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议员反对活摘器官 声援法轮功(图)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明慧记者吴思静报道)二零一六年七月四日到八日是欧洲议员暑期放假前最后一周聚集在法国斯特拉斯堡开会,每天上下班,或透过办公室窗户,他们都会看到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在外面草地上炼功,有的在和路人交谈,还有的向进出议会的人们展示手中的标牌,呼吁议员签署“书面声明”,要求欧洲议会调查中共强摘并贩卖人体器官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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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欧洲部分法轮功学员在欧洲议会休会前的一周,来到和平请愿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员们开会的地方,呼吁议员签署“书面声明”,要求欧洲议会调查中共强摘并贩卖人体器官的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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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欧洲议会工作人员米歇尔•欧布利(Michael Oberli)签名反对活摘器官,还要把此事告诉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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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了解到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的罪恶后,人们签名反对活摘器官。

欧洲议员: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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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意大利的欧洲议员雷纳塔•布里阿诺(Renata Briano)支持法轮功学员。

在议会大楼里,人们在谈论外面的这些坚持不懈守候多日的人们,有的议员不仅签署了书面声明,还走出去亲自表示支持。

欧洲议会议员雷纳塔•布里阿诺(Renata Briano)来到法轮功学员炼功的地方,拿出手机自拍,并表示会把照片放到脸书上,让更多的人看到法轮功。

布里阿诺女士属于意大利民主党,她已经签署了“书面声明”,并提交给欧洲议会。她说:“我认为(活摘器官)这件事情太可怕了,我希望能够助法轮功学员一臂之力。”

她还提到了二零一三年欧洲议会通过的一项决议,非常鲜明的表明了态度,反对中共活摘器官。这次的态度也应该如此鲜明。

欧洲议会中国人工作人员震惊于迫害的残酷

在欧洲议会中工作的人来自欧洲各国,但大多数是欧洲人,不过也有为数不多的华人。一位中国女士从议会中走出来,胸前带着工作人员的牌子。她路过法轮功的摊位时,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在炼功,很惊讶。她停下来拍照,一位法轮功学员上前与她攀谈,原来这位女士来自中国大陆,知道法轮功,但是并不了解迫害,也觉得不太可以想象会有这么残酷的事情发生。于是这位学员就跟她讲述了自己家人的故事,这位学员的母亲曾经多次被非法抓捕,他们的家被抄,她当时还是孩子,不得不承受这一切。这位女士听到后感到震惊。

谈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情时,这位女士更觉得无法想象。学员于是给她介绍了两位加拿大法律人士写的调查报告,而且最新一版的调查报告有数百页,内容翔实。最后这位女士带着思索的表情离开。

看到这种事,怎么可能不去签名?”

在这里也有来自不同国家的各界民众经过,当他们看到祥和的炼功场面,不少人停下脚步观看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盗卖的罪恶的真相展板,也有的跟法轮功学员攀谈,了解更多关于法轮功的真相。他们表示,必需制止“活摘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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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来自瑞典的菲利普(Philip)和安娜(Anna)表示:“看到这种(活摘器官的)事,怎么可能不去签名?”

比利时母女俩:这种事情必须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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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7:来自比利时的英格利特(左)和史黛凡妮(右)是母女,她们签字支持法轮功学员的诉求。

来自比利时的母女英格利特(Ingrid)和史黛凡妮(Stephanie)在去意大利旅行的路上路过法国斯特拉斯堡,顺便到欧洲议会参观。女儿史黛凡妮是法律系大学生,学业要求她必须了解有关人权的知识,她自己也想来参观欧洲议会。没有想到,法轮功学员让她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了解到了第一手的人权信息。

在欧洲议会大厦外面,她们在法轮功学员的摊位旁停下脚步,仔细观看展板上有关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信息,还凝神观看了半天炼功的场景。最后她们都签名反对活摘器官。

女儿史黛凡妮说:“(活摘器官)这种事情必须停止。”她的母亲接着说:“这太可怕了,我们生活在现代的社会里,不能任由这种事情发生。我希望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所以我签了名。”

年轻法轮功学员:炼功受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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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来自德国的努恩(Nhung)修炼法轮功四年,脾气大大改善,父母因此支持她炼功。

将近一百多名法轮功学员中,有不少年轻人。他们大多都不是因为疾病而走入修炼,而是被法轮功的道理吸引,并在修炼中受益良多。

二十七岁的法轮功学员努恩(Nhung)来自德国,她的父母是越南人,四年前努恩在互联网上偶然间看到了法轮功教功录像,从此和先生一起走入修炼大门。她说:“以前我的脾气很急,容易发火,现在温和多了。以前经常和先生吵架,现在先生让我生气时,我知道要做到真善忍,找自己不对的地方,而且要尽量带着平静的心态和先生交流。所以很多矛盾都化解了。”

她的父母不修炼,但看到女儿这么大的变化,很支持女儿修炼,也能理解她为在中国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奔走。这次她从德国来到欧洲议会前,就是为了“帮助中国的同修们,为结束迫害尽一份力”。

芬兰医学研讨会期间揭中共活摘器官暴行(图)

文: 芬兰法轮功学员

明慧网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自二零一六年七月二日开始连续五天,芬兰赫尔辛基举办Eshere国际年会。来自全球八千多名医生、专家等参会,对人类的繁殖和胚胎学探讨和发展。

为了让这些专业人士了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部分芬兰法轮功学员在此期间来到会场外举办征签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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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二零一六年七月二日至六日,法轮功学员来到芬兰赫尔辛基举办的Eshere国际年会外,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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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5:前来参加Eshere国际年会的与会者了解真相后,在“DAFOH(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的征签表上签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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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中,学员向医生们提供了关于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这份报告详细描述在中国强制对人体器官的摘取、及数百名在中国医院的移植方案进行细致的调查、在媒体的报道,官方的宣传、医学期刊和医院网站的记录,但在档案中被删除网站的庞大数据。还有医院收入,床位数,床位使用率,手术人员,培训项目,国家拨款等附加各方面数据分析的调查报告内容。阅读了这些真相内容后,来自美国、加拿大、澳洲、德国、法国、奥地利等国家的医生马上在“DAFOH(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的征签表上签名支持。

以色列患者生育协会主席Ofra女士在活摘器官的横幅前驻足,不敢相信眼前的情景。当了解到这一切罪恶正发生在当今的中国,她非常气愤地说:我为被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人民担忧。随后马上在DAFOH的征签表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Ofra女士因有腿疾,行动不便,她对于法轮功的神奇祛病健身功效非常感兴趣,她希望能进一步了解法轮功。

