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关于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 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报告

2008年4月21日初稿–2012年5月29日完成

目录

前言
一、中国军队医院的分类
二、军内对炼法轮功的军人的迫害是军队医院参与“活摘灭绝”的政策基础
三、军队医院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调查证据
1、 解放军三零七医院
2、广东军区总医院
(1).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流花桥医院)
(2).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四、老军医揭密:省级军区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五、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超常,供体来源奇足
1、中央军委直属医院
2、军区总医院
3、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都开展了大量的器官移植
4、武警医院器官移植实施情况
5、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军队序号医院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6、军队医疗机构在不具备移植手术资格时却做了相当数量的移植手术
六、中共军队医院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实现医院设施现代化的战略
1、移植中心是许多军队医院的重点效益科室
2、武警医院是器官供体的主要提供者
3、通过器官移植大赚黑钱使军队医院的装备和规模升级

前言

追查国际的调查资料表明,中共军、警医院涉嫌系统参与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杀法轮功学员的群体灭绝性迫害。中共军队的特殊地位和其自成系统的极权管理,它们的参与使迫害更加残酷和隐秘。此报告揭示了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灭绝政策的真实存在,江利用国家机器(包括军队和武警)全面系统的对法轮功实施了群体灭绝。

一、中国军队医院的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属于党而不属于国家的军队。中共喉舌新华网对中央军委的介绍是,“中央军委即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简称,它是‘中国共产党的最高军事指挥和军事决策机构’,它领导着全国的武装力量”1。 对外则多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名称。中国军队有四总部七大军区。四总部是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装备部;七大军区是沈阳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济南军区、南京军区、广州军区和成都军区。另有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等军兵种和专门对内的武警部队2。各总部、大军区、各军兵种配有相应规模的医院。

中国军队医院可以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中央军委直属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301医院)。1986年后列入全军院校编制序号。2004年全军整编将304、309医院更名为304、309临床部,对外称解放军总医院第一、二附属医院,列入解放军总医院编制序列3

各大军兵种和各大军区总医院:海军总医院、空军总医院、二炮总医院、沈阳军区总医院等。

军医大学附属医院:如第三军医大学(重庆)附属医院有西南医院、新桥医院和大坪医院。

序号医院:所有其他军队医院均以序号排列。如位于上海的第85医院、位于沈阳的属于空军的463医院等。

二、军内对炼法轮功的军人的迫害是军队医院参与“活摘灭绝”的政策基础

在持续12年的针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军队是迫害的重要一环。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出现在中南海国务院信访办公室前,向当局和平请愿。史称4﹒25。当天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张万年接到党魁兼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指示,要求全军特别是北京地区军队和武警部队反对“法轮功”的工作进行紧急动员部署。按照张万年的指示,总参谋部、总政治部立即下发紧急通知,要求全军迅速行动起来,查清军人及其家属子女、离退休老干部参加“法轮功”及其他类似组织的情况,并在全军范围内进行 “无神论”洗脑式宣传。其间,张万年多次给总政治部主任于永波打电话或当面指示,要求有关部门采取坚决果断措施,彻底清除军队内部的“法轮功”4

在1999年7月20日中共公开宣布镇压法轮功的几天后,总政治部即下发文件要求全军和武警部队在反法轮功的斗争中“深入进行马克思主义唯物论和无神论教育”,引导官兵认清“同法轮功的斗争,是捍卫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捍卫共产党的领导”5。国防大学邓小平理论研究中心作为军队系统的理论研究机构,其撰写的反法轮功文章获得中宣部奖6,该文以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7。此外,总政治部还通过编写材料、录制大批音像8,召开各种反法轮功会议9,人人过关等形式进行迫害10。开除法轮功学员军籍或强迫复员转业11;本人及亲属修炼法轮功的不准入伍12、不准读军校。这项规定从2001年正式实施13到2011年还在强调执行14。对坚持信仰的高级军官则由军事法庭判处徒刑15

三、军队医院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部分调查证据

追查国际经调查获得有力的证据证明,中国大陆多个省市包括大部分的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机构涉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以供移植。现举例如下。

