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大利通过法律严厉制裁非法器官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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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众议院大楼。(新唐人)

大纪元2016年11月30日讯】(大纪元记者李孜报导)11月23日,意大利众议院一致通过了有关贩运器官用于移植的罪行的法律(No . 2937),这是继西班牙后又一个欧洲国家立法打击非法器官移植的罪行。

该法案的主要发起人意大利参议员罗曼尼先生表示,制定该法律是为了制止器官贩运,有效防止非法器官移植和来自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非法器官移植。

该项法律规定,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或以任何名义,或授权委托,从事非法交易、买卖活人的器官或部分器官,会被处以三至十二年有期徒刑,并处罚金5万至30万欧元。如果罪行是由卫生行业的人所犯下,该有罪者将永远不能再从事此行业的工作。

而且,任何人以任何方式,甚至通过电脑或远程信息处理,来组织、宣传、推广贩运活人器官用于移植,应被处以三至七年的监禁和5万到30万欧元的罚金。

这项由30多位参议员联署的法案于2013年7月4日首先提交意大利参议院审议。2015年3月4日,参议院一致通过了该法案,并在3月5日交由意大利众议院审议。2016年6月,意大利众议院进行了讨论,并在11月23日一致通过了该法案。根据意大利的立法程序,议会通过法律15天后,将会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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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参议院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的副主席罗曼尼。(罗曼尼提供)

该法案通过后,主要发起人意大利参议员罗曼尼先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很高兴该项法律得以批准,因为贩运器官用于移植是对基本人权的侵犯,对人类尊严和人体完整的侵犯,而且,器官贩运是一种有组织的犯罪,使用暴力并虐待弱势人群,对公众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也损害公众对用捐赠器官进行合法的器官移植的信心。

防止发生在中国的器官活摘

参议员罗曼尼先生是位医生,作为意大利参议院卫生与健康委员会的副主席,他认为,该法律对防止使用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非法器官移植有很大影响。

他说,因为该法律不仅对那些从事此非法交易者加重处罚,而且,通过电话拦截,还可以更容易拦截国际犯罪组织。他们将被处以非常严厉的刑事处罚,包括获取器官进行移植的那些专业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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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参议院员罗曼尼在参议院发言。(意大利参议院网站)

早在2013年,在参议院的讨论中,罗曼尼先生指出,在中国,用于移植的器官是来自于被“有计划”的杀死、而不是因意外或手术出现死亡的人,是为了其他人的意图事先决定好的。例如,通过法官在审判中的判决或只是残酷杀死一些人,当然这是非法的。

罗曼尼先生说,“捐赠”器官的决定被强加于某些弱势群体,如死囚犯,甚至是良心犯。来自加拿大的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在2006年的报告中已经说明,在中国,大量良心犯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被杀害,他们的器官被用于非法器官移植。

他说,这种情况是如此可怕,不幸的是,当一个东西是如此可怕时,人们倾向于认为它是一个谎言。

罗曼尼先生当时就表示,“虽然在意大利,我们没有权力直接阻止在中国发生的非法器官移植的犯罪行为,但我们有义务尽一切可能不做共犯,避免与其同谋。”

责任编辑:孙芸

澳洲参议院通过限制不正当器官移植动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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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堪培拉国会大厦(TORSTEN BLACKWOOD/AFP/Getty Images)

大纪元2016年11月24日讯】(大纪元记者张妮澳洲悉尼报导)11月24日(周四),澳洲联邦参议院在无反对票的情况下通过了限制不正当器官移植的动议案,为澳洲政府应对他国不正当器官贩卖与移植,以及限制澳人被卷入这类事件打下基础,并可望推动进一步的立法。

该动议案由维州绿党参议员莱斯(Janet Rice)与塔斯马尼亚自由党参议员艾伯兹(Eric Abetz)联合发起,在无一反对的情况下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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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自由党参议员艾伯兹(Eric Abetz)。(本人网站)

澳洲参议院对海外一些国家强制摘取良心犯器官,并用于器官移植的做法感到担忧,拟将考虑在澳洲立法,把去外国接受来自非自愿供体器官移植的行为定为违法,并建立一个去外国接受器官移植的澳人登记系统。动议的主要内容包括:

参议员们认可的要点

* 对目前广泛报导的海外一些国家不道德的器官采买过程,包括在国家主导下强行摘取死刑犯和良心犯的身体器官的做法深表担忧;
* 一些国家,包括以色列、西班牙和台湾都已禁止了国民以旅游的机会,去海外进行器官移植,美国和欧盟也已通过了强有力的决议反对这一行为;
* 澳洲政府掌握的国民去海外进行器官移植的数据非常有限。