居住在瑞典的阿拉伯医学专家Khalod表示以前听说过中国的器官移植业,并对器官的来源有所怀疑。当他了解到近年来移植器官的主要来源是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十分震惊,立即提出:我能做些什么来帮助制止这场披着现代文明的外衣、超过人类道德底线的残忍杀戮。他在征签表上签了名。

来自美国的医生Lalicn女士说:我知道今年六月份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一事。她表示,为什么不支持这正义的事?随后即签名。

来自英国的医生Jayant先生了解真相后,认为法轮功学员应该参加这次会议让更多的人关注此事。

中共强摘器官数目超百万的统计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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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和伊森‧葛特曼最新调查报告的阅读体会

正见新闻网2016年06月27日

邹志明

最近仔细阅读了加拿大前亚太国务卿大卫‧乔高、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资深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联合发布了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下面简称为“最新调查报告”),近700页的分析与材料(http://www.david-kilgour.com),里面包括对过去15年中国大器官移植总数给出一个很保守的可能性之一:每年大约介于6万到10万之间,总体90万到150万之间。本人平时的工作是与数字打交道,有20多年精算师与统计分析工作经验,看见报告里包含有大量的关于单个移植医院与具体参与移植手术医生的详细资讯,一边读一边就习惯性用这些资料来旁证报告作者的总结,得出的结论是,90万到150万的确是一个最保守的下限,真实的最低数量介于120万到240万之间的可能性很高,下面把具体验证的方法与直接有关的资讯做一个说明,供有兴趣的读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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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真实的规模是国家秘密

在目前没有条件实际进入每家医院调查的与核实的情况下,不可能给出一个单一的确定数字,只能利用有关的资讯去估计它的数量级别与范围,确定的那个数字可能在中国政府自己的内部都是秘密,新的调查报告里提到了下面这段媒体采访内容,一个网络页面的版本:

前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去年在接受凤凰电视采访时说

黄洁夫:死刑是国家的秘密,是吗?

许戈辉(记者):但是病患并不是秘密呀。这个对不起,我真的不懂。

黄洁夫:你器官的来源是来自于死刑犯。

许戈辉:是,就是器官的来源它可以是秘密,但是这个,就是等待(移植)这个也是秘密是吗?

黄洁夫:那你从死(刑犯),不是那你(就)能够(知道)做多少(死刑犯器官了),那就不是都知道你的国家的秘密了吗?

许戈辉:那它应该小于这个(死刑犯)数字才对呀,还有一个原因就是。

黄洁夫:你说这个太敏感,所以我不能跟你讲得太清楚,你一想就想清楚了,一定这个事情,因为你国家没有个透明的体现,这(器官)怎么来的你也不知道,做多少也是秘密,那这样的,实际上很多东西,都是一笔糊涂账,是多少你不清晰。

黄洁夫说的没有错,到今天为止,自从2001年(也是数百万法轮功修炼人因坚持修炼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而开始被大量关押,劳教,判刑,失踪的年份),中国器官移植的规模开始急速扩张以来,中国的器官移植医生们究竟做了多少大器官(主要是肝肾心肺等)移植手术,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位,甚至连这个数位的大概范围也没有人有一个接近实际的基本概念。

在最新调查报告里,作者们在提出总体活摘移植规模的一个保守数位范围时,一是参考了中国卫生部对100多家肝肾移植手术准入医院所要求的最低病床数,按高利用率推算,二是假设每家大的移植医院平均每天做1-2例肝肾移植手术,并用其他的资讯(免疫抑制剂的市场规模)来辅助验证了前两个范围的合理性。如果把作者们使用的平均数字(按最低的病床数等)与报告中列举的很多的大移植中心的情况比较,很多家医院都有能力每年做千例以上的大器官移植(有些出现在媒体的直接报导中,有的体现为医生的数量与繁忙程度等),作者们给出的估计是非常保守的,个人认为是最为保守的可能性,比如直接使用最新报告里包含的典型医院的移植数量资讯,把这些做为一个统计学里抽样调查的样本来使用,可以直接对总体的移植规模做一个范围估计,得出的结论为,过去15年中国大器官移植总量大约介于120万到240万之间,下面主要是使用报告里面的具体资料,从另一些有点不同的角度做出类似的结论。另外,媒体里也报导了个别海外做移植手术的医生不相信中国每年做那么高的手术数量,主要论点是没有那么大的医生队伍。我在读报告的时候也曾经考虑过这么大的手术数量是如何体现在很多单个医生手术情况的问题,本文结合了最新调查报告里很多具体医生工作情况的资讯,来估计一些样本移植医院里的移植规模,并讨论了单个医生的手术数量,参与的主刀医生数目与移植规模之间的关系,这帮助了我更好的理解最新的调查报告。

二、从中国免疫抑制剂的市场规模推测大器官移植的总体数量

从网上很多医学资料中看,肝肾等大器官移植手术后的病人,为了控制身体的排异反映,理论上终身都得服用免疫抑制剂药物,这方面的费用很大,手术后第一年的花销最大,从2万到8万都有可能,主要看用国产药的比例大小,很多人的费用在4-6万之间,以后每年的花费,有的资料说每年还要几万,大部分说每年递减的很快,考虑到病人存活率,各种经济条件的病人都有,估计总的费用从几万到20多万都有可能性,假设主要的花销还是集中在前5年,平均每个大器官移植手术到2015年底为止要花费10到20万左右是一个可能的较高范围(再高的话,很多病人是否实际负担的起是个问题)

2006年前后的很多大陆媒体报导,当时的中国免疫抑制剂的市场规模达到100亿元左右,而且每年以大约10%-20%的速度增长(因为每年都有数量庞大的新病人做手术,开始依赖药物),一部分也反映在国际医药市场统计(IMS)中,IMS资料显示:2012年中国免疫抑制剂市场规模为60亿元,而2009~2012年4年的复合增长率为15%,增长呈加速态势。而中国国内的真实市场规模能反映在国际医药市场数据库的比例是很有限的,但其增长速度可以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假设过去15年的复合增长率为15%,15年(2001-2015)累计的中国免疫抑制剂的实际销售额大约为2千4百亿元左右,如果按每例大器官移植病人平均花费不超过10-20万元计算,这15年内,大的器官移植例数(绝大部分是肝肾移植)大约介于或超过120万到240万的范围,是中国政府公开承认规模的大约10倍到20倍左右。

免疫抑制剂的使用量有点像是这个行业的用电量,它是中国肝肾移植病人10年存活率超过50%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具体那么大的手术数量是如何完成的,自然也是国家秘密,只有对每家医院参与手术的主要医生进行全面调查才能最终核实这里的推断,不过,按目前中国官方网站与媒体里透露的一些有关具体的医院与医生的工作情况看,百万以上的总体规模并不另人意外。

三、中国官方登记的肝肾移植总量

虽然没有一个公开的网站可以查到完整的数字,但从几个官方媒体或专家引用的数字,2001年到2015年综合起来平均每年大约完成6700个肾移植,1800个肝移植,总计大约8500例肝肾移植手术。2001到2015年间的总量为12万多例大器官移植,仅相当于上面估计规模的十分之一到二十分之一左右。这有点类似于说,一个大的工业产业90%-95%的巨大用电量花费没有增加任何GDP,怎么可能呢?

