害和讲真相的各种努力及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及现在的趋势等。这是国际著名人权团体发布的有关法轮功的分析研究中最详尽全面和最有深度的报告之一。

自由之家表示,中共对法轮功的镇压运动已经持续了十七年,但数百万人,甚至可能数千万人仍继续修炼法轮功,而且在镇压之后还不断有人开始学炼法轮功。这代表了中共镇压法轮功的失败。

从2013年1月至2016年6月1日,“自由之家”独立证实了大陆有933起法轮功学员被判刑的案例,有的判刑长达12年。报告中指出在这之前有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曾被关押在监狱或劳教所。

报告还指出,中共每年投资数亿美元镇压法轮功,其中为此设立的“610”办公室每年预算估计高达8.79亿元人民币,相当于1.35亿美元。

虽然迫害法轮功政策没有官方改变,严重的大规模迫害还在继续,有的升级,法轮功学员被拘留、监禁、酷刑折磨,有的甚至被杀害;但另一方面,局部地区的迫害有所减轻。那些积极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如周永康、薄熙来等的被关押,以及法轮功学员的讲真相活动使很多地方官员和警察不愿再参与迫害。

报告对中共强摘器官的敏感指控也进行了评估和研究,表示:“可靠证据显示,从本世纪初开始,法轮功学员因遭大规模摘取器官而被杀害。并且,有理由相信这样的器官滥用行为还在继续。”

“自由之家”表示,他们评估了器官强摘调查者收集的证据(包括向中国医生拨打的电话);采访了曾被关押过的法轮功良心犯,他们在押期间被验血;和一位台湾医生交谈,这位医生的病人曾前往中国做器官移植;还和一位中国军方医院雇员的朋友面谈,其掌握了(医院当局)2011年从一位法轮功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的第一手信息。

“自由之家”的这份报告还引述了三位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伊森·葛特曼、大卫·麦塔斯去年六月在华府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发布的调查报告,中共每年进行的实际器官移植数量是官方公布的每年1万例的好多倍。这使移植数量和已知供体来源的落差更大,加大了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被强摘器官的危险。

“自由之家”这份报告的作者Sarah Cook女士在二十八日的报告发布会上接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制止中共强摘所有犯人的器官,并对中共的器官来源、捐献系统以及移植系统进行国际独立审查,以保证器官捐献完全自愿和透明。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自由之家”是在民主、自由、人权的研究和推广方面最主要的智库之一,其每年发布的报告具有相当的权威性。“自由之家”创立于1941年,罗斯福总统的夫人伊莉娜·罗斯福是创立者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