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掩盖下的屠杀

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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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移植手术的实际数量比官方宣称的多出许多倍,供体来源未公开。据调查,这些器官似来自中国劳教所里的良心犯。(Rob Counts/Epoch Times)

大纪元2016年03月30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在沈中阳的诸多头衔中,有一个暗示器官源头的线索:在北京武警总医院网站上,作为器官移植部主任的沈中阳身着武警军官制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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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沈中阳身着武警军官制服上电视接受采访。(视频截图)

接上文

被禁止问的问题

大规模进行器官移植的根本保障是稳定的供体来源。鉴于中国没有自愿、开放的器官捐献和分配系统,与政要的关系(往往通过器官中介来斡旋)成为获取人体器官的唯一途径。

黄洁夫在2015年初接受采访时说:“我们国家很大,这个死囚器官这个来源,它自然而然地这种体制,就造成了中间的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问题。你听得懂我这个话的意思了吗?所以,(它)变得肮脏,变得说不清道不明,变成了一个特别敏感、特别复杂的区域,就是这个禁区。”接着,他将中国器官移植滥用的罪责抛给了“大老虎”——已失势的前政治局委员周永康(周永康领导下的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而关于良心犯,黄洁夫只字未提。

由此说来,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器官供体源源不断,依赖的是其在政界的关系。拿院长沈中阳来说,不仅在2013年成为政协委员,也担任中共“民主花瓶”之一“农工民主党”的常委。

但就直接获取器官而言,最为有利的还是沈中阳的准军方头衔,中共军方和准军方与庞大的政法维稳力量有密切联系,可以无阻拦地涉入关押政治犯和良心犯的场所,因此被指认参与了大量人体器官的非法交易。

几位海外调查者多年来一直在追踪中共军方与器官供体这二者的关系。在2014年出版的著作《大屠杀:大规模屠杀,活摘器官,中共对异议人士的秘密解决方式》(The Slaughter: Mass Killings, Organ Harvesting, and China’s Secret Solution to Its Dissident Problem)一书中,曾居北京的美国记者伊森‧葛特曼展示了十年里采访得到的大量证据,表明法轮功修炼群体一直是被摘除器官的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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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0月15日,法轮功学员在中共驻洛杉矶总领事馆前举行烛光守夜活动,悼念16年间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要求将前中共党魁江泽民绳之以法。 (Benjamin Chasteen/Epoch Times)

法轮功是传统的佛家修炼大法,包括五套功法动作,并且要求修炼者全面提高道德水准,自1999年以来就在中国遭受迫害——90年代后期,由于修炼人数高达7,000万至1亿,超过中共党员人数,时任党魁江泽民以法轮功对中共政权构成威胁为由,对法轮功修炼者实施灭绝性的迫害政策,包括“经济上截断,名誉上搞臭,肉体上消灭”“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

在1999年迫害开始的次年,如同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中国的几百家医院在器官移植领域都戏剧性地结出了硕果。

“中国既没有国家组织的器官分配系统,也没有器官捐献系统,官方的解释是死刑犯。”大卫‧麦塔斯说。“但是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器官匹配、血型、监狱人群肝炎感染率等等,加上超短的等待时间,这一切怎么解释?”

麦塔斯说,对于种种质疑以及大量确凿的证据,中共官方都没有给出解释,“你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就是我、大卫‧乔高和伊森‧葛特曼一直在说的,(器官来自)良心犯。”他继续说:“移植规模越大,就越需要(中共)作出解释,但至今都没有任何解释。没有其它明显的供体来源。”

葛特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被问及天津一中心的器官可能来自哪里,他回答说:“我认为大多数的器官是从法轮功学员身上来的。整个这段时间里,劳教所里关押的法轮功学员人数一直多达50万到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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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大卫‧乔高、大卫‧麦塔斯和《大屠杀》的作者伊森‧葛特曼合影。(Simon Gross/Epoch Times)