中共媒体公开的部分数位里还透露了一些细节,比如,在一些移植高峰的年份里,2001年,36家医院的肾移植例数超过100(绝大部分不超过200),2005年,26家超过100例,也有的报告里说,在2007年之前,每年大约有30几家肾移植例数超过100(中国器官移植的现状、成因及伦理研究 https://archive.is/g3nNt )假设这些最大的移植中心在中共的统计数字里年平均为150例,正好占中国当年登记规模的大约50%。

2009年好大大夫线上发表的科普文章说:2005年,全国登记的肝移植例数为4155例,全国可以开展肝移植的单位有82家,年例数在50例以上的单位有22家,年例数在100例以上的单位有13家。假设那13家平均为150,另外9家平均为75例,这22家平均每家的肝移植例数114。大约里面的18家占总体登记规模的一半。

把肝移植与肾移植登记数位放在一块考虑,很多主要的肝移植医院同时也是做肾移植的主要医院,估计大约40家左右大型移植中心的年移植数量占总体登记的移植数量的一半。这提示我们,针对一些主要医院的具体移植规模的估计,虽然这些医院只占全中国参与移植医院数目不超过10%-20%,但他们的移植数量对估计中国总的移植数量范围有很大的参考价值,会帮助很多人更直观的去理解总体超百万的移植规模的真实性,

四、用统计估计的抽样方法推算大器官移植的总体数量级

如果能够对随机选取的足够多的较大的移植中心,能找到足够详细的资讯去比较合理的估计出它们的年移植规模的可能范围,那就可以估计出那40家医院总体规模的一个范围,从而得出比较可信的全国总体移植规模的范围或数量级。这样可以补偿因大部分更多的移植医院缺乏有关的具体资讯而造成的难度,因为是在几乎没有详细资料的情况下,从媒体网络资料中能找到一些医院与手术数量有关的或有提示作用的零散资讯,具有偶然性,恰好满足这个条件。

在最后面,对21家这样医院移植中心的年移植规模做了估计,有些是媒体文章中直接透露的规模数位,大部分是依据官方报导的医生团队或个人的具体工作情况做的估计,结果为,这些医院的年肾(肝)移植规模平均起来大约介于1200例到2500例之间,有些可能达到数千例。假设我们有那40家最大的移植中心的详细情况,可以比较有把握的说,他们的年移植规模平均起来不会与这21家的平均情况低很多:大约不低于1000例到2000例左右的范围。

肝/肾移植中心 年度肾/肝移植数量的范围估计(平均1200-25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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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得出结论,中共登记的数字中那40家左右的主要移植中心实际的肝肾年移植数量总和的可能范围不低于4万例到8万例。(15年累计的规模可能不低于60万到120万的范围)。比中共透露的表面数字(每年4千250例)至少要高10倍至20倍。这些最主要的医院的移植规模被严重的隐瞒。

上面举例的这21家移植中心在150多家大型移植中心里面的排名分布也是较广的,不少医院应该属于那40家以外的规模相对较小的,说明那40家以外的100多家医院的移植数量同样可能被严重的隐瞒,从我们分析的21例子的情况看,基本上都是里面有多位主刀医生每年每人平均做到100-300例的范围,但并不是每天匀速的工作,普遍的情况是器官成批的到达,医生们经常连续做通宵或2-3天,完成从几例到几十例的手术,要是把这一批的移植手术都做完整的登记,器官的来源很可能是与司法机关的某些实权派人物那里通过医生或医院维持的私人或特殊关系弄来的,其器官来源在国家内部因为缺乏合法性也是不能有公开具体的记录的,这可能是医院不得不隐瞒绝大部分移植手术数量的系统性因素,因为绝大部分的器官来源都是类似黑市的操作方式,见不得光的,几乎所有的类型/地区/不同大小的医院都只登记那些符合某些登记标准或要求的移植手术,从而导致那40家以外的其他上百家大型的移植中心的移植总量在被隐瞒的程度上也是相当的,考虑到还有数百家医院可能因为没有登记,他们合计的庞大移植规模可能没有登记或被隐瞒的更严重,一个比较自然与合理的假设为,那个40家医院的实际大器官移植规模也大约为中国实际的整体规模的一半,这对我们估计移植规模的数量级别与范围已经足够实用,从而结论为,2001至2015年的15年中间,中国实际的大器官移植规模可能介于120万到240万的范围,与上面按免疫抑制计市场大小所推测的的可能范围是吻合的。

五、参与移植医生的总体数量

中国政府的数字里是否包含了所有实际参与的主刀医生,这本身也是个国家秘密,可能不会,因为本来真实的移植规模就高的不能去统计,所有移植医生的具体情况也自然属于国家的秘密,需要说多的时候就多说点,想说少的时候就少说。

中国媒体(南方周末)2007底的报导,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曾严厉批评泥沙俱下的器官移植医疗机构,“全国一共有600多家医院、1700名医生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太多了!”相比之下,在美国,能够做肝移植手术的只有约100家医院,从事肾移植的不过200家),这里的600多家医院的1700名医生,假设400-500家中小医院平均每家最多两个主刀医生,主要的150多家左右大型中心里,总共大约有(1700--2*450)=800个医生。

2007年以后呢,有了移植医院资格的规定,表面上其他那些大多数移植中心里的医生就不存在了,但实际上变化不大,2013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

《中国经济周刊》:国家指定了165家医院具有器官移植的资质,其他医院难道就不用参与器官移植的工作了吗?
朱继业:肯定不是。器官移植实际上关系着每一家医院,我们这165家医院只是有资格进行器官移植手术,但是器官捐献者可能存在于全国任何一家医院。也许某家医院没有资格进行移植手术,但是很可能会出现需要接受救助的受赠者和潜在捐赠者。

最近,黄洁夫又改口说,目前能进行肝移植的医生不足200人,能进行肾移植的医生也不足200人。总共不到400人,还说,将很快能培养出300-400人符合要求的医生。当然,只要给那数百家医院里经常做手术的数百以上的医生发个资格证,提供一些条件,他们的经验与能力本来就是很惊人的,数百个有经验医生的确可以很快的“培养”出来。