邀请澳洲政府下一步考虑

* 将去外国接受来自非自愿供体器官移植的行为定为违法;
* 建立澳洲人去海外接受器官移植的数据登记系统,包括前往国的具体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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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绿党参议员Janet Rice于11月24日在澳洲上议院提出限制不正当器官移植动议案获一致通过。 (视频截图)

本周,在澳洲议会大厦内举行了一个关于活摘的听证会,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和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先后发言并回答了各党派议员提出的问题,呼吁澳洲立法者能像美国、以色列和欧洲一样,通过动议敦促中共立即停止摘取良心犯器官的行为。

乔高和麦塔斯在听证会上表示,他们有证据显示,在最近十多年,中国估计每年进行了6万至10万个器官移植手术。他们认为,这些手术的器官多来自于被杀害的法轮功学员、维吾尔族穆斯林信众、藏族佛教信徒和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

中共官方声称,中国去年只进行了10,057例器官移植手术,而且从去年1月以来已停止使用死刑犯的器官。

对中共使用死刑犯的器官进行移植手术的指控已存在多年,但由于中国不透明的法律体制,外界几乎不可能对此展开相关调查。

美国众议院在6月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美国国务院在年度人权报告中,对国家批准的从非自愿的良心犯身上摘取器官进行移植的情况,作更加详尽的分析;禁止向那些参与强制性器官移植的中国人和其它国家的人士提供入境签证。该决议还谴责了中共对法轮功修炼人的迫害,要求中共立即停止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立即释放所有法轮功修炼者和其他良心犯。

欧盟议会在今年7月也发布了类似的声明,呼吁欧盟对中国是否存在“政府批准摘取良心犯器官”的事实展开独立调查。

责任编辑:李熔石

中共活摘器官罪行震惊丹麦医学界(图)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明慧记者舒慧丹麦采访报道)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丹麦的“医生日”(Lægedage)活动在哥本哈根贝拉中心(Bella Center)举办。为期一周的“医生日”活动是丹麦医疗系统中执业医生的大型活动,由“执业医生组织”(Praktiserende Lægers Organisation,PLO)和“丹麦全科医师学院”(Dansk Selskab for Almen Medicin(DSAM)在每年的第四十六周主办。据主办方透露,本年度参加活动的人数在五千人次左右。来自丹麦各地区包括格林兰和法罗群岛的医疗工作人员,以及医疗器械公司,政府部门和金融等相关机构前来参加。

“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国际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简称(DAFOH)也在贝拉中心大厅设立的展台,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事实曝光。不少参加活动的医生和参展人了解活摘器官的真相后,在征签表上郑重地签下自己的名字,共同制止活摘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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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人们了解真相后,纷纷签名支持反活摘

强摘器官 冲击人的道德底线

不少参加活动的医生看到展台的条幅:医生反对强摘器官协会(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马上就过来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人们很难相信在当今世界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当人们观看美国著名作家、人权活动家葛特曼以及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大卫·乔高调查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纪录片,和“活摘——十年调查”片子后,震惊、难过和人的善良本性都会使他发自内心地用行动帮助终止迫害。

Line Kolin 在实验室工作,她和她的母亲一起来参加医生日的活动, 母亲是医生,她们都在征签表上签了字,支持反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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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医务人员Lis Hansen,和Jørgensen签名支持反活摘

不少医生说:“这么残酷的事情,怎么能允许它发生呢?”“那当然要签名了,怎么能拒绝说‘不’呢?这种迫害必须要停止。”“我要签名,制止这场悲剧。”“同事告诉我,在中国发生这种活摘器官的事,这个行为太恐怖了,不可思议,必须制止。所以就过来签名。”很多人都是没有任何的疑问,二话没说就签名。

一位女士说:“我相信这种事情在中国发生,因为中国的那个政府是专制政府,不把人当人,他们不尊重生命。所以我相信在那里会发生活摘的事情,但是太可怕了。你们做的事情太有意义了,我支持你们。”

一位医生表示他希望没有丹麦人去中国做器官旅游移植。

义不容迟 排队等签名

第一天和第二天活动的时候有很多人说不知道这个消息,第三、第四天很多人就知道了,有的是听同事说的。有一位麻醉护士这两天听到同事们在议论,甚至有些人活摘器官的手术都不用麻醉药,她觉得太可怕了,她想帮助制止这件事,她问怎么样才能帮助你们。义工告诉她可以签名反对活摘器官,还可以告诉自己的亲人和朋友,让大家都知道,这样就能帮助尽快的停止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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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法罗群岛的医生签名后说:虽然法罗群岛很小,人口不多,但也能支持反活摘