“从人数上看,这是他们可以动用的唯一潜在来源。可能也有一些维族穆斯林和藏人,但这些人群的失踪比率并不高。”

葛特曼对数百名逃离中国的难民进行了采访,发现有五分之一到五分之二的法轮功学员在被拘禁期间被验血。从劳教所获释的人也描述了那些被验血者的连接失踪。

2006年以来,海外调查人员以医生同行或急等换肝的患者亲属身份与中国医生和护士通话,并将通话全程录音。这些医护人员承认他们做移植所用器官来自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葛特曼在书中描述他头一次听到受访难民讲述被体检经历时的心情,虽然这位法轮功学员没多想,“她所述说的事既可怕又令人费解,与其说医生是在做正常的体检,不如说他是在一具新鲜的尸体上进行拣选。我还记得自己感到从未有过的毛骨悚然,一时间,包裹着我的怀疑的外壳粉碎了。”

天津的验血

被关押在监狱和劳教所里的良心犯被挑出来验血、验尿的现象遍布中国大陆,天津也不例外。这期间也是“天津一中心”移植量暴涨的时期。

这些亲历者的指证来自明慧网——汇集法轮功在中国大陆第一手信息的平台,网站上的文章都是法轮功学员及其亲友撰写的,有很多记录了他们遭受迫害的经历。该网站被研究法轮功及中共镇压的学界人士和人权调查员广为参看,被视为深入了解中国法轮功修炼群体的可靠来源。

在明慧网上分别将“抽血”、“体检”、“验血”设为关键词,和“天津”进行组合搜索,可得出119、393和69条结果,当然有些结果可能是重复的。

一个典型案例发布于2007年11月9日,文章题为“我在天津女子监狱所经历和看到的迫害事实”,如同明慧的许多来稿一样,文章是匿名的,原因不言自明。其中说:“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队是三队,三、四、五监区都有法轮功,除了包夹人外就是个别刑事犯,每个监区三队的队长都单独把法轮功学员叫出去,化验尿和验血,没叫刑事犯。队长说是对法轮功学员的关心。”该监狱距第一中心医院只有30多分钟车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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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女子监狱距离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的车程很短。曾被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们说,他们被抽血化验。(明慧网)

回忆这段经历,作者写道:“我现在心里还在怀疑,那几个不知下落的同修哪里去了?”

天津市青泊洼劳教所也有这样的血液检查青泊洼距天津一中心的车程为23分钟。据明慧网文章,天津市双口劳教所也在法轮功学员被拘期间对其进行验血,从双口开车到一中心约半小时。此外,法轮功学员滑连有曾回溯2013年6月她在滨海监狱被抽血的经历,滨海距一中心车程约47分钟

另一位修炼者徐海棠则写道,2006年6月自己在板桥女子劳教所被抽血化验,板桥农场距该院车程约45分钟

总部设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医生反强摘器官组织”致力于为维护医学伦理发声。对明慧网上有关验血的文章进行初步分析后,他们写道:“在对幸存者的报告进行过滤时,我们发现体检不是个别现象。如果说特殊的个案可能缺乏意义,这一数据却展示了大量受害人的陈述,他们的经历并不是孤立个案,而提示出(当局)系统地对被关押法轮功学员强制进行各种医疗检查。”

当然,这一切不足以证明验血的目的是器官移植配型。

不过让人不解的是,这些良心犯是因中共党魁发动的旨在消灭信仰的镇压而入狱的。为让他们放弃信仰,当局通常都会对他们施以酷刑、电击和暴力殴打等。法轮功在中共把控的全国媒体上遭到污蔑。秉持信仰的修炼者被推到民众的对立面,他们被非人化、遭到耻笑,并被宣布为国家敌人。经明慧网报导确认被迫害致死的学员已近四千,而由于镇压是当局发起的,此类罪行一概不受追究,那么,监狱官员有什么理由要为了良心犯的身体健康进行抽血化验呢?