1、 解放军第307医院

追查国际调查员以为家人或朋友寻找移植肾供体为由接触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7医院肾源联系人,调查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是真实存在的;上访被抓而未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是这场虐杀的主要对象;被抓捕的法轮功学员被隐去真实姓名,编上代号放入假档案内,作为医院器官移植的供体。这个罪行在2003年前后为高潮,且为半公开化,现已转入秘密操作还在继续进行。2007年7月25日 追查国际对中国大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运作的调查报告中作了详细报告16

以下为追查国际的调查员和解放军307医院肾源中介经纪人(以下称“中介”)的录音。通话时间为2007年7月。

2、广州军区总医院

(1).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又称陆军总医院、流花桥医院)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在1976年以广州流花桥医院注册于世界卫生组织,1987年 始用现名。1998年成立广州军区泌尿外科中心,2005年成立广州军区泌尿外科研究所。尿外科研究所下设器官移植中心。该中心称1981年开展肾移植,总例数已达1000余例,现约150例/年。多位医生到美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访学,多次参加美国泌尿外科年会(AUA)、欧洲泌尿外科年会(EUA)等,并在大会发言或展示研究成果17

追查国际调查员调查广州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主任朱云松的对话录音。
电话:0118613602703460,  011862036222653
通话时间:2006, 4月12日,21:24
录音档案名称:5-GDJQZYY-Zhu

调查录音:

调查员:请问是广州军区总医院朱主任吧?
答:哎,我是
追查:我是304医院的,我有两个亲戚在304医院,肾源上现在不太够,2001,2002,2003年我们是大量做—
答:对,对
调查员:我们发现一个是年轻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法轮功犯人这个的肾源比较好,你们这边怎么样?,这方面法轮功犯人的肾源—
答:我们法轮功很少
调查员:还是有一些这样的?
答:B型不难,你要愿意过来的话,你过来我们可以很快,五月一号之前肯定可以安排
调查员:五一之前有一批吗?
答:好几批
调查员:五一之后还有没有?
答:五一之后可能要到五月二十几号了
调查员:如果你这个期间的话,如果能得到法轮功这样的肾源,你还是跟我再打声招呼,好吧
答:哦,可以,那你过来—

(2).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

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是中南地区的一所大型综合性军队医院,是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武汉临床医学院18。年均肾移植近100台次19

调查录音:

追查国际调查员调查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肾移植科某医生的对话录音。
电话:27-68879049
通话时间:2006,    4月6日, 18:41
录音档案名称:4-GZJQWHZYY

调查员:请问是广州军区武汉总医院肾移植唐主任吗?
答:是
调查员:你们这边有没有可能有几个法轮功这样的犯人的肾源?
答:这个与法轮功没有任何关系,与法轮功有什么关系?管他法不法轮功!
调查员:你们这边没有用吗?
答:法轮功该用就用呗,是不是!

四、老军医揭密:省级军区医院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中国沈阳一名老军医提供中共通过军事手段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强制器官移植的官方流程,暴露省级军区涉嫌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是触目惊心的。本组织对此举报案情,由于中共的封锁等条件的限制,暂时未能一一查证,但从上述调查结果可以间接地得到支持,本组织将进一步调查核实:

“法轮功及其他关押人员在关押期间使用是真实的名称”,“任何被确定将进行器官移植人员,很多将被从监狱、劳教所、看守所、集中营等带离,此时他们将失去名字,只有一个代号,而与此代号相对应的是一个伪造的自愿进行器官移植的自愿者”的假资料,“……也就是一个虚构的人出现,但是这个人的资料是完整的,而且是在器官移植的自愿书上签字的 (当然是代签的) ”。“而该人员将会被告知将进行身体检查,然后是局部麻醉,接下来就是活体移植……”20

五、军队、武警医院的器官移植数量超常,供体来源奇足

200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军队医院普遍开展了超常数量的人体器官移植手术,器官供体来源的获得异常的充足且迅速。由於军队医院自成系统,独立运作,不归卫生部管;武警医院有途径直接接触监狱和犯人;实际的器官移植的数量远大于能确认的来源。