有的人没有太多的时间停留,就拿资料回去仔细看。看过资料后直接过来签名。在十六日那天,也就是活动的第三天,很多医生已经看过资料,知道在中国正在发生的活体摘除器官的事情,良知和道义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展台前签名。在中午午餐休息时间很多人排着队签名。有几位医生十七日过来签名时表示:“昨天太多人了等不及,今天抽空过来签名,多一个人多一份力,制止活摘器官的罪恶。”

长期关注法轮功被迫害

在医生日期间义工还遇到一些长期关注中国人权情况,特别是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情况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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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主办方工作人员(中)倾听义工介绍后签名反活摘

一位医生签字后表示:他一直在关注,追踪中共活摘的情况。二零一三年的医生日,他看到了中共活摘的信息,今天又看到DAFOH 的展台,你们告诉人们在中国活摘器官的真实情况。他去听了上个月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来丹麦举办的研讨会的演讲,并且关注丹麦报纸对研讨会的报道。他还参观了在哥本哈根举办的真善忍美展。

一位老师在美人鱼景点看过活摘器官的资料,她的女儿在日内瓦人权组织工作,了解中国的人权情况,曾经和她谈起一些有关中国的情况,她的学生中有两个来自中国的学生。她对中国有较多了解,所以当她来到站台前,毫不犹豫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参观的人中也有一位在丹麦工作的中国医生。她表示,她虽然知道在中国的人权迫害,但不知道这么残酷,她说:“你们做了很有益的事情,对中国人来说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我很支持你们。”她希望看《活摘》电影,并且拿了很多资料回家。

黑龙江疑被摘器致死的法轮功学员案例(图)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十一月二十日】(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年仅四十五岁的法轮功学员高一喜与妻子于四月十九日半夜被警察从家中绑架,三十日家属被告知已经死亡。在火葬场,牡丹江市司法相关人员,一直不让家属看望高一喜,告知死亡后又不让家属看遗体,却要家属签字解剖、火化,直到高一喜的女儿下跪哀求,才反拧着她的手臂让她在二米之外见一见父亲遗容,总共不到两分钟。高一喜的遗体双目圆睁,紧握双拳,双腕铐痕明显,且身体已经僵硬,胸部鼓起,腹部特别瘪,头部有瘀青。

在家属不同意解剖的情况下,他们声称“解剖”了。高一喜到底是什么时间被迫害致死的,到底什么时间“解剖”的?是不是早已经摘取了器官?高一喜的死亡事件存在诸多疑点。家属要求真相,警方不但不给,还把孙凤霞当成人质作为火化高一喜遗体的筹码。

6月21号,在〝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电话调查取证中,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朱家滨毫不掩饰地亲口承认参与了活摘器官,器官“卖了”,还威胁说:“你现在要有胆量,站到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老子外号叫屠夫。”“追查吧,老子天下第一,老子怕啥,老子叫屠夫,专门干活摘的!”

中共江泽民集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完全超越了人类的道德底线,被国际社会称为“这个星球从未有过的邪恶”。中国移植出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奇怪异常的现象:如,器官等待时间极短,急诊移植数量惊人,多台移植手术经常同时进行(如:一个医院一 日内竟可完成二十四台肝肾移植),用活人做备用器官供体,二零零六年出现大量突击器官移植、甚至活人肝肾器官免费促销,形成了世界性的移植旅游。

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美国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发生的实际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数字,在过去十五年中,在中国大陆,估计进行了大约一百五十万例器官移植手术。麦塔斯指出,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猛增和迫害法轮功的时间契合。“追查国际”曾经对中共许多涉案高官及医生进行电话调查,原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周本顺承认:“我们的国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样的事情,我们国家存在着这样的事情”;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承认活摘器官的“事情这很早了”;李长春说:以活摘之由给薄定罪的事周永康知道;总后勤卫生部长白书忠坦言活摘是江泽民的批示;薄熙来说是江主席下的密令;中央政法委李姓职员则说处级以上官员知道这个机密。

一九九九年六月十日,在江泽民的个人意志和淫威下,中国大陆成立了凌驾于国家宪法和法律之上的全国性恐怖组织——纳粹盖世太保似的“610办公室”。随后在七月二十日,江泽民命令“610办公室”系統性的对数以千万计坚持信仰“真、善、忍”的中国法轮功学员实行“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亿万修心向善的民众及其家人被卷入长达十七年的浩劫之中,众多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被活摘器官,及被其它方式迫害致死等。