黄洁夫说的不足400人,自然基本在大型的中心里,平均起来,每家大医院只有2-3人,可能是每家移植中心的个人技术带头人与少数最有经验的医生的那个范围,明显的少于目前在实际做手术的高级医生人数。也于很多医院里肝肾移植手术常规化的情况不符。从附录中的内容中,我们知道,这些人,大部分有10年以上的领导手术经验,基本上都有能力每天做多台手术,那些随处可见的一天做5-20台手术的惊人消息都是在

他们主持下进行的,很多把医院当做家,经常连夜做手术,甚至假日也不休息。
如果把上面120万-240万的15年总体大器官移植规模,除以800名稳定工作医生,那每个医生完成的年均移植例数大约在100例到200例之间。如果按照2007前大约1600名医生规模计算,每个医生的年均移植数在50例到100例之间,如果按黄洁夫说的400医生计算,每位医生的年移植数量介于200到400之间,一种解释是他们基本都是经常连续做手术的医生,平均每天做1-2例。

当然,如果黄洁夫明天又改口说中国只有200位好的医生,其他医生只有资格做手术助手,我们可能要把大部分医生的工作结果都算更少的人头上,也不是完全不合理,黄洁夫本人忙与行政,到处开会/演讲,只是抽点时间做手术表演,一年居然也能做500例大移植手术,要是150多家大型中心每年的实际规模都算在个别医生领导头上,那很多人平均都超过黄洁夫达到年1千例都不难。

换个角度,按中共的中国年移植数量除以黄洁夫说的大约400个医生领导计算,单个医生的年均移植量为8500/400=21,或者按800-1600个医生计算,年均移植量为5-10,平均每个主刀医生每个月还做不足1例或2例手术(换肾2-4个小时,换肝4-10个小时,平均一个手术4个小时),可能比西方的移植医生工作量都小,那中国大的移植中心应该是全中国最轻松的职业了,这与上面抽查分析的医院里的情况与追查国际报告中所反映的众多医院里的情况有天壤之别。

从移植病床使用情况的角度看,按照多家医院在不断扩大规模的高利用率推算,中国政府透露的移植总数大约大概只需要700-1000多张全国移植总床位就足够了,那700多家大小移植中心,平均每个移植中心只需要大约1张床就能接待那么多人做手术,而我们知道仅天津东方移植中心一家就有500多张床位,还自称利用率达超过100%,这等于说,中国政府透露的数字大概也就只够反映类似天津东方移植中心那样一两家大医院的移植数量,其他那几百家大大小小的移植中心在这15年里倒底做了多少大移植手术呢,都被隐瞒缩水了?

中国政府透露的,15年间总共十几万的数字,就已经明显的超过了同时期可能的死囚犯数目,还有那被隐瞒的可能高达90%以上的器官来源是谁,也只可能是那些良心犯,失踪的普通百姓等等,这里面可能涉及几十万到百万数量级以上的被无辜杀害的中国人,其中包括大量失去自由的法轮功修炼人,希望人们能更加重视这些数字背后所反映的,正发生在当今世界上,仍然被中共掩盖的大规模血腥屠杀。

六、单个大型移植中心年移植数量范围的举例分析

(本文使用的资讯来源,基本包含在最新的调查报告里,读者用关键字在GOOGLE都很容易搜索到,为节约篇幅没有详细列出)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黎磊石,南京军区总医院心肾病科主任,1994年当选为首批中国工程院院士,他主持编写了《中国肾移植手册》第一版和第二版,除了他自己每年做70到120例肾移植以外,2001年黎磊石移植中心一个病房的病人做完手术后,发生出血。由于现场三个医生相互推诿失职,最终导致病人死亡。黎磊石称,这三个医生一年做了几百例肾移植手术,他把三人做了处理,不让他们继续再做移植手术。就是说这三个主刀医生平均每年的VOLUME都不少于100-200,让他们同时离开了移植手术台的工作,移植工作照样可以正常运转,也只是“第二年少做几例肾移植”而已,说名在中心里类似能力的主刀手并不缺少,都达到了个别国家最著名移植医生(黎磊石)本人一年的移植数量。这个中心的参与手术的医生数目庞大,2001年之就有30位医生,包括17位主副主任级别的主刀医生,假设每位高级别的主刀医生的工作结果类似于那三个值班的医生,估计这家医院的年移植规模可能不低于1000-3000的范围。

武汉总医院(Guangzhou Military)

http://www.whzyy.net/Item/223.aspx,该院泌尿外科器官移植中心迄今累计完成肾移植1500余例,肝脏移植130余例,肝肾联合移植11例。http://www.whzyy.net/Category125/Index.aspx,唐礼功:泌尿外科主任医师,从事泌尿外科临床工作30余年,擅长肾移植、肝移植、肝肾联合移植、完成肾移植1200余例,肝移植100余例。http://news.sohu.com/20071231/n254390349.shtml,记者在近日(大约June,2007)前往武汉总医院找到了手术主刀医生、泌尿外科副主任谢森。他有一本硬皮抄,上面记着100多名今年以来曾经或者正在等候肾源的患者和他们的联系方式。

从上面公开的数字看,该院累计的1500例肾移植,其中的大部分(1200)为唐礼功医生完成,另外两名主刀医生的数量平均只有前者的1/8。但是,医生谢森的私人记录本上,2007的前5个月左右就有100多位已经做了肾移植或正准备做的病人,假设等待时间为1个月左右,谢森医生前半年的手术数量就是100多例,2007全年很可能介于200-300例的范围,在假设该医院三个高级别的主刀医生平均不低于谢森的实际手术数量,年度手术数量很可能达或超过500-1000的范围。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 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ZNanJingJunQuFuZhouZongYiYuanKuaiXun/2010-08/4709.htm )2010年8月份日:数天前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肝胆外科在一天12小时内同时顺利完成4台肝移植手术

http://news.fznews.com.cn/shehui/2014-3-6/201436GBnLApFSxx103423.shtml
东南快报讯2014年2月18日12时,在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手术室里,一场“大战”拉开帷幕。在接下来的17个小时里,16名医生不眠不休,成功完成了5台肝移植手术。

肝移植主任医生江艺说,一天内做三四台手术平常也都会遇到,但在17个小时短时间内完成5台肝移植手术,他从医20几年来也是第一次遇到过。如果要保证5台手术都能完成,且保证肝最佳活性在12小时内,只能采取“流水线”的轮番操作。
即使平均每天做1-2例肝移植,一年也在300-600例的范围。

