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国际器官移植大会 医生了解中共活摘器官


“在十字路口的移植医学”研讨会于2012年7月18日在柏林召开,图为(左起)美国作家葛特曼、加拿大律师麦塔斯和法国医生金。(摄影:吉森/大纪元)

【大纪元2012年07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Christian Watjen 、刘成德国报导)在第24届国际器官移植会议的第三天,一位英国人站在柏林ICC国际会议中心前的广场上,他在观察着面前的这个群体:一些人在打坐,他们的背后是英文以及中文横幅,上面的文字和图片传递的信息是:在中国的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一些人在发着传单。不时有人从ICC国际会议中心出来,有的停下脚步询问,有的表示日前在美国开会时已得到资料了。

这群人是法轮功学员,他们想告诉这些参加器官移植大会的医生们,在中国有上万名与他们一样的修炼者,他们的器官被活活摘取,高价卖给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之后这些法轮功学员被毁尸灭迹。这位男子看着这个群体说道:“在器官移植界消息灵通人士的圈子里,我们都知道这件事,但是我们不知道能做什么。”


在国际器官移植会议开会地点前,法轮功学员在展示功法。(摄影:刘成/大纪元)


在国际器官移植会议开会地点前,法轮功学员演示中共活体摘除器官。(摄影:刘成/大纪元)

如果这位英国医生参加了7月18日就在附近举行的一个名为“在十字路口的移植医学”(Transplant Medicine at a crossroads)的研讨会,或许他能知道自己可以做些什么。“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DAFOH,Doctors Against Forced Harvesting)在这一天邀请专家,共同讨论在中国发生的活摘器官罪行。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是一个国际性组织,由来自不同专业方向的医生们共同创建,总部所在地是华盛顿。该组织的目标是,制止发生在中国及其它国家的一切非法器官交易行为。

摘取器官得到中共政府允许


加拿大律师麦塔斯呼吁抵制中国医生和药物 (摄影:吉森/大纪元)

2005年中共政府第一次公开承认,中国95%的移植器官来自死刑犯。但是中国的政治犯是否也是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这一点中共从来没有表过态。虽然如此,中共政府的表态还是证明了一个外界长期猜测的观点:摘取器官是得到中共政府的支持的。

麦塔斯先生长年调查研究中共政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并根据调查结果与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合著了《血腥的活摘》(Bloody Harvest)一书。两人并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

麦塔斯认为,死刑犯这种特殊身份的人被摘取器官,不能说他们是自愿的。也就是说,强制摘取器官这种行为和与之配套的系统在中共统治下早就存在了。

施瓦茨先生(Arne Schwarz)来自瑞士,曾以计算机专业人士的身份在医院工作多年,他讲到,虽然其他国家也存在非法器官买卖的勾当,但在中国有两点是与任何国家都不同的:第一,中国是唯一一个政府容许器官非法交易的国家;第二,中国军区医院直接通过器官非法交易牟取暴利。

国外制药公司卷入活摘罪行

因为施瓦茨曾作为计算机专业人士在医院工作多年,所以他精通医学文献搜索。这项优势在他调查西方制药公司是否也卷入活摘器官的罪行时帮了大忙。

施瓦茨在研讨会上讲述道,2009年9月他曾问过总部在瑞士的制药公司Roche,是否知道其公司生产的器官移植术后药物在中国用在哪里,那些移植的器官来自哪里。该公司在回信中这样写道:“Roche没有责任去了解器官来源。捐赠者的隐私和匿名受到法律保护。”

早在2005年就已有《商业报》记者询问制药公司Roche的前任经理 Franz Humer,为什么其公司要在中国做药物试验。Humer回答道:“与日本不同,中国对器官移植药物没有伦理及文化上的顾虑。”


来自瑞士的施瓦茨表示,西方制药公司卷入了活摘器官罪行。(摄影:吉森/大纪元)

施瓦茨所掌握的资料显示,在2004年至2012年间,西方制药公司在中国共做了1200例器官移植医药试验。在几所中国的医院有迹象显示,有法轮功学员因此而死亡。

施瓦茨加重语气说道:“自愿和透明原则是世界卫生组织对器官移植的规定。”另外,中共政府也绝不允许任何独立调查员亲临现场进行调查,这也违背了透明原则。

法国马赛医生金:我们必须表明立场


法国医生金认为活摘器官完全与医学基本的救人原则背离。(摄影:吉森/大纪元)

来自法国马赛的医生金(Harold King)表示,中国器官移植数量每年都在大幅增加,远远超过死刑犯的数量。金认为中共政府对于器官来源的说法不可信,他认为,自2001年起中国的器官移植的大部份供体来自政治犯,其中大多是法轮功学员。因为炼功的缘故,他们的身体比其他人健康,因此就更容易成为活摘器官的受害者。