据突破封锁由明慧网报道出来的消息,至少四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其中黑龙江省就有527人,其中至少有80位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野蛮移除,贩卖或做他用;这些学员的平均年龄为43岁;被致死的表现形式——被脑出血、被跳楼、被自杀、被灌食、被犯人打死、被抢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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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和揭露中共这些骇人的魔鬼行径,是一种不能简单用痛苦或愤怒抑或悲哀来形容的感受,拒绝邪恶,必须要认清邪恶。

一、黑龙江省疑被摘取人体器官致死法轮功学员案例

哈尔滨地区:28人

高秀凤、李洪奎、袁清江、王永成、王洪刚、孔繁哲、邓伟男、鞠 亚军、杨 滨、王丽群、任鹏武、吴宝旺、孙绍民、张延超、张生范、李文睿、尹安邦、张 宏、肖亚丽、顾秀娴、赵淑红、杜景兰、刘 杰、白秀华、于怀才、范丽萍、周志昌、张学文

大庆地区:11人
张 忠、李宝水、王 斌、于永泉、王克民、卢丙森、杨玉华、郑文芹、张维新、高淑琴、何华江

鸡西地区:6人
姜荣珍、赵春迎、魏晓东、于天勇、刘桂香、刘桂英

牡丹江地区:6人
崔存义、杜世良、王晓忠、徐伏芝、高一喜、肖淑芬

齐齐哈尔地区:6人
刘晶明、王伟华、沈子力、徐宏梅、付志宇、王宝宪

佳木斯地区:5人
孙继宏、张富、程学善、大法弟子、苏艳华

绥化地区:4人
张晓春、刘晓玲、大法弟子、刘晓东

鹤岗地区:4人
孙淑芹、杜桂兰、徐志成、赵国新

双鸭山地区:4人
矫龄鋆、纪松山、代晓玲、郭怀龄

大兴安岭地区:2人
李凤霞、于忠柱

伊春地区:2人
于云刚、陆诚林

七台河地区:1人
刘术玲

不明地区:1人
于吉兴

分类统计图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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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部份疑似“被摘人体器官”致死法轮功学员遗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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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旅游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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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专业医学期刊《美国移植杂志》近日在网上发表标题为《发生在中国的死刑犯器官摘取》(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的文章。文章引用中共官媒的话说,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一次采访中无意间证实:中共摘取死刑犯器官并未征得死刑犯本人和家属的明确同意。文章呼吁,世界各国、国际医药学界、工业界、政界等应该合作,采取联合行动、共同终结在中国的强摘器官的行为。

大纪元2016年11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沙莉编译报导)在过去的15年里,中国已成为器官移植问题的国际焦点。没有任何其他地方像中国这样为全世界患者提供移植保证:有竞争力的价格、很短的住院时间和手术时间、大大减少的缺血时间。为做到这一点,中共很早就建立了从死囚强行摘取器官的有组织牟利系统,并成为世界上一个独特现象。

根据1994年发表的人权观察(HRW)报告《在中国的器官获取和司法执行(Organ Procurement and Judicial Execution in China)》,从文献资料来看,中共的器官移植历史可以分为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移植阶段是在20世纪的60年代和70年代,在外国医务人员的帮助下进行移植,在这个阶段,全世界受体患者的存活率非常低,中国也一样。

第二阶段是医疗机构、警察、司法和监狱之间的合作正式化,从而奠定了在1980年到1990年间死刑犯器官强制征收系统的基础。第三个时期始于2000年初,随着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移植在中国真正发展为一项产业。

1980年到1990年间

自1980年起,有几个因素促进了中国的移植业,预防器官移植排斥的免疫抑制剂环孢霉素A(cyclosporin A)被发现是其中之一。根据人权观察1994年的报告引用中共医疗当局的数据,这种药物在80年代中期引入中国,抑制身体的自然排斥异物倾向,显著提高移植患者的存活率,从50%提高到1987年的80%,再到1991年的90%以上。

此外,1984年10月9日,中共政府通过了由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和民政部六个部门联合发布的司法文件《关于利用死刑罪犯尸体和尸体器官的暂行规定》,规范了器官的使用。规定说:“无人收殓或家属拒绝收殓的、死刑罪犯自愿或经死刑犯家属同意利用的——其尸体或尸体器官可供利用”,条例还规定,“使用死刑犯的尸体或器官的机构必须严格保密,并要特别注意避免任何负面影响”。这项规定今天仍然有效。1984年的这份文件,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份可以证明利用死囚犯做器官移植供体的文件,而且非常明确的是,中共支持利用死囚器官做移植供体。