每台肾移植手术需要的时间还不到肝移植的一半,而这家医院目前有至少6名肾移植主刀医生,医院的副院长兼泌尿外科主任谭建明,已经主刀肾移植4200多例,2010年中国肾移植科学登记系统资料显示,福州总医院累计肾移植总数居全国首位。[ http://www.cmda.net/9ysjiang/detail/-id=76.htm ]估计这家医院的年肾移植数量不低于肝移植数量的两倍,600-1200的范围,大概相当于假设每位高级主刀医生的年度移植数量不低于南京总医院的水准,每年至少100-200例,那这家医院的总的肝肾年移植规模可能为1000-1500。

解放军309医院

该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有230医务人员,包括31高级别的主刀医生,公开资料显示,有3位医生(ShiBingyi,QianYeyong,CaiMing)加起来做了至少6000例左右的肝肾移植,平均每人每年的肝肾移植量至少介于100-200的范围。按总体的人力资源估计,每年的总量不低于1000-2000。可能高达3000-6000的范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

2013年9月,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下面是文章的部分内容:

2012年3月,原卫生部副部长、国家卫计委人体器官移植临床技术应用管理委员会主任黄洁夫表示,由于缺乏公民自愿捐献,死囚器官成了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北京大学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朱继业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2010年展开试点工作之前,死囚器官几乎占据了我国器官移植的全部来源。我们医院曾在一年之内做过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这些器官来源全部是死刑犯人。”8月16日举行的“2012中国医院论坛”上,黄洁夫表示:“正因为有死囚的捐献,才有中国器官移植的今天。”

从上面的采访内容可以看出,在中国开始试点号召公民捐献器官之前的2012年,这家医院当年就做了4000例移植,朱继业是这家中心的主持人,对那一年做了多少移植手术应该了若指掌,中文里面的400与4000两字的发音区别很大,记者不会听错,《中国经济周刊》是中国的有名杂志,记者的文字素质高,也不可能写错,引用的话里有“在一年之内”,这在文字意义上非常精确,也可能不存在歧义。

另外,即使在2013年,从政府的官员到顶尖的移植专家都不认为,一家医院一年做了4000例移植利用犯人的肝肾有什么良心道德问题,反而说他们为中国移植技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听起来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从单个医生的层面分析,如果他有几个经常每天夜里做两台台手术的医生,4000例不是一个不可能的数字,目前,http://www.transplantation.org.cn/ 网站上有移植病人推荐的高级职称的主刀医生就有8位,假设平均每人每天做8台手术,一年下来就可以达到4000例。我们推测家医院的年平均大器官移植数量在1000千例以上。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TheAsia-PacificJournal:JapanFocus》证实日本器官移植患者协会主席铃木先生调查发现,中国的一家医院2005年一年就做了2000例器官移植。

铃木先生所说的医院,经追查国际分析后,认为是指位于中国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其“国际移植(中国)网络支援中心”,成立于2003年,专门面向外国人的移植援助机构。主要客户来自日本等,有日语网页,该医院针对日本人做特别服务”
博士导师刘永峰教授是该中心脏器移植科主任。2004年10月23日的国际互联网备份网页《名医一览表》显示:据互联网备份资讯,该中心在2004年就有2名教授、2名付教授、11个博士、硕士,说明这里的主刀医生至少4位非常有经验,如果与上面移植中心5里的例子比较(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在2010年做了4000例肝肾移植)比较,那里有8位高级职称的医生。这里至少有一半的高级职位医生,做到2000也是可能的。

福建省漳州一家三级医院

据台湾《中国时报》2006年5月1日报导,由台湾两大公司耗钜资在厦门新建的厦门长庚医院将在今年底建成使用,计划将器官移植列为重点发展方向。厦门台商爆料说,以邻近厦门的福建省漳州一家三级医院为例,每年至少完成3000例肾脏移植手术,其中至少四分之一的换肾者来自台湾。如以肾脏行情价每人每例手术台币100~200万来计算,长庚医院重点做器官移植手术,前景必然很诱人……

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该医院至少有8名主任/副主任级别的移植医生(包括2名肝移植),其中包括郑克立教授(已退休),好大夫网站上有病人推荐的主刀医生有14名,自1989年以来已主持完成肾移植3000余例。平均每年100多例。

王长希,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1991年毕业于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泌尿外科,2004年晋升主任医师,自己开始主刀应该是大约2004开始到2011年,7年时间做了700例,平均每年100例。

朱晓峰,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教授。1991年起从事器官移植,至今已施行肝脏移植1000多例,其中本人主刀600多例。从下面的新闻细节中可以推测,朱晓峰近年来年移植在100到200以上。

袁小鹏,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医师,已参与肾移植手术3000余例,主刀肾移植手术500余例。

陈立中,男,主任医师,教授,从事肾移植工作进20年,亲自主刀肾移植手术1000余例。

根据南方新闻网2010年3月报导,因为捐献器官在中国非常罕见(几乎所有人因文化观念都不愿意做),用捐献的器官做的两例由主任操刀,”一个是肾移植中心主任王长希,另一个是肝移植中心主任朱晓峰。单纯的肝、肾移植,在各器官移植中心,一名普通医生就是熟练的裁缝。之所以劳驾两位主任,全因医院异常重视器官捐献。‘如果有正常的器官来源,谁愿意去搞那些陪吃陪喝的事?(与监狱系统的人搞关系)’王长希说。王长希和朱晓峰平时的日程都排满了。有器官就得手术。器官通常晚上到,从晚忙到早,换肾平均两三个小时,换肝经常通宵。”

从这些细致的情况看,肾移植已经是很普通的手术,老医生当年连天加夜一年能做很多,年轻一些体力好的,也能做连夜做多例。日程经常徘的满满的,一年超过200例是很可能的,在这样工作环境中,其他的医生也不会轻松。

2006年3月14日《广州日报》报导:近日,在中山大学附属一院手术室,记者亲眼目睹了5台肝移植、6台肾移植手术同时进行的场景……最多的时候该院移植中心一天内进行了19台肾移植,而肝移植的最高纪录是一天内6台和1台多器官移植。