金是一位牙医,因为需要向接受器官移植的病人讲述有关口腔卫生的知识,他开始关注发生在中国的活体摘取器官的事件,并成为“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的发言人。

“中国是唯一一个不管是何种器官,也不管是哪种血型,都可以在两周内得到匹配器官的国家”,金说,和其他国家的几年时间相比,两周的等待期只能说明这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器官库,很多人等待着被摘取器官,之后死去。

金认为医学是用来挽救生命的,而活摘器官与这一医学基本原则完全背离。“我们必须表明立场,否则我们自己的伦理原则将泯灭”,他说。

仇恨与贪婪导致活摘器官罪行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麦塔斯认为,仇恨与贪婪是促成中国出现非法活摘器官的主因。中共政府利用国家宣传机器煽动民众仇恨法轮功这样一个以真、善、忍为生活准则的修炼团体。另外,国家减少对医院的资助,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后,就产生了“一个简单操控而又隐密的器官来源库”,麦塔斯说,医院可以从中谋取暴利。

麦塔斯建议,只要中国的情况没有改善,外国医学界就要抵制中国医生和中国的移植器官药物。

麦塔斯还建议医生不要将病人介绍到其它国家做器官移植,尤其不要到中国去,也不要为中国外科医生提供培训。另外,应该拒绝不能保证伦理职业操守的医生参加医生组织或者国际会议,也不应发表他们的学术论文。

麦塔斯认为,在网上寻找器官移植供体的行为也应该停止。麦塔斯发现在一个中国的网页上,19家中国医院公开寻找肾移植供体。

不久前,麦塔斯作为发行人之一出版了新书“国家器官”(State Organs)。这本书是由12位作者合作而成的,书中收入了这几年反强摘器官方面的新调查结果和进展,目前只有英文版。

以色列杜绝去中国“器官移植旅游”


前以色列医生李维表示,以色列已在今年四月份开始禁止保险公司支付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摄影:吉森/大纪元)

以色列移植协会主席李维医生(Jacob Lavee)是心脏科医生,他表示,以色列已经立法并在四月份开始禁止保险公司支付国民到海外移植器官。

当一名病人于2005年告诉李维医生中国能在两周内提供心脏后,Lavee医生以专业经验判断,这是不可能的,这个心脏来源有问题。在调查后他发现中国有大量来源不明的器官供应,之后他从加拿大律师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太地区国务秘书乔高合著的《血腥的活摘》一书中了解到,这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了解真相后,李维医生开始推动修改以色列的器官移植法,同时推动本国人捐献器官。据李维介绍,从2008年开始,以色列就没有任何一个病人为器官移植而到中国去了。

今年四月,以色列开始正式实施新的器官移植法,杜绝了以国“器官移植旅游”(transplant tourism),即到国外接受器官移植。另外,此法案还禁止保险公司支付以色列人到海外移植器官的费用。

Lavee博士还提到了其它一些重要进展,比如大多数国际器官移植协会都已达成共识,只要参与过非法摘取器官的医生都将被禁止入会,他们的学术论文也不能发表。据德国《医生报》(Ärzteblatt)报导,这次器官移植国际会议上,所有来自中国的研究论文都被格外彻底地审查过,内容仅限于基础科学。大多数有关器官移植的专业报刊也都不再发表引用了来自中国的数据的学术论文。

其他信仰团体也是受害者


美国作家葛特曼称活摘器官是对全人类的犯罪。(摄影:吉森/大纪元)

《失去新中国》一书的作者、前美国智库研究员伊森‧葛特曼(Ethan Gutmann)曾进行了30多个证人采访,这些人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了强行摘取人体器官的行为。葛特曼将这种行为称作“对全人类的犯罪”。

台湾一位有名望的外科医师曾“非常紧张而担忧地”对葛特曼表示,他的很多病人在中国移植了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葛特曼认为,摘取器官的罪行2006年达到高潮,现在仍然在继续。按照葛特曼的信息,到2008年,最少有6万5千名法轮功因为被摘取器官而导致死亡。葛特曼还发现,其他团体人士如西藏人、维吾尔人和一些基督教团体人士也成为活体摘取器官罪行的受害者,只是数量没有法轮功学员那么多。

葛特曼提到,2010年11月中共当局宣布,在三四年之内将结束摘取死刑犯器官。但是没有提到政治犯将受到什么待遇。

中国医生行动受限

此次来参加国际会议的160多名中国医生和其他国家的医生有些不同,其他国家的医生们都可自由行动,中午自由出入进餐,唯独中国医生早晚都是三辆大车定点接送,中午都在会议中心里统一用餐,从来都不出来。