同时在中国,在1983年开始进行了一系列“严打”(“严重镇压”)的全国性运动,导致囚犯的数量显著增加。根据人权观察的报告,“捐赠”器官的数量显著增加。根据国际大赦组织1996年和1997年的报告,数月内就进行了数千次处决。报告注意到国家媒体“系统性的宣传,甚至是歇斯底里。”“任意定罪”和“加速的刑事诉讼,导致对社会弱势群体施用死刑的比例过高”。在此期间,死罪资格的罪行增加了150%。涉嫌在西藏新疆地区进行“分裂”活动的分子都上了死罪名单。

最后,20世纪90年代,中共政府逐渐减少了投入公共卫生体系的资金,从1990年至2002年,从60%降至42%。促使医院转向以药物销售和患者定价护理为主要收入来源。2016年出版的《血腥收获/屠杀》( Bloody Harvest / The Slaughter )报告中说:器官销售、付费移植和高价的环孢霉素使中国移植部门找到新的收入,特别是外币。

因此,大量香港、新加坡和邻国的大款病人前往中国进行器官移植:“只要有钱,就能在中国做付费器官移植,避免在本国漫长的等待,这已经不是秘密”,大赦国际于1995年写道。

到了90年代,国际人权组织揭露了中共违反医学伦理原则的做法和法律体系的重大缺陷。有人指出,很多人被定为死囚犯是根据他们与器官接受者的匹配性而不是根据他们犯罪的性质。根据1996年J.D. Briggs的文章《中国死囚器官的使用》(The use of organs from executed prisoners in China),在此期间移植的数量增加了,从1988年的840起增加至1992年的1905起。几位作者还认为,经济利益至少是中共拒绝废除死刑的部分原因。

1999年后的时期

中国移植史的第三期开始于21世纪之交,伴随着1999年开始的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在此期间,中国移植业相比前几十年快速增长。据人权观察1994年公布的数字和2015年K.C. Allison等人的报告《中国死刑犯器官采购的历史发展和现状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current status of organ procurement from death-row prisonners in China)中的数据,从1983年到1999年间,进行移植手术的医院的数量从98家上升到150家,增长了53%。然而,从1999至2006年短短7年,该数量从150家增加到600家医院,增长幅度300%。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从1992年起在中国开始普及,修炼人数众多。根据中共政府的统计,有7000万甚至上亿法轮功学员。共产党书记江泽民相信在三个月内可根除法轮功修炼,1999年开始严酷镇压,大量法轮功学员被关押囚禁。2007年,联合国酷刑特别报告员访问中国期间估计,在中国遭到酷刑的囚犯中有66%是法轮功学员。

死刑数量是中共的国家机密,器官移植数量也同属机密。由于器官移植数量属于机密,外界人士要想对中国移植的统计数据彻底洞察就非常困难。尽管如此,乔高等人(David Kilgour,Ethan Gutman,David Matas)在2016年发布了一份680页的报告,报告说,过去15年间,每年中国做了6万到10万起移植手术,总数高达150万起移植手术,比他们先前在2007年和2014年作出的估计高近十倍。

他们分析了中国近900家医院和移植中心的数据。数据分析包括:移植医务人员的数量、新医师的培训,大学合作机构和科学出版物、基础设施的发展(医院、分支的建设、床位数量)、投资额,移植技术以及免疫抑制剂的研究和开发、授予多产外科医生的表彰、公开声明等。在阅读本报告时,读者可以体会到中国的移植业真是很多很多金钱的产业。

国际社会对中共就摘取死刑犯器官的行为施加压力后,尤其是在2006年“伊斯坦布尔宣言”之后,中共在2013年推出了中国器官移植响应系统 (COTRS)——国家器官自愿捐献系统。由于传统的儒家信仰,在中国器官捐赠不是一种传承下来的文化,从1977年至2009年,只有130器官捐献者。没有器官的国家捐献体系如何工作?这要仔细看一下人体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主任兼卫生副部长黄洁夫的声明,他在2015年1月在人民日报上说:“被定罪的犯人也是公民。法律并没有剥夺他们捐赠器官的权利。如果被定罪的囚犯希望通过提供器官赎罪,应鼓励他们。”

原文: Le tourisme de transplantation en Chine : une perspective historique

责任编辑:林妍

成批韩国人赴天津移植器官 黑幕重重

大纪元2016年11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综合报导)近日,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韩国首尔的一个活动上引述港媒报导表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接收的韩国器官移植患者数量惊人,曾在“3年间共接待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患者,其中韩国患者达3000多名,其它国家患者约1000名”。

麦塔斯和另外两名调查员大卫.乔高、美国独立新闻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在今年6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报告中也对这方面的信息进行了披露。

调查发现,天津中心第一医院(又名: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护士长在一份声明中表示,为了满足大量韩国病患的需求,该医院已经把12层医院大楼的4~7层改为专门的移植患者病房;并且借用天津经济开发区的国际心血管医院的8层,作为韩国患者的住院区;还同时将一家附近酒店的24~25层改为韩国患者等待器官移植的病房;即便如此,床位依然短缺。