假设这家每天平均做3-5台肝肾移植,一年按300天计算,总共就是900-15000例的范围。或著假设8名主刀医生,平均每人每年100-200例,年度数量为800-1600。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的移植中心拥有肾脏移植技术在职执业医师11名,该院称”以彭龙开主任起带头作用的医师队伍经常通宵达旦不眠不休的奋战在手术一线”。“多年来,主任和科室主要工作人员几乎没有休息过一次节假日。在肾移植科,几乎所有医护人员谈起自己的家人,都是一脸的愧疚。由于经常加班或出差在外,他们的小孩都成了“没人管的野孩子”。“作为一个移植科医师,他们在手术时,经常是连续工作20个多个小时,休息三四个小时又是一轮手术,洗手护士换了好几茬,医师还在手术台上。两三天下来,做十几台手术是常有的事,曾经创造了一天完成9台肾移植手术”这个例子说的很具体,因为几乎整个科室的所有医生没有节假日,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每天可以做多台手术,即使假设平均每10天只出现1到2次(两三天做十几台手术)的情况,总共(15-30台手术),那还有超过一半的时间不用那么忙,应该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周末或节假日),几年下来,平均每年(按300天计算)都可以做到15*100-30*100,说明这家医院的年平均肾移植数量很可能不低于1500-3000例。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下面这篇描写主任医生沈中阳的文章写到,”开创了我国肝移植手术的先河。而作为领跑者,沈中阳付出的代价是常人无法做到和想像的,他几乎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十几年来,他几乎是白天黑夜连轴转,没有正点吃过一顿饭,常常是半夜甚至第二天早上才下手术台。”,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1-01/27/nw.D110000gmrb_20110127_1-13.htm

“好大夫线上”网站(未标明时间的网页资料)也显示,该院主任医师高伟在十年的临床实践中完成了800多例肝移植;肾移植科的主任医师宋文利进行了2000多例肾移植,副主任医师莫春柏完成肾移植1500余例。平均每年都在80-130以上。

从1999年开始,肝、肾移植即成为该中心临床常规手术。2015年1月,《今晚传媒集团》称:“在沈中阳的指导下,昔日的小大夫各自独立完成肝移植手术均近千例”。说明过去很多的学生医生都已经成为年移植量在100以上的有经验的主刀医生。

比如,“挂号网”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副院长朱志军“已主刀完成肝移植1400例,平均每年127例,截至2006年7月,副主任医师潘澄独立完成全肝移植1000多例、平均每年117例,这些例子说明这家医院主要的手术医生能做到每年100以上的规模。

2006年2月记者报导称,普通的移植医生也几乎没有了休息日:“该医院移植外科学部的医生成天忙碌地穿梭于病房和手术室之间,彼此顾不上打招呼,他们嘴上总挂着这样一句话—‘这几天特忙,一天十几台手术’。有的医生甚至连夜赶手术,一宿没合眼。‘我们做肝移植也分淡季、旺季。’但是,有医生抱怨说,淡季只是过完年后的一个月时间,赶上年底都特别忙,平时根本不着家。”

2006年第5期凤凰周刊的《外国人赴华移植器官调查》,文章透露,韩国人做飞机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到天津,很多韩国人来这里做肝肾移植,该院还有来自日本、马来西亚、埃及、巴基斯坦、印度、沙特阿拉伯、阿曼和港澳台等亚洲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患者前去就诊。报导中说,医院四楼“病区中心的咖啡厅俨然成了‘国际会议俱乐部’文章援引韩国《朝鲜日报》报导说,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在2004年12月的一周内就进行了44例肝移植手术。另有患者家属向该刊透露,该中心一天之内最多做过24例肝脏和肾脏移植手术。

根据http://web.archive.org/ 保留的这家中心2006年中心介绍,这家中心那两年至少有移植17个手术室至同时进行17台手术,拥有移植专用车辆九部,专职负责患者的接送工作。假设平均每天做10–24例手术,考虑到医生们整年的BUSY程度如上面媒体中报导的那样,一年只有过年后的4周日程慢一点,按300天计算,10*300=3000到7200,一年下来就是介于3600到7200例。

目前,这家中心的病床数已经从2005年的500张增长到1500+,已经从2005年前后的十几名到20名(主任副主任级别的主刀医生)发展到46位高级主刀医生,还有其他64为医生,高级的主刀医生增加了大约2-3倍。如果按每位主刀医生每年150-300例计算,2005年左右的年度规模可能是3000-6000,目前可能达到6000-12000的规模。

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

该医院的移植医生名单里,仅肝移植专业的医生,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3名,主治医师12名。

夏强,器官移植中心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人民网》2006年6月报导,“究竟做过多少例肝移植手术,夏强自己也无法统计,他只记得自己的最高纪录是,一天之内完成了6例肝移植手术。”

除了夏强外,仁济医院的多位医生完成的移植量巨大。如张建军,主任医师,目前公开说的已完成近千余例肝移植。

徐甯,主治医师,2001年起从事肝移植,胰腺移植的临床和科研工作,每年完成肝移植手术130余台,参加各种肝移植手术1000余台。

李齐根,上海仁济医院肝移植中心主治医师,肝移植术一千余例。

韩龙志,上海仁济医院肝脏外科主治医师,完成肝移植手术650余例。

“因为手术量巨大,各地一旦有肝源往往会通知仁济肝移植中心。为此,这里的医生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随地准备外出取供体。”

邱丰(37岁,仁济医院泌尿外科副主任医师):晚上要连续做6个肾移植,从下午4点多,估计会做到明天清晨6点多,大概能睡一个小时,接下来便是查房了。这还不是最高纪录,我的最高纪录是保持四天四夜不睡,晚上开刀,白天看病,因为供体不等人。一有肾,你就得上,这是你的工作。

从媒体对仁济医院的报导中见,“忙”几乎是最常见的词语,2013年题为《仁济医院肝移植手术连台医生彻夜走不出医院》的文章称“这个夏天,仁济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夏强教授异常忙碌,手术连台甚至彻夜走不出医院大门。逐年递增的手术量正让仁济医院成为国内最大肝移植中心”。

从上面的报导综合分析,至少这家中心的6-12位主刀医生都是终年没有离开手术台,经常连续做多台肝肾移植手术,每年每人的肝肾植数量可能不低于100-200例,年度总量不低于600-1200例。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华东新闻》2003年11月21日报导:“换肝”高手傅志仁,医院似家家似寄,9个多月做了100多例手术:家里人说,他是把医院当成了家,把家当成了旅店,工作到深夜才回去成了家常便饭。每逢有肝脏移植手术,更是常常接连几天不回家。长征医院的肝脏移植连创新高,仅今年前9个半月,傅志仁和他的助手们一口气就做了100余例肝脏移植手术。

公开的资讯: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朱有华,截止2010年至少完成3680例肾移植。曾一天5台肾移植。
闵志廉,已开展肾移植2600余例次。

丁国善,主任医师。目前已完成肝脏移植手术千余例。

2006年中,希望之声记者调整了这家医院的一个医生,

医生:有30个病人在这里等待做手术。

调查员:所以你们要加班做移植手术吗?