现列举部分医院如下。

1、中央军委直属军队医院

(1)、解放军总医院 (301医院)

解放军总医院泌尿外科称该科承担着党和国家、军队领导人的专科医疗保健重要任务,,拥有86张病床,27名医生;34名护、技人员;拥有移植中心、肾移植血透室,基因分型的 HLA配型室等。近三分之二的泌尿外科医生从事肾移植手术,至2005年已开展异体肾移植2000余例21

(2)、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解放军第309医院)22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23

全军器官移植中心原是解放军第309医院临床部的器官移植中心,2002年4月在泌尿外科基础上组建而成的。中心下设两科一室,即移植外科,泌尿外科和器官移植研究室。2002年中心成立时该医院已经完成肾脏移植1000余例24。中心曾一夜完成了12例肾脏移植手术25,近年来共完成肾脏移植2300余例、肝脏移植370余例26

2002年器官移植中心成立至2006年,共完成肝脏移植110例。2004年5月实施第2例心脏移植。完成肝肾联合移植和胰肾联合移植各2例28。

2、军区总医院

军区总医院、各军兵种总医院等均进行了大量的器官移植。

(1)、北京军区总医院

北京军区总医院肝移植中心于1999年开展临床肝移植。宣称建立了一条快速、通畅的供肝获取渠道。不仅能及时获取北京及周边地区的供肝,而且能及时获取其它省、市的优质供肝27

(2)、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福州总医院肝胆外科成立于2002年,现为南京军区肝胆外科研究所及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是南京军区及全军重点发展研究所28。宣称在中心主任江艺的带领下,从1999年至2008年4月,9年已完成150余例肝移植29。1999年至2012年2月,已完成近400例肝移植,即2008年4月至2012年2月,3年多完成了250例肝移植。并一次24小时同时成功开展5台肝移植31。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前加拿大政府亚太司司长, 前国会议员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在他们的独立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取》30中提到他们遇到一位病人,在中国大陆数月中经过八个肾脏的配对测试,被证明相配时,移植手术得以顺利完成。他的八天康复期是在解放军第85医院度过的。他的外科医生是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肾移植中心)的谭建明医生,此人有时在民用医院穿军装。谭医生携带着几张纸,上面记录有不同组织和血液特征的未来“捐献者”名单,他从中挑选人选。

(3)、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据《人民日报·海外版》消息,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的全军肾脏病研究所内科医生黎磊石从最初的每年肾移植十几例31发展到2004年突破1000例。黎磊石称该研究所肾移植的长期疗效已超过美国32

(4)、沈阳军区总医院(又名沈阳陆军总院)

沈阳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是沈阳军区重点科室和肾移植中心。现有床位36张。近年来,每年肾移植数均超过100例次。曾帮助省内的近20家医院开展了肾移植33。至2005年已完成1500多例肾移植34

(5)、济南军区总医院(济南军区泌尿外科中心)
济南军区总医院泌尿外科2005年被批准为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有床位80张,每年移植数量120例次以上,最多时147例次/年35。截止2009年,肾移植1900余例,另外,亲属活体肾移植已施行400余例36
(6)、其他军区总医院

兰州军区总医院37,成都军区总医院38,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43医院)、兰州军区乌鲁木齐总医院均开展了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39。甚至位于海拔3700米的西藏军区总医院也开展了肾移植和全肝移植移植手术40

同时,海军41、空军42和解放军第二炮兵总医院42等各大军兵种总医院也无一例外的积极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3、军医大学的附属医院

(1)、第一军医大学

1). 南方医院

南方医院是第一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从1978年完成了首例人体肾移植到2003年8月, 进行的肾移植达3000多例,每年的肾移植手术在250例左右。43

2).珠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原第一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44

器官移植中心开展了肾移植、肝移植、胰肾联合移植、肝肾联合移植、肝胰肾联合移植。自1990年6月以来截止2006年4月完成肾移植2100多例,45。至2011年2月完成肾移植3100多例,年均肾移植150~200例次46