他们在这份调查报告中引用了2006年发表在《凤凰周刊》一篇题为《全球器官移植大调查》报导的相关内容,这篇文章的副标题是“数万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大陆成全球器官移植新兴中心”。

从2002年开始,韩国前往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人数急剧增加。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患者负责人说:“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到70~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年将达到1000人。”

从韩国首尔到中国天津,坐飞机仅需要1个半小时。韩国《朝鲜日报》披露,2004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院进行的507例肝脏移植手术中,韩国人占37%左右。由于韩国患者众多,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甚至聘用了一些会说韩语的朝鲜族外科医生和护士。其他医生也能流利地说出一些诊治所须使用的韩国话。

据大纪元驻韩国记者站报导,国际器官移植伦理协会(IAEOT)理事金滉镐表示:“据我们调查,韩国至今仍有个人或团体向中国输送需要器官移植的患者。”

“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器官移植中心接受器官移植的韩国人在网上建立了‘同好会’,有时上面还公布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后回来的韩国人数。今年去中国接受器官移植的例子已经在网站上上传,去年是至少21名,今年目前上传了2名。”他强调,“当然,这只是冰山一角,通过别的中介去天津市第一医院的人可能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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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带领韩国患者赴中器官移植的中介团伙头目(中)从中国回韩自首,在机场被捕的场面。(韩联社TV截图)

《凤凰周刊》记者调查发现,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移植外科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

有患者家属透露,该移植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手术后出院的患者提供的器官捐赠人记录表上,捐赠人死因写的都是“急性脑损伤”。面对《凤凰周刊》记者的提问,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本人对此不置可否。

除了担任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兼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于2003年成立,由武警总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共同组建。

据隶属天津市政府的北方网报导,从2000年开始的两年中,沈中阳团队的肝移植总数从24例增长到209例;而从209例增至1000例,只用了2003年一年时间。

中共武警和军队医院系统不隶属中共卫生部,而是受军委管辖。据官方资料记载,沈中阳移植团队2004年完成肝移植总数居全球第一,肾移植总数居中国第一。

北京武警总医院网站这样介绍沈中阳:2001年在北京组建“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并担任中心主任;目前,沈中阳仍保持国内肝脏移植手术总例数最多等多项纪录。这个网站还曾登出一张沈中阳身着武警军官制服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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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沈中阳穿武警制服上电视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外界认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拥有充足的器官来源主要与沈中阳的准军方头衔有关:凭此可以无阻拦地进入关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场所检查或摘取器官。

美国独立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向英文大纪元表示,他认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主要器官来源是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多年来一直在研究中共军方和强摘器官之间的关系。2014年8月12日,葛特曼的新书《屠杀》英文版正式公开发售,他当天在美国华盛顿DC接受中文大纪元采访表示,中共军方医院站在活摘人体器官的最前线;军方医院人员早期强摘维吾尔人、新疆人士的器官,在1999年实施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后,中共开始大规模地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葛特曼说,军方医院是“强摘器官的通道口(vent gutter)。” 他还表示,维吾尔人、西藏人、法轮功学员……这些人彼此不认识,但他们有着类似的经历--通常是军医来接触他们,“ 军医在现场出现非常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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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森‧葛特曼披露中共军方、警方出现在行刑现场的图片。(李辰/大纪元)

布会上披露,2012年3月20日,大陆收索引擎百度突然解禁“活摘器官”和“王立军活摘”。

王立军是警察出身,曾先后任辽宁省铁岭市、锦州市公安局局长,重庆市公安局局长、武警重庆总队第一政治委员和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从没有医学背景,但创办了“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从事对人体器官移植的研究,并因此获奖。王立军发表获奖感言时透露,他的团队进行了几千例的人体器官摘取。

葛特曼在几年的调查中采访了很多从中国大陆来到泰国、香港、台湾、澳洲、加拿大、美国的法轮功学员。他们很多因遭迫害而被迫流亡海外。

葛特曼通常并不让受访者知道他在做器官强摘调查。一位抵达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女法轮功学员向葛特曼讲述了她在大陆狱中的故事,一再强调她所遭受的酷刑。实际上,这位老妇人看到葛特曼对一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体检如此有兴趣,她甚至感到有些恼火。

正是受访者的这种自然流露,让葛特曼感到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可怕的黑幕,因为他感到这不是一个医生进行的正常的体检,医生看起来是在处理一具新鲜的尸体,医生只对血型、脏器和眼角膜等感兴趣。葛特曼回忆道,他记得当时那一刻,感到一股不同寻常的冷意席卷了全身。