医生:是,是,我们一天有好几班,我们有4个手术团队轮流值班。

假设4个手术团队,每个团队每天只做1-2例,一天就是4-8例,一年就超过了1000–2000例。

器官移植中心官网称,2005年4月22日至4月30日的9天内,该院器官移植中心完成了16例肝移植和15例肾移植。相当与6个工作日做了31例,平均每天5例。

江苏省人民医院

除了2位肾移植主任医生以外,其肝脏外科研究所由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学浩教授领衔,医疗团队包括教授及正高及职称9人,副高职称12人,王学浩平均3—4个小时就能做完一台肝移植手术,他领导的肝移植中心可以说是一个半军事化的组织,医生们没有节假日,甚至没有白天和黑夜。手术往往要持续十几个、甚至二十几个小时,医生们手术后两条腿肿胀得没有一点知觉。

3-4小时做完一台,还需要十几个小时和二十几个小时,而且是所有的医生都在这样繁忙,说明的是什么呢?是他们大多数工作日里每人每天至少要做1到2台肝肾移植手术,21位高级别的主刀医生,即使每年每人只那样忙100天一年下来就是100*21*1到100*21*2例,2000-4000例肝肾移植手术。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

http://dailynews.sina.com/gb/news/int/kwongwah/20111130/01082957519.html
武汉作为华中重镇,最有名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院,该院是中国最早也是最权威开展活体肾移植的医院之一,据称也是中国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每年进行肾移植手术数以千计;院方网站自称,拥有全国最大活体肾移植受体群(即等换肾病人)。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

这家医院器官移植专科成立于1999年,共有高级职称医生4名。科主任刘东博士,个人参加肾移植、肝移植手术累计3000余例(到2015)。该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吴家清曾表示,”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三日以前,每天都有十多例器官移植手术…在二零零六年八月左右,有新加坡、柬埔寨、法国等八、九个国家的病人前往该院移植器官。”,假设每天10-15例肝肾移植手术,按每年300天计算,2006年肾肝移植规模大约为3000例–4500例。( http://www.gd2h.com/ks/0040/ )

东风总医院

“2000年,该院在同一天内进行了10例肾移植、1例甲状旁腺移植和3例眼角膜移植的大型器官移植手术,成为鄂西北惟一能同时开展多种器官移植的医院,充分体现了医院的综合技术实力,标志着该院在器官移植技术方面步入国内领先行列。”“肾移植的数量及效果均达到国内领先水准。东风总医院副院长袁方均说:目前,肾移植已是一项常规手术,我院外科医生几乎都能上手术台独立完成肾移植手术。”中华器官移植医学会主任委员夏穗生也对东风总医院器官移植成就给予了充分肯定。

(http://syrb.10yan.com/html/20101228/170270.html,2010年底)一个医院副院长说的话很明确不像是有歧义,这家医院主要的外科手术医生至少也有100多位,从上面的一些医院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个医生要能够独立的做手术起码也要参与数百台手术,包阔自己独立做很多例,即使10年中只培养几十名医生,每年每人平均至少也得做十几例手术,估计这家属于东风汽车场,名气不大的移植中心平均每年的实际肾移植数量可能也在500-1000的范围。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器官移植科

这家医院器官移植专科成立于1999年,共有高级职称医生4名。科主任刘东博士,个人参加肾移植、肝移植手术累计3000余例。该院器官移植科副主任吴家清曾表示,”在二零零六年八月三日以前,每天都有十多例器官移植手术…在二零零六年八月左右,有新加坡、柬埔寨、法国等八、九个国家的病人前往该院移植器官。”,假设每天10-15例肝肾移植手术,按每年200天计算,2006年的数量大约2000–3000例。

458医院(广州空军医院)

三级甲等,肝胆外科,泌尿外科,两者联合起来做肾移植等器官移植,从下面媒体文章中关于肝胆外科医生孙甯东的个人业余摄影/手术历史时刻记录可以知道,此医院从2004年中间起始做肝移植手术,大约两年时间完成了140例肝移植手术,到目前为止,即使按保守的每年100例左右估计,很有可能累计做了近1000例,而追查国际调查报告里提到的公开可见的累计数字只有200例,就是说大部分实际的肝移植数量可能被隐瞒了,而按下面明慧网披露的调查线索推断,其年度肾移植规模可能达到500-1000例,追查国际调查报告里提到的这家公开能查到的肾移植数量2250,绝大部分也被隐瞒了。

http://chuansong.me/n/2787557,镜头背后的医学故事(2016/1/4),(孙甯东,肝胆外科医生,摄影爱好者),2006年9月28日,孙甯东办了自己第一个影展,名为《火眼金睛仁者心》。展览中有大量医生眼部的特写,……影展中孙甯东最得意的一张照片叫《又是夜深人静时》,照片中是2004年四五八医院第一次做肝移植手术的场景。……“这个是框式取景,有人在打瞌睡,有人在动,你放大了还能看见主刀大夫的眼睛,特别亮。”现在四五八医院已经做过140多例肝移植手术了,这张记录历史的照片给孙甯东赢得了很多摄影界的奖项,这是他摄影的一个个人成就。同时,肝移植是当今外科领域最尖端最困难的手术之一,照片中的这个场景,也记录了他职业生涯的一个高峰。

“知情者举报:2003~2004年,平均每隔2~3日就有5~10个(肾脏)送入空军医院,一般都在半夜,有便衣员警持枪护送,隔几日有便衣来提走大量现金。据了解,来换肾的大多是外国人。”,估计大约每周10–20个肾移植,每年500-1000。

收红色资金?国际器官移植协会前主席被问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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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前主席、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Francis L. Delmonico)(李莎/大纪元)

大纪元2016年07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李辰美国华盛顿DC报导)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前主席、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Francis L. Delmonico)近日遭美国国会议员公开问责是否接受红色资金。

6月23日,德尔莫尼科教授出席美国国会主题为“强摘器官:对野蛮行为的审视”听证会作证。 他曾在2012-2014年出任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主席。

在当天听证会的最后,资深国会议员史密斯(Chris Smith)特别向他提问:“国际器官移植协会(TTS)领导层的成员和中国大陆的医药公司或其它机构是否存在任何经济利益或商业关系?”

德尔莫尼科教授回应说:“我只能回答我个人的情况。我去中国的旅行是由中国的一个基金会付款的。我的理解是这个基金会是由一位捐款人建立的。”

史密斯议员接着两次问到:这个基金会是属于中共政府部门吗?