在这一大背景下,被关押法轮功学员被验血、失踪,联系到迫害开始不久就出现的器官移植高潮,最合理的解释就是中共大规模强摘法轮功良心犯器官。

尴尬的沉默

即便国际医学界不想过早地做出大规模反人类罪行的结论,国际社会至少应该要求对器官来源及有多少良心犯被强摘的问题进行进一步调查。如果这是真的,毕竟将成为21世纪最令人不安的群体罪行之一。

事实上,许多有威望的组织和个人已明确表示他们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提法不应被贬为“科幻阴谋论”。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2008年曾表示:“中共政府应立即就关于某些法轮功学员遭到虐待和作为移植器官来源的指称开展或委托开展独立调查,并酌情采取措施,以确保起诉和处罚此类虐待行为的责任人。”

2012年12月2日,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物伦理学系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等三位医学专家在白宫网站发起了一项征签请愿,呼吁奥巴马政府“调查并公开谴责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和其它囚犯器官的罪行”。当时卡普兰教授接受采访时说:“我想你不能对杀人取器官保持沉默。这太令人发指了。实在是错得离谱。它违背了所有的人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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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的生物伦理学系主任阿瑟‧卡普兰教授。他与另外两名医学专家于2012年共同发起了一项征签请愿,要求美国政府调查中共活摘良心犯器官的罪行。(纽约大学官网)

近期的一部纪录片《活摘》(Human Harvest)直接提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问题,赢得2014年度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皮博迪奖,Peabody Award),该奖被视作广播电视界的普利策奖,授奖要求是17位董事会成员一致赞成。据评委们评述,该片还原了一个“为牟取高额利润而强制捐器官的妖魔系统”。

在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报告发表之后,包括以色列和台湾在内的一些国家地区已通过立法,防止本国公民前往中国接受器官移植。

这一切使得国际移植界一些核心人物漠不关心的态度更显不合拍——如果这些人能够关注这一反人类罪行指控的话,定会大大推动国际社会广泛谴责并呼吁调查这一罪行,然而,他们对中共所谓的“器官移植改革”项目却态度殷勤,行事风格令人想起与中共相互利用的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

弗朗西斯‧德尔莫尼科(Francis Delmonico)博士是器官移植学会的前负责人,也是就器官移植问题与中国沟通的主要联络人,他在电邮中写道:“我唯一要说的就是鼓励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提交可验证的数据。”“唯一”一词被加粗显示。

其他一些医生,如器官移植学会的前负责人、悉尼医生杰里米‧查普曼(Jeremy Chapman),以及芝加哥大学医学院肝外科医生迈克尔‧米里斯(Michael Millis)博士,都对这个棘手的问题不感兴趣。米里斯博士已与中国官员有密切合作。在接受德国《时代周报》(Die ZEIT)记者玛蒂娜‧凯勒(Martina Keller)采访时,被问及秘密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话题,他答说:“那不是我能发挥影响的范围。世界上许多事情不是我的关注点或兴趣点。”

器官移植学会现任主席菲利普‧奥康奈尔(Philip O’Connell)博士和世界卫生组织就器官移植问题与中共联络的何塞‧努涅兹(Jose Nuñez)博士,均未回复大纪元记者的电子邮件。世卫组织关于器官移植的指导原则要求整个过程透明化,且可公开接受审查,然而该组织官员并未敦促中国按要求去做。

回应医学界对活摘器官问题关注度相对不足的问题,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伦理学教授柯克‧阿利森(Kirk Allison)在电邮中表示:“(对这个问题)具有好奇心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到真相,关系到人类道德所面临的风险,关系到人权,更关系到那些(器官)被略夺的人的生命——即便他们已死去。这是对我们提出的道德挑战。”

德高望重的以色列心脏外科医生李维博士则在电邮中写道:“我感到难堪,因为我在世界各地的同行不像我这样觉得有道义责任去要求中国接受国际移植界对其现行移植体系的独立彻底的调查。”