在后来的调查中,很多受访者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证实了葛特曼的内心的担忧--强摘器官真实存在,并且广泛进行。很多法轮功学员不仅在劳教所、看守所、监狱,有的甚至是在家中被强制采集血样,被提取组织匹配样本。

如果用“抽血”和“天津”作为关键字在明慧网上进行搜索,可以获得不少结果。以下仅举部分案例:

天津市大港油田一中的高中教师贾文广女士在其控告江泽民书中表示,她曾被关押在天津板桥女子劳教所与河北区看守所,在被关押期间她多次被抽血;但是她发现,抽血对像仅限于法轮功学员,刑事犯是不用抽血的。

天津优秀会计师、法轮功学员赵树霞在2016年新年期间,因在街头悬挂了一个向民众拜年、传递法轮大法真相的条幅而被绑架。赵树霞后被非法关押于天津南开分局看守所,在看守所,她被强制抽血。

2007年11月9日,明慧网发表一篇题为《我在天津女子监狱所经历和看到的迫害事实》的报导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队是三队,三、四、五监区都有法轮功,除了包夹人外就是个别刑事犯,每个监区三队的队长都单独把法轮功学员叫出去,化验尿和验血,没叫刑事犯。队长说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女子监狱距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只有30多分钟车程。

法轮功学员滑连有曾回溯2013年6月他在天津滨海监狱被抽血的经历,滨海距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车程约47分钟。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也在法轮功学员进行验血,从双口开车到天津这家医院约半小时。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只是中国器官移植体系的缩影。至少有700家以上的中国医院可以进行器官移植。

根据麦塔斯、乔高和葛特曼3位调查员的调查: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为6万-10万例;法轮功学员是被强摘器官的最主要对像。

责任编辑:高静

大卫‧麦塔斯:中共否认活摘即承认数据造假(图)

作者: 朱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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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届《全球正义电影节》播放影片《活摘》

看中国2016年11月6日讯】(看中国记者朱莉采访报道)本周六,第14届《全球正义电影节》播放主题电影《活摘》,震惊加拿大各界民众。放映结束后,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Matas)到场演讲并接受提问,他表示中共一直否认“活摘”罪行,而且不断利用媒体造假欺骗民众。

麦塔斯还表示,在这10年中他因坚持调查中共活摘器官,屡遭中共当局威胁恐吓,甚至枪击,但面对“活摘”,他始终认为他必须要站出来。

麦塔斯直指中共媒体造假

当地时间5日(周六),第14届《全球正义电影节》在加拿大温尼伯大学拉开帷幕,此次电影节以2015年皮博迪奖、2015年AIB国际调查性纪录片大奖获奖纪录片《活摘》(又名《大卫战红魔》)作为主题电影。

影片记录了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Kilgour)和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一起花费数年时间调查中共政府非法摘取器官的真相,片中以大量中共官方网站报道及录影作为调查依据,并引用了众多被调查的证人的证词。放映结束后,大卫‧麦塔斯也到场演讲并且接受观众提问。

对于近日中共官媒多次发文否认“活摘器官”一事,麦塔斯以中共官方电视台播出的卢国平受访内容为例,指出中共利用媒体造假骗人,并透露像这样造假的事情还很多。

影片中,广西民族医院泌尿科医生卢国平在电话中亲口承认使用健康的法轮功学员器官做供体,而且每个星期都做好多,肝移植一个星期都要做七、八台,不愁器官,并告诉咨询人肯定可以到监狱去挑选器官。但在之后中共媒体的采访画面中,卢国平却直接否认说过以上内容。

麦塔斯说:“卢国平(在中共媒体中)可以说他没有接过电话,他承认接了电话,而且说出了咨询人提出的问题,前面的内容说的都一样,可说到和活摘器官有关的内容,他就改口。”

而根据麦塔斯、乔高,以及记者伊森・葛特曼联合调查的最新活摘调查报告显示,中国每年的器官移植量每年6~10万例,但在上个月中国举办的国际器官捐献大会上,前卫生部长、中国器官捐献和移植委员会主任黄洁夫却宣称,中国2015年在全国大约做了1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中共官媒并以此为依据攻击麦塔斯的报告存在严重的缺陷和错误。

对此,麦塔斯则表示:“我们用的是他们(中共官方)的统计数据。说我是不可靠的也就是说他们是不可靠的,我的意思是,我们的2200个数据来源都是来自于他们。”