德尔莫尼科教授说,“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家中共政府实体。 我的理解是这个基金会是由一位捐款人创办的,(他)是酒店业的巨头。这个基金会创办的目的在于发展中国器官移植方面的基础设施,以帮助其符合WTO规范。”

据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报导,德尔莫尼科教授所提到的基金会是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

报导表示,德尔莫尼科教授在一封Email中说,这家基金会的捐款人是 James Fox;中文媒体报导则显示,李嘉诚是其捐款人。

据百度百科介绍,2015年7月22日,李嘉诚向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捐款800万人民币。

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的主管部门为中共国家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中共前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担任其理事长和法人代表。

责任编辑:高静

《新欧洲》:中共被控强摘法轮功学员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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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7月07日讯】(大纪元记者叶枫编译报导)欧洲媒体日前发表文章称,中共被控强摘和贩卖器官。文章引用一份最新发布的报告说,中共强摘器官的主要对象是法轮功修炼者。

7月1日,欧洲媒体《新欧洲》(New Europe)发表题为“中共被控处决150万人以强摘和贩卖器官”的文章。文章说,根据一份人权监测报告,(在中国)每年有6万-10万名囚犯被杀害,他们的器官被强摘,被用于器官移植的“零部件”。

这份今年发布的报告运用了举报人的证词,包括曾经直接参与强摘器官人士的话。

这份历经10年的研究发现,中共如何将政治犯的行刑变成一个暴利行业。自2000年以来, 有150万人被杀害,他们的肝脏、肾脏或其它器官被另作它用。强摘异议人士的器官已经成为“器官旅游”行业的基础。

来自医生的证词显示,(强摘器官)主要针对一门佛家修炼,估计其有7千万追随者。

根据这份报告,中共官方主要对法轮功(或法轮大法)佛法复兴运动的追随者进行强摘器官。

那些拒绝放弃这一冥想和宗教修炼的人士经历酷刑,他们被关进劳教所、精神病院、监狱、黑监狱和送到手术台上。

强摘器官也被怀疑用到其它良心犯身上。

终结器官掠夺国际联盟(The 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Organ Pillaging)的成员包括:律师、专业医学人士、人权倡导者,他们对这一世界知之甚少的罪行进行系统记录。前亚太司司长 David Kilgour、记者 Ethan Gutmann以及律师是其成员。

2015年,大赦国际在其年度报告中证实,中国依然是世界上死刑犯最多的国家。

(来源;新欧洲媒体,翻译有删节)

责任编辑:高静

阿联酋《海湾时报》:中共强迫囚犯捐献器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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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纪元2016年07月06日讯】(大纪元记者叶枫编译报导)阿联酋著名媒体《海湾时报》(Khaleej Times)6月26日发表标题文章《中共强迫囚犯捐献器官在黑市贩售》。

报导说,根据一项新的报告,中共可能正在大量强摘囚犯器官。

报导说,我们听到这个来自的中国的消息不是第一次。多年来,人权活动人士质疑中共从死刑犯身上强摘器官,并卖给医院。2009年,中共表示,将努力停止这一行为。但是一份新报告指称,这还在继续。

中共官方媒体表示,每天约进行1万例器官移植手术。但是,这份研究表示,这一数字实际大概为6万~10万例。这份研究来自“终结中国器官掠夺国际联盟”(International Coalition to End Organ Pillaging in China)。

中共在2014年声称:计划停止使用死刑犯器官。但是如果这份报告是可信的,中共并未兑现这一承诺。

研究人员通过电话调查、医院网站以及865家中国医院的医学期刊的数据进行评估,获得了这些令人震惊的器官移植数据。

他们追踪了712家肝肾器官移植中心,对其进行信息收集和分析,单个进行审视。其中,165家医院是中共官方批准进行器官移植的医院。

报导还说,CNN报导,2015年,有5,019 例记录的移植手术的器官没有来源登记;中共没有记录的移植手术大约在5万~9万例之间。

研究人员发现,有612家进行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不在中共官方批准授权的记录名单上。

这份报告引用曾被关押人士的话表示,政治犯被常规性地进行验血,其他犯人则没有。验血的目的是保证他们的器官足够健康以提供他人(作器官移植)。

报导说,法轮功学员 Crystal Chen曾在中国被逮捕,她告诉美国之音:“我记得他们对我们法轮功学员进行验血,不只一次,是常规性的,这是为可能的(器官)配型作准备。”

(来源:Khaleej Times,翻译略有删节)

责任编辑:高静

关键评论网: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恶化

2016-7-5-the-news-lens
关键评论网(the news lens)7月1日发表“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恶化”标题文章。(网络截图)

大纪元2016年07月05日讯】(大纪元记者叶枫编译报导)关键评论网7月1日发表“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恶化”标题文章。文章表示,中国移植手术的器官主要来源是法轮功学员,也包括维吾尔人、藏人、家庭教会基督教人士。

报导说,10年前,有人对中共官方进行的强摘器官指控展开一系列调查。

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 和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展开调查,出版了《血淋淋的器官摘取》;随后, 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展开调查,出版了《大屠杀》。三位研究人员对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问题进行了积极调查。最近,他们三人发布了一份最新调查报告。

《血淋淋的器官摘取》调查发现,在2000年至2005年之间,大约有 41,500个器官被强摘,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中共官方声称,每年进行1万例器官移植手术。

三位作者在他们的研究中提出证据,显示中共是这一罪恶的背后(黑手)。

法轮功自1992年在中国开始传播。 中国共产党后来对法轮功学员发起镇压运动。 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观察到:那些在镇压后坚持修炼法轮功的人士被逮捕,被要求放弃修炼。那些听话的法轮功学员被释放出狱;;那些不听话的遭受酷刑折磨。

据称,(镇压)导致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被强摘。《血淋淋的器官摘取》一书表示,有必须立法和展开调查来终结中国的器官移植滥用。

但是, Gutmann曾经怀疑《血淋淋的器官摘取》中所作出的结论,这促使他展开一项新的调查。 Gutmann 于是对中国良心犯器官遭强摘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探究中国共产党为何要消灭法轮功。

Gutmann在他的书《大屠杀》(The Slaughter )中披露:中共在2000年末和2001年初对特定的法轮功学员进行不引人注目的体检,到2003年前,进行大规模的体检,并且扩大到藏人良心犯和家庭教会基督徒身上。

现在,3名研究人员发布了他们最新的调查报告,估算器官移植手术量、揭穿中共掩盖手法,包括中共声称对器官移植进行改革,也是障眼法。 他们在报告中还列举出举报人的证据和尸体塑化问题。

报导说,最新调查报告断定,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比中共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要高得多。这些器官主要来自法轮功学员,也包括很多维吾尔人、藏人、家庭教会基督教人士。

调查还发现,除了政府,(中共)国家机构、卫生系统、医院和器官移植领域都是这一罪恶的同谋。

为应对这一问题,报告说,全球的政府间社区应该展开独立调查, 全球的器官移植界在和中国移植界展开合作时,应该更加谨慎。

中共官员表示,估计去年进行了1.2万例器官移植手术。

责任编辑:高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