(2)、第二军医大学

1). 附属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2004年5月16日,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组建的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正式挂牌成立。目前共有肾移植、肝移植两个病区,研究所下设器官保存实验室、组织配型室等6个实验室47。已完成肾移植3000例次,每年完成200例次以上48。肝移植部为全国十大肝移植中心,每年完成130余例肝移植手术,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肝肾联合移植3例,胰肾联合移植2例,心脏移植1例。移植总例次居全国前列49

网络截图1: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网络截图2. 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例数图50

台湾一位张先生2005年赴大陆做肝移植死亡。据其遗孀讲由在上海的台商公司工作的同学介绍,原本至上海复旦医院换肝,因没有办法拿到肝,后转至上海长征 医院。长征医院要供体随时都有,整层9楼都是在等待换肝,她才相信医师今年做160多个(肝移植手术)。在与其他家属聊时才发现一个问题,(长征医院)只要发现肝有问题就整个换掉,肝肿大,就换肝,他们换的就是全肝。长征要30万保证金,院方一直到看到钱缴清以后,所有的医疗才开始。33 (译自:BLOODY HARVEST  http://organharvestinvestigation.net/、 )

2). 位于上海的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第三附属医院东方肝胆外科医院 (简称: 上海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均施行肾脏、肝脏移植手术42。

(3)、第三军医大学

1).西南肝胆外科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2000年5月,以原肝胆外科中心为基础成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肝胆外科医院,2000年9月,被总后勤部批准为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51。1999年至2004年5年间,已实施260余例肝移植。并创纪录地在一天内同时开展了5例肝移植。西南医院全军肝胆外科研究所所长董家鸿称,这些成绩还远未达到他们这个移植团队的能力极限——研究所现有的实力足可以保证每年完成200例、1天内同时进行6例肝移植”52。至2009年已完成肝移植900余例53。即在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先生和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先生的独立调查报告《血淋淋的器官摘取》发表之后,全世界关注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时,西南肝胆外科医院在2004年至2009年5年间完成肝移植640余例,比前5年增长了2.4倍。
2).新桥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二附属医院)

新桥医院肾移植科迄今已进行2100余例手术,成为国内第三个突破2000例手术的单位,是西南地区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在组织配型、免疫检测以及新药开发方面进行了大量研究54

3). 重庆市大坪医院(第三军医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开展了心、肝、肺肾等大器官移植,小儿心脏移植。55

(4)、第四军医大学

西京医院 (第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的西京医院隶属于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称,2000年1月 ,在西北首先开展心脏移植,还开创了一天同时完成3例心脏移植手术的先例。2005年1月,完成世界第6例肝、 胰、肾联合移植56。2000年1月至2006年4月共开展33例原位心脏移植术,男性29例,女性4例57。据西安晚报报道,2008年2月3日,西京医院国内首例心肾肝同时移植手术获成功。院长郭明华介绍,在准备进行心肾肝同时移植手术时,院方在一个星期内就找到了合适的供体58

4、武警医院

2000年以后武警医院器官移植的开展特别普遍,相当数量的。

(1)、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前身为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

位于北京市的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成立于2003年5月59,由武警总医院和天津第一中心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共同组建,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主任沈中阳傔任武警总医院肝移植研究所所长60,肝脏移植手术由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移植小组来进行61。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借助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一流设备和技术优势在两年多时间内完成异体原位肝移植手术506例,创造了年度手术总例数全军和全国之最62。而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由此获得充足的肝源,使其肝脏移植年平均数量在短短的几年内跃居世界第一位63

表3.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截止2004年肝移植病例统计表 64

在该统计中显示,天津第一中心医院肝移植数2002年后大幅度增长,还特别注明2003年不包括武警总医院,可见在器官供体与技术上武警总医院与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存在着互利合作关系。

(2)、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原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2011年9月更名65)

武警医学院附属医院肾脏病科是一个集肾移植、泌尿外科、肾内科、血液净化中心、组织配型实验室为一体的科室66。2001年4月该院升格为正师级,是天津地区唯一一所正师级部队医院67。现任武警后勤学院附属医院肾脏病科主任李辉68,几年来所领导科室完成肾移植病例每年均在200例以上69