很多国家的医生都曾经从法轮功学员的摊位前经过,和法轮功学员交谈,看他们展示功法,唯独中国的医生没有这个自由。每天都在会场外面发资料的法轮功学员希望中国大陆的医生也能够知道真相,不再当中共的帮凶。

参考文献:
《血腥的活摘》(含多种语言):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

“反强摘器官医生协会”(DAFOH)的请愿书(英文):https://www.dafoh.org/Petition.php

(责任编辑:文婧)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2/7/21/n3640391.htm

大卫‧麦塔斯:为什么要关心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

迫切需要的抗议——法轮功被迫害案

作者﹕大卫‧麦塔斯
俞戴安 译


如果漠视法轮功学员的困境,我们其实正在侵蚀着自身的人性,把我们变成自私冷漠的人群。(大纪元资料室)

【大纪元2012年07月20日讯】【编者按】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今年七月初到访新加坡,出席了英语著作《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的介绍会。会后,有记者提出:有些人对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表示冷漠,认为那与己无关。麦塔斯先生在口头回答问题之后又特别撰写了本文作为全面回答。

有人问到:为什么我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被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这与我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还在等什么?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到那时就太晚太晚了。

德国的马丁•尼莫拉牧师在1938年曾经这样写道:
“起初他们追杀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后来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共产主义者;
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却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为摘取器官而杀人的罪行并非是针对法轮功学员开始的,之后也未止于对这个团体成员的迫害。在中国,这一罪行始于杀害死刑犯而摘取他们的器官。之后,这一罪行涉及到更广的层面。正如伊森‧葛特曼的调查所显示的,维吾尔人、藏人和家庭教会成员也都是摘取器官的受害者。

当1933年纳粹上台统治德国时,许多人曾经问过一个类似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在乎纳粹对犹太人所做的事情?这与我有何相干?

当时的英国首相张伯伦,在1938年9月与希特勒、墨索里尼及法国总理达拉第一起签署了《慕尼黑协定》,允许德国吞并捷克的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对此却没有发言权。同一个月,在下议院,张伯伦为他的绥靖政策辩解称:希特勒指捷克当时虐待其境内的德裔少数族群。张伯伦还说:那是一个在“距离我们遥远的国度里、一群我们一无所知的人之间发生的争论。”现在看来,张伯伦当年的论调完全适用于今日的法轮功问题。有人可以说:中国以外的人们对法轮功一无所知;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的打压是一个局外人不感兴趣的纷争。可是,张伯伦在那场他和他的许多英国同僚“不了解”的人群“争议”中对希特勒的姑息,却在不到12个月之后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四十万英国人的死亡、蔓延全球的战火以及大屠杀。

德国纳粹主张的灭绝式的反犹主义、要消灭各地的犹太人的决心,酿成并且延长了二次世界大战。二次大战给犹太族群造成的伤害和损失是无以言表的。犹太社区牺牲了六百万生灵,占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东欧意第绪小城镇的文化彻底消亡。

全球也因而付出了代价。犹太人对全球的科技、艺术、文化和学业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如果没有逃亡、成为难民,也会成为大屠杀的受害者。那些因为被摘取器官而失去生命的法轮功修炼者之死也是世界的损失。试想:如果他们能够幸免于难,将会为地球村做出何等贡献。

二次大战是我们这个星球的一场灾难和悲剧。这场战争的死亡人数是六千二百万,包括两千五百万军人和三千七百万平民(其中三千一百万是非犹太人平民)。

反犹主义和纳粹侵略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因为纳粹德国入侵他国为的是消灭当地的犹太人。露西‧大卫多维茨(Lucy Davidowicz)在其著作《1933-1945针对犹太人的战争》中写道,纳粹德国的统治者实际用二次大战来掩盖他们对犹太人有计划的谋杀。(注一)

而反犹主义和日本的侵略其实也有关联。日本之所以有机会入侵亚洲是因为一方面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了三方同盟;另一方面是因为德国进攻亚洲的殖民势力–法国、荷兰及英国,从而造成了亚洲的权力真空。对犹太人的仇恨实际上把整个世界拖下了水。

这场战争的破坏性在战后依然延续。1945年建立的纽纶堡国际军事法庭在1948年即被废除,留下一半的案卷没有起诉,其中包括后来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和奥地利总统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不仅如此,还有数以千计的罪犯没有被确认或被指控。如果对这些人进行全力起诉追查的话,他们定会被绳之以法。同盟国的动机是期望在冷战中把西德保留在他们一边。(注二)

要有效抵制纳粹分子,就必须是全方位的。[不幸的是],本来作为战后机构计划的一部份,打算建立一个常设国际法庭,但是这一计划却作废了。同样的,地方的司法机构也不得不避开起诉当地的纳粹屠杀罪犯。