他又说:“作为纳粹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子,我觉得有必要不再重复国际红十字会1944年参观特雷津纳粹集中营时犯的可怕错误,其报告中把这个集中营描述成了一个娱乐休闲营地。”(完)

责任编辑:张宪义

【大纪元】天津移植中心病患床位泄漏的秘密

大纪元调查报导:专为谋杀而建的医院(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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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活摘器官罪恶的黑幕已经被撕开,大量确凿证据和重要线索陆续曝光,黑幕口子被越撕扯越大。(新纪元合成图)

大纪元2016年03月30日讯】(英文大纪元记者罗宇(Matthew Robertson)、方雅报导,张小清编译)为新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天津市委市政府花费了1.3亿元人民币(约2,000万美元)。虽然在中国,基础设施建设往往伴随着巨额浪费,或用来为当地经济数据撑门面,并不产生效益,但东方移植中心大楼却是个例外。新楼建成后马上就投入使用且高负荷运转。这一情况来自“中国建筑改造网”,该网提供中国各地建筑与修缮工程的详细数据。

关键的证据来自天津建筑设计院的一份22页的PDF文件,任何人只需在该网进行注册即可下载,内容涉及2006年移植大楼竣工后即开始、2008年完成的改造工程。

接上文

移植中心建筑工程资料提供的线索

该文件2009年10月被收入中国建筑改造网,从第13页的一张照片判断,文件完成于2008年底。这项工程据称主要针对医院主楼、门诊楼和急救病房(不涉及移植楼),宗旨是“强化节能效果,提高病人舒适性”,门诊大楼还加盖了一层,从三层变成四层。不过,文件中却包含一个很关键的线索:“医院每天平均门诊量2,000人次,床位使用率达到86%,其中肝肾移植病床的使用率达90%以上。”

“天津一中心”用于移植部的床位总计500张,均位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虽然当时该院的病床总数为1,200余张,移植病人在专用病床紧缺的情况下可以住到其它病房,但这种可能性我们不考虑,这里只利用两个数据:移植专用床位500张,年使用率90%。

也就是说,每天都有450张病床住着移植患者——他们或许是来做肝或肾移植,或是移植其它器官和组织。

医院针对外国患者的广告显示,器官旅游者的住院时间可能在一两个月之间,取决于等待供体的时间,以及术后静养所需时间。

但其它资料显示,实际住院时间很可能更短。比如,2007年两名加拿大调查员在采访器官移植旅游者时,获知住院时间只有7天。一名北大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医师称,住院时间平均为两到三周

如果患者平均住院时间为一个月,则2006年末到2008年末该中心的移植手术数量应为5,400例;如果病人留院两个月,总数则将是2,700例。

外界不太可能获知该院患者实际的平均住院时间,但为本文做顾问的西方移植外科医生认为,这里描述的情况是合理的。

新移植中心床位的高使用率是否只是开张两年内的“一时红火”?不是的,根据其它报告,这种情形很快成了常态。

另一个有关移植中心床位使用情况的数据采集点,来自北方网2014年6月25日对该院的简介。文中写道:“2013年,我院根据发展的需要,调整了医疗资源与扶持政策。增加编制床位300张,总床位达到1,500张。病床使用率131.1%……病床使用率同比增长5.7%。”报告中没有说明床位使用率怎么可能超过100%,但在中国的医院里,经常有走廊加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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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表3: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床位增长示意图。(大纪元制图)

2013年,该院增加了300张床位,总数达到1,500张。不同科室的病床分配也有所调整,包括器官移植中心在内,不过简介中没有具体说明分配到各病区的床位具体是多少张。

由此,很难知道2012至2013年间这1,500张床位或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原有的500张病床中,有多少用在了器官移植上。但病床极高的使用率则没有变:从2009年的90%,达到2013年的131%。

这一比率在窜升之前是一度暴跌还是缓慢增长(如官方给的移植数据那样)不得而知,不过,最大的可能性还是逐步增长。

到2015年7月,该院又在新址开始了新一轮扩建,包括每天能接待六七千人的门诊部、每天能接诊1,200宗的急救中心、能容纳2,000辆车的地下停车场,还有直升机停机坪。新建筑定于2017年底竣工,将设2,000张病床,有多少将用于移植还不清楚。

真假难辨的数据

频繁的各种扩建活动提示著怎样的移植数据呢?