(3)、武警安徽总队医院

位于安徽合肥,医院前身为解放军696野战医院。“武警部队肾病医学专科中心”开展同种异体肾移植术和亲属供肾活体肾移植术及胰肾联合移植术600多例70

(4)、武警陕西总队医院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心脏中心成立于2003年3月,是中国武装警察部队心脏病诊疗中心、美国华盛顿心脏病医院合作单位71。2004年12月15日,该院实施首例心脏移植术72
截止2006年6月,该院心脏中心外科主任张卫达已开展心脏移植28例,称居全军第一,西北地区第一73

(5)、边防总队医院

广东公安边防总队医院又名深圳武警边防医院74,是深圳市610洗脑基地的定点医疗机构。一年多来,有数十名法轮功学员为抗议迫害而进行绝食,都被送到深圳市武警医院强制打针、灌食75

2004年8月2日下午3时到8月3日凌晨2时左右,广东边防总队深圳医院肾病中心在11小时内成功完成了6例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6名患者分别来自广东、湖南等地76

5、在丰厚利润的刺激下,军队序号医院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

(1)中国人民解放军205医院

2006年5月23日,《辽西商报》报道,锦州市解放军205医院泌尿科主任医师陈荣山近年来共完成肾移植手术高达568例77

(2)解放军第302医院

解放军第302医院是全军传染病肝病保健专科医院78。从2005年4月29日,302医院肝移植研究中心实施第一例肝移植手术至今,已完成400多例手术。该中心主任刘振文在2005年调任到解放军第302医院前,已独立完成800多例肝移植手术。79

(3)中国军队华中肾移植协作中心(前解放军第460医院泌尿外科)

在“中华医疗网”上做广告:“中国军队华中肾移植协作网首页请你观看肾移植视频治疗。为了方便港、澳、台同胞来我中心就诊我中心特设—台湾联络中心 …我中心连续三年肾移植手术超过100例! 我院近期将开展肝肾联合移植术、 肝肾联合移植… 详细信息请访问:http://www.china-kidney.com/80”这是解放军460医院泌尿外科的网站,后更名为华中肾移植协作中心网81

2000年9月26 日《人民日报》第十二版港澳台侨专栏报道,今年53岁的芦芳是台北市私立复兴中学的一名教师,她的亲戚从有关新闻媒体上了解到解放军第460医院已成功地做了近800例肾移植手术。芦女士便在丈夫文先生的陪同下,于9月3日来到郑州,八天后(9月11日) ,第460医院泌尿外科的专家花3个多小时为芦芳女士进行了肾移植手术。 由于病情复杂,医院专门准备了两个肾移植供体82

6、军队医疗机构在不具备移植手术资格时却做了相当数量的移植手术

根据中国卫生部在2006年3月27日公布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管理暂行规定》中第八条,申请办理器官移植相应专业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原则上为三级甲等医院,并必须具备(1)有具备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能力的本院在职执业医师和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相适应的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2)有与开展的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相适应的设备、设施; (3)有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与伦理委员会; (4)有完善的技术规范和管理制度。83

然而,军队医疗机构(包括武警部队)有相当数量的医院在未获得资格开展器官移植手术时已开展了器官移植手术。例如:

(1)、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

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肾脏科主管护师护士长董力在1995年发表的“肾移植术后利尿期的护理”文中提到,  “1986年至1994年对35例肾移植患者的利尿期护理,有5例为超级排异”84。在1996年,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才被上级授与三级甲等医院85。显然,该医院在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资格之前已开始了人体器官移植

(2)、解放军第476医院(原空军福州医院)

位于福州市的解放军第476医院在2010年10月17日升为三级甲等医院86。然而,在升为三级甲等医院前, 该医院泌尿外科在主任医师林荣禧教授的带领下,已开展肾移植十余年87

(3)、武警江西省总队医院

位于南昌市的武警江西省总队医院是一家 “三级乙等”综合性医院,2002年2月,在未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资格之时,建立泌尿外科器官移植中心88。该中心成立两年来为军内外患者进行了260次肾移植手术,其间曾在8小时内连续为4名肾病患者实施肾移植手术89