当年对纳粹分子的豁免演变成日后一个接一个种族灭绝罪行的执照。豁免犯下群体屠杀罪的纳粹分子与二战后接连不断的反人类罪行有着直接关联。这些罪行发生在卢旺达、柬埔寨、波斯尼亚和苏丹。

如果我们可以做一件事来逆转二十一世纪悲剧的发生,我有如下建议:在纳粹迫害犹太人一开始之际便进行全球化的、强有力的抗议。然而,我们不能逆转历史。但是我们可以从中吸取教训。如果人类可以通过二次大战中取得一个教训的话,那就是:在一个实行镇压的国家里,针对一个处于劣势的少数群体的全民仇恨会带来全球性的破坏。

如果我们对法轮功一无所知,我们最好要去了解它、而且要赶快了解。中国政府对法轮功群体所实行的虐待很可能将会影响到我们所有的人。

虽然中国没有要侵略其他国家以杀害当地的法轮功修炼者,但是,间谍活动、渗透和企图压制已然是常规作业。中国政府在世界范围内以威胁、恐吓、政治欺凌以及金钱利诱等手段来妖魔化、边缘化法轮功。

对人权的压迫是一个正在扩散的且无法洗刷掉的污点。它决不止于今天的受害者。除非有人挺身而出捍卫今日之受害者,否则,明天,受害的就可能是我们。

侵犯人权者往往采取“分而征服”的战略。他们通过分隔受害者与局外人,在那些本可以出手相助的人群中制造冷漠,从而可以对最脆弱者施行攻击。我们必须让局外人意识到:他们和受害者本是一体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打败那份冷漠。

令人遗憾的是,有那样多的侵犯人权的案例需要我们与之抗争。当选择从哪个案例着手时,应该首先解决最恶劣的事件。我们需要帮助那些在本国无法自助的受害者。

如果你是一个在中国为法轮功大声疾呼的人权活动家,你自己也很有可能变成一个人权受害者。高智晟先生的例子就是最好不过的说明。局外人一定要帮助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只有局外人才有安全保障的优势。

在海外对那些残酷政权的人权迫害进行抗争似乎令人绝望。因为那些侵害是如此根深蒂固,看起来根本不会松动。可是,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取消,苏联和东欧共产体制的解体,拉丁美洲国家安全局势的变化,还有不久前埃及和突尼斯暴政被推翻,这些事件都清晰地显示出了相反的结论。

这些政权的僵化也正意味着它们是易碎的。对于其犯下的人权罪行施加压力逐步地撼动了此类政权,直到它们最终破裂(坍塌)。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当我们针对侵犯人权进行抗议时,我们首要的听众应是受害者而非肇事者。我们的抗议行为不一定会打动侵犯人权的人,但肯定能触动受害者。对许多受害者来说,他们困境中最糟的部份是绝望感,那是由于感觉自己不被注意或被人遗弃而产生的。我们要和受害者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我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我们反对。我们的呼声将为受害者提供一剂良方。

人权属于个人而非政府。把人权交由政府打理,那么它必定枯萎。每一个个体必须维护人权以确保这些权利生生不息。

反人类罪是针对我们一切人的。当反人类的罪行发生时,我们都是受害者。当我们自己面临受害之境时,当人类家庭的另一些成员正在饱受凌辱时,我们不应默不作声。

对于那些发生在外国的侵犯人权的罪行发声抗议不仅是关乎他人的体现,也不只是为了阻止事情变得更糟。它是关乎我们自身、关乎现在。

与发生在外国的侵犯人权的罪行进行抗争是人道主义和关爱的表现,而对它装聋作哑则是残酷的、不人道的。我们的所行决定了我们如何为自我定位。如果漠视法轮功学员的困境,我们其实正在侵蚀着自身的人性,把我们变成自私冷漠的人群。

作为非法轮功修炼者,我们起来抗议对法轮功的人权迫害,恰恰因为我们并不修炼法轮功,而不应说:“尽管我们不修炼法轮功”。当我们凭着人道主义精神,跨越地域、精神和文化的隔阂,我们便能够确立自身最基本的整体性,团结一致。人道主义精神,那是我们共有的、属于人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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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一:班坦姆出版社,1976年,纽约,第122页。
注二:参见大卫‧麦塔斯和苏珊‧钱伦道夫合著的《迟来的正义:纳粹战犯在加拿大》,夏默希尔出版社,1987年版。

(本文作者大卫‧麦塔斯是加拿大蒙尼托巴省温尼伯市的一位著名国际人权律师。有8本专著,曾在加拿大最高法院为多宗国际组织的人权案件进行辩护。担任过许多政府职务,获得过众多奖项与荣誉。)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2/7/20/n3639710.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