前面提到关于该院2006年后移植总量的唯一官方数据有两个:到2010年累计器官移植总数为5,000例;2014年累计近1万例。通过两个工整的线性增长数字,该院要外界相信,在2006年移植中心大楼投入运营、增加500张床位和先进的设施之后,其移植数量并没有大幅增长。

但事实描绘出的则是另一番景象:韩国器官移植患者中间传说,医院的入住率远远超过了接待能力。建筑工程记录显示了2006年之后持续增容的需要;而100多名医生中,仅几人的手术量加起来就已近万。

按照2007年到2013年末该中心500张病床占用率一直接近饱和甚至超出负荷,平均住院时间一个月来计算,保守估计移植总数为5万例左右。考虑到许多未知因素,实际多少我们不得而知,只能进行粗略估计。大纪元制作了一个表格来标示估算出的移植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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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形图中,官方公布的肝脏移植总量标示为红色,据床位占用率的官方数据、取一个月的平均住院时长估算出的肝肾脏移植手术总量标示为橙黄色。(大纪元制图)

而即便是最保守的估算,也比15年1万例肝移植的官方数据高得多。数字本身已经难以解释,而由床位使用率简单推算出的移植数量之高,更是任何已知器官源头都没法解释的。

当然,医院改造工程的文件中是否编造数字,这一点无从得知;只是,医院有什么理由要在市政府资金已到位、工程已完工的情况下,向全国建筑数据库提交捏造的数据呢?建筑面积和床位数量是有形的基础设施,数据很难伪造;而床位占用率方面,据以上两个官方信息来源,从2006年底到2013年年底一直呈上升之势。

不过,这样的估算也面临诸多疑问,比如,由床位占用率提示出的“死刑犯”人数并不准确。考虑到给亲属捐出一只肾既不会致命也不违背伦理(“天津一中心”的移植手术肯定也包括这种形式),器官受者和“死刑犯”供者的比例很可能不是1:1。一个病患可能接受来自多名供者的多器官联合移植,一名“死刑犯”供者也可供多个病患做器官移植。

考虑到复杂的变量和多个未知数,要准确给出有多少“死刑犯”为满足“天津一中心”移植产业的需要而被用为供体,是不明智的做法。但无论数字多少,所提示的讯息都是相同的:为满足需要,一定有某个神秘未知的器官供体来源。

死囚无法掩盖器官来源疑团

据中共官方解释,中国这些年来唯一可靠的器官来源就是死刑犯。

2015年1月8日,大陆“健康界”网站刊出对黄洁夫的专访,这位中共器官移植政策发言人承认:“长期以来,中国未能建立一个国家器官捐献体系,从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9年,中国公民自愿捐献仅120例,中国成为世界捐献率最低的国家。”

在中国,死刑犯的人数属于国家机密,没有任何公开数据,不过第三方机构早已在进行估算。据设在美国、以中国为关注焦点的人权组织“对话基金会”估算,移植手术数量受质疑的这些年中,每年死刑犯人数在2,400至12,000人之间不等。

为了分析方便,假设全中国一年的死刑犯有6,000名,在天津处决的人数约合42人(按天津市700万人口进行等比例分配);如果是5,000名,天津就只有35人。然而,由于血液指标不健康、吸毒、年龄以及其它原因,许多囚犯并非合格的器官捐献者。

中共官员和逃亡海外人士的大量证词已表明,执行死刑的程序涉及当地法院和监狱,他们与当地医院及医生都有自己的一套关系。中共官僚“封地”的一贯做法,意味着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不太可能从其它地方随意调用死刑犯。