(4)、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位于太原市,2007年,从“三级乙等”医院升级为“三级甲等”医院90
该医院在未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资格之时,从 1999年 9月至2003年 9月止已先后完成 15例活体肾移植91;截止2004年10月,武警山西总队医院与武警总医院合作共同完成肝移植手术12例92

六、中共军队医院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实现医院设施现代化的战略

1、移植中心是许多军队医院的重点效益科室

解放军第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简介中说,“器官移植中心作为医院的重点效益科室医疗毛收入由2006年0.3亿元增涨至2010年2.3亿元,5年增长近8倍。器官移植中心拥有独立的病房大楼、研究室,使用面积达到千余平方米,拥有各种大型医疗、科研仪器设备140余台件,总价值2696万元,展开床位316张,现有工作人员231人”93

在1998年上任的沈阳军区解放军463医院院长孟威宏说“大力发展器官移植,比如肝移植,肾移植,集中财力人力投放到这些领域。”七年间,器官移植、细胞治疗和微创介入治疗成为医院新的三大支柱。开展的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量位居辽沈地区前列94

1991年世界卫生组织通过的人体器官移植指导性原则(guiding principles on human organ transplantation),采纳了伦理论的观点,规定人体及其各个部分均不应成为商业交易的对象95。中共政权的军队医院对此原则却置若罔闻,在网站上对非法摘取的肝、肾器官及移植手术费明码标价, 向海内、外的患者兜售。如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在1976年以广州流花桥医院注册于世界卫生组织,1987年始用现名)19,在其网站上用问答式标明“肾移植的费用,包括术前配型、手术费用、围术期免疫抑制药物等,请准备8-15万元”96。如下图:

网络截图:

更多的如下表所示:部分军队医院肝、肾移植收费情况

医院的分类 医院名称 医院别名 费用
中央军委直属 各大军区和各大军兵种总医院 军医大学附属医院 序号医院
X 解放军总医院 解放军第301医院 截止2005年1月费用,肾移植:押金5万;肝移植:15—20万元左右。97截止2012年4月,肝移植费用接近40万元98 。
解放军总参谋部总医院 解放军第309医院 肾源大约十万,如果包括手术费、药费、肾源费用总共则需要二十万左右。99
X 海军总医院 肝移植18万元左右;肾移植5万元左右。十万左右。94
X 武警总医院 肝移植:25万元左右 肾移植:5万元左右。94
X 解放军455医院、 南京军区肾脏专科中心 肾移植第1个月内包括材料费、手术费、特别护理费、住院费、化验检 查费、药品费等约6万人民币。需要特殊诱导免疫的病人,另需2万左右人民币。术后随访、 服药等费用约3000~6000元/月。100 

注:* 2003年不包括武警总医院,上述为手术例次。

2、武警医院是器官供体的主要提供者

中共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实施细则中规定,军队的医疗机构是指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部队编制的武装警察,简称武警)编制内的医疗机构101

武警医院供体来源充足,下面是在北京市的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的广告证实了这一点。102

网络截图: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称“供体来源充足”

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中心在其“肝移植医师”栏目中介绍,多名年轻医生供肝切取经验丰富103,能独立完成供肝的切取与修剪、病肝切除104。2005年4月6日,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在同一天时间内完成4-5台肝移植手术。105

网络截图:武警总医院肝移植中心在同一天时间内完成4-5台肝移植手术

另一例是武警广东总队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广告:“移植中心自一九八九年成立以来,已为国内外数百位患者行肾移植术。可独立完成从取肾、修肾及移植性血管吻合等手术,肾移植为科室主要特色。我们的优势为:充足的肾源及优质的供肾;满意的HLA配型;成功的外科手术;”106

网络截图: 武警广东总队医院称–“我们的优势为:充足的肾源及优质的供肾”

(注:由于近年来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此类广告多已被删除。)

评注:按常理,供体来源是否充足和供体的质量是不可预知的,但以上两所武警总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却“供体来源充足”,及“优质的供肾”。资料显示,自1999年7月以来,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曾经和正在关押着数十万的法轮功学员,他们身体健康,已有法轮功学员作证在关押期间,许多法轮功学员在验收关押时即被强行抽血化验,这些程序被视为极其可疑为器官移植活供体的组织配型建立数据库。