“问题应该是:‘哪一个数据不可靠?’,是1万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来源?还是10万通过反复核查各个医院得到的数据?这不是我在这编造,我是根据我看到的在做报告。更重要的是,所有我看到的,你都可以看到,任何研究也可以看到,如果你质疑我们的结论,你自己可以分析一遍那些数据,我相信你会得到相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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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图片来源:Getty Images)

屡遭中共恐吓威胁 初心不改

而在这么多年的研究中,是否受到过中共的威胁或伤害?麦塔斯回应说:“我当然受到过威胁,但没受到过伤害。有一次我在一个活动主办方的办公室,当时办公室后面的窗户上就挨了一枪,虽然应该是策划好的,但所幸没有人受伤。”

麦塔斯还提到有一次,他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市附近要进行演讲时,还曾接到中共网络警察的电话威胁。

他说:“中共在国内安排好人给我打电话,还有在审问室里的那种人,有人给我打电话说,我是网络警察,你现在所做的事已经威胁到了你的生命,难道你不害怕吗?当时他们就这么问我,然后我跟他们说,如果你不喜欢我说的‘活摘’的这些事,那你应该去制止中国国内的活摘罪行,而不是想着要刺杀传播消息的人。我想这就是我要说的直接威胁吧。”

不过即便面对这样的威胁,麦塔斯仍不改其志,愿意持续下去。他也认为在中国,争取人权的人们反而成了受害者,因此他选择站出来。

“我想说,我面临的这种威胁,和在中国国内的人们所面临的威胁相比,不算什么。就拿跟我在做同一件事的人权律师高智晟来说,他一直在跟迫害做斗争,遭受过关押、折磨、殴打,身体遭受了严重的伤害。在中国做跟我在这里做一样的事情,是会从人权律师变成人权受害者的,中国和国外的情况是不一样的。至于我为什么做这件事,我是觉得,有一部分原因是,在很多国家,有的事情是当地人完全可以解决的,不用外人帮忙;但是在中国,人权这件事是个例外,局内人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这些局外人就必须要站出来。”

同时,他还表示在调查活摘器官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案例是不让他感到震撼的,因为这是为了器官去杀人的事。

麦塔斯说:“我觉得没有一个案子是不震撼我的,这毕竟是为了器官去杀人的事。其中有一件引起我注意的事就是验血和器官检查。……我每到一个地方,向这些从监狱逃出来的人了解情况的时候,他们都说“法轮功”的人是会被检查器官,验血的,不是“法轮功”的人,就不会被这样对待。”

“我想,这么做肯定不是为了健康目的,因为他们还是要被严刑拷打的。但是,这么做却是非常必要的,因为要移植器官的话,不仅必须要血液配型,还要确保器官健康,确保脏器大小合适,还要最理想的生理组织之间能够配型。所以这就十分明显了,他们所被做的检查,都是为了准备做器官移植用的。”

观众:“我感到惊骇!”

而此次的纪录片《活摘》也使在场观众感到震惊。加拿大社工人士VannNgwyen看完影片后,含着眼泪说道:“当我看到‘武警证词’的那部分,我被触动了。那位女性的法轮功学员被摘取心脏的时候,她还活着,没有被注射任何麻药。她死的时候睁大着眼睛,太可怕了……我感到好痛,我感到好痛。这事情伤到了我,我无法相信人居然能对别人做出那样的事情。”

VannNgwyen说另一点感动她的是大卫∙麦塔斯他们这些人能将这件事在媒体中曝光出来,引起人们的注意,“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做些事情来制止这件事,我想用征签的方式,或向不知道的人传播信息,我认为应该和更多的不同的人分享这部影片,尤其跟与中国人打交道的人分享。他们会帮助那些受害人。”

《曼尼托巴多媒体》监制人BarryKopulos说:“我感到惊骇!中国的外科医生杀活人,在他们活着的时候摘取器官,眼角膜、心脏、肾脏、我真的很震惊。哇!在21世纪这样邪恶的暴行仍然还在发生。你会认为二战现在已经过去了,可罪恶再次被曝光出来了。人为了利益而制造残暴的事情,太残忍了!”

他还说:“这是令人震惊的,一个肾脏卖几十万美元,这是很多钱。我不知道中共通过活摘器官赚了多少钱,几十亿美金?我建议在全国旅行的人都去看看《活摘》。这是一部强大的电影,让你去思考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全球正义电影节》委员会负责人JaniceHamilton则表示:“之所以觉得《活摘》适合电影节的主题,是因为这件事情和所有人都息息相关,人们看了之后会知道“活摘”的发生,会告诉其他人这件事情。”她认为人们知道真相后,肯定会拒绝去中国做器官移植,因为那样等于要去杀死活的法轮功学员,等于去谋杀。她认为播放电影是她们为这件事情发声的一种方式,也是在挽救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