特别是该院的快速发展并不是孤立现象:几十家、甚至几百家中国移植医院都在开展移植医师培训、兴建新设施,并且标榜在短期内能为受者提供新鲜器官——等待时间短则几周,长则几个月。

据党媒新华社2014年报导,过去几年中中国有600家医院在争抢供体来源。所有这些移植中心都需要器官。同一时期,各个医院网站上出现招揽移植生意的广告,标榜供体器官质量极佳、等待时间极短。这些令人不寒而栗的广告,大部分在2006年之后逐渐从网上消失。但有些网站仍然持续作业,其中专门为天津一中心招揽顾客的www.cntransplant.com一直到2014年才被关闭。

此英文网站2008年存档页面直言不讳:“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器官供体来源还算是充足,这是事实。”这明显是在招揽外国移植游客。

网站上给患者提供的指南列出获取器官的简单步骤。首先是不需要排队等器官,患者只需通过电子邮件发来文件,付500美元,即可登机前往医院。最后一道程序(第九步)是“入院后接受仔细体检,在等待供体期间(需一个月左右)会得到很好的护理”。

同时,该网站的中文登陆页面则标榜只需等待两周。

网站的另一板块采取问答形式。问:“抵达医院时需要办哪些手续?”答:“一旦你的数据入库,医院就会开始在中国各地搜寻匹配的器官。”

“仅只这一行字就太令人震惊了。”悉尼大学教授、医生反强摘组织董事会成员玛丽亚‧辛格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我们会全国上下地帮你搜寻器官,”她接着说,“搜器官?在没有捐赠者登记体系的情况下,在全国搜寻器官捐赠者。那是什么意思?意思是,他们绝对是在寻找为给你做手术要杀的人。这太离谱了,非常令人难以置信。”

的确,一部描述中国移植黑幕的获奖新纪录片就以“难以置信”(Hard to Believe)为题。纽约大学医学中心生物医学伦理系的创建人兼主任阿瑟‧卡普兰(Arthur Caplan)博士解释了中国与其它国家的天壤之别:“在美国,在欧洲,你必须先死去才能成为器官捐赠者;在中国,他们会把你弄死。”

要实现超短的等待时间,就只能从事先筛选过的供体库中快速寻找各项指标匹配的供体,用死刑犯或良心犯做供体库都有可能。

而在涉及到疯狂暴涨的移植数量时,单单死刑犯根本无法满足这家天津医院的旺盛需求。认识到这一点是很关键的第一步:如果器官并不来自于自愿捐赠者或死刑犯,必定还有其它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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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最大医疗中心——特拉维夫大学舍巴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以色列器官移植学会主席亚考布‧李维(Jacob Lavee)博士。(Alex Ma/Epoch Times)

对于近一两年中共所宣扬的完全以自愿捐献为供体来源的说法,以色列器官移植学会主席、特拉维夫大学医疗中心心脏移植部主任亚考布・李维(Jacob Lavee)博士提出质疑:“稍微熟悉一点全球器官捐赠发展趋势的人,都不能接受这样的说辞:一个庞大且完善的使用死囚的器官供体库,在一年之内就奇迹般地被自愿捐赠者替换。”

李维博士在电子邮件中接着写道:“如果所用的正式行刑的死刑犯器官真的减少了,在天津和中国其它地区显然正持续进行的大规模移植,必定有不同于官方说法的器官来源,(中共官方)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以此为突破口,不少调查人员指控中共正在进行一场很大程度上被人们忽视的秘密大屠杀。配合成卷的其它证据,调查者们描述了骇人听闻的反人类罪行:医生与刽子手狼狈为奸,器官摘取手术本身就是杀人的手段,切取新鲜器官后须放掉血液,才能进行灌注保存。

关于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最早的一份调查报告发表于2006年,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是两位作者之一。他在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这项调查意在提出问题,它并不能回答问题。但它确实让人对既定答案提出怀疑。”#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张宪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