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的独立调查发现: 为保护他们的家人并避免其街坊邻居的敌意,许多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都拒绝表明身份。那些拒绝自报身份的法轮功学员的数量巨大,受到的待遇尤其恶劣。同时,他们在不被告知原因的情况下辗转在中国的监狱系统。认为这批人更有可能成为器官移植的器官来源?(《血淋淋的器官摘取》)

在中国大陆,公、检、法、司同属政法委操控107,武警是专门负责监狱看押任务的。监狱执法与公、检、法、武警都有直接的联系。鉴于武警及其医院的特殊身份,这意味着武警医院与一个巨大的不为外界所知的“活体器官库”有着不寻常的关系。

3、通过器官移植大赚黑钱使军队医院的装备和规模升级

相当数量的军队医院在开展器官移植后升级,例如:

(1)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

《中国医师杂志》1082003年7期的“肾移植术后肝功能损害的诊治”文章中提到,位于桂林市中心的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肾脏科1986年4月至2001年1月间共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334例,其中82例出现肝功能损害, 其中男性54例,女性28例,年龄最大65岁,最小9岁109。 在1996年解放军第181中心医院被上级授于三级甲等医院110,在2006年,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批准该医院肾脏科组建成立“全军肾移植与透析治疗中心”111 ,同时系广州军区肾脏疾病研究所和广州军区器官移植中心112

(2) 解放军第460医院

2000年9月前,解放军第460医院已做了近800例肾移植手术86。2004年解放军第460医院合并入解放军第153医院113

(3)第二军医大上海长征医院器官移植中心

1978年6月开始由泌尿外科开展肾移植和血液透析。1988年8月12日,院党委决定成立肾移植与血液净化中心,下设肾移植和肾透析两个专业,1989年3月21日正式挂牌成立。1996年5月起普外科开展肝移植术并迅速发展。2003年初院党委决定,由泌尿 外科肾移植组与普通外科肝移植组合并成立器官移植中心,列编器官移植科。同年12月17日解放军总后勤部批准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器官移植研究所。至 2005年底,完成肾移植手术3081例,肝移植手术460余例。开设床位67张,有各类人员52名,其中高级职务6名。研究所设6个实验室。114

2007年8月24日,卫生部公布全国首批审核获准开展器官移植项目的89所医院中,有27所是军队医院(占30%);指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的95所医院中,包括23所军队医院39。它们包括:

首批审核获准开展器官移植项目的军队医院39

沈阳军区总医院   肾移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   肝/肾移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   肝移植
南京军区南京总医院   肾移植
杭州解放军第一一七医院   肾移植
南京军区福州总医院   肝/肾移植
解放军180医院   肝移植
济南军区总医院   肾移植
济南军区第153医院   肾移植
武汉总医院   肾移植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肾移植
解放军第一八一医院   肾移植
解放军第303医院   肾移植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肝/肾移植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新桥医院   肾移植
重庆第三军医大学附属大坪医院   肾移植
成都军区总医院   肾移植
解放军第452医院   肾移植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肝/心移植
武警陕西省总队医院   肾移植

指定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院名单39

解放军总医院(含临床部)   心/肺移植
北京军区总医院   肝/肾移植
海军总医院   肝移植
302医院   肝移植
第二炮兵总医院   肝移植
307医院   肾移植
武警天津医学院附属医院   肾移植
281医院 (河北)  肾移植
沈阳军区总医院   心/肺移植
463医院   肝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   肾/心移植
81医院   肝移植
济南军区总医院   肝移植
401医院   肝/肾移植
161医院   肾移植
广州军区广州总医院   肝/心移植
四五八医院   肝/肾移植
解放军第303医院   肝移植
第三军医大学附属西南医院   心移植
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   肝移植
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   肺/肾移植
兰州军区兰州总医院
474医院   肾移植

上海上海首批11家医院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名单)中的三家115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征医院,肝脏、肾脏移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东方肝胆医院,肝脏移植;
第二军医大学附属长海医院,肾脏移植。

北京上海首批获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医院名单中的军队医院116

解放军总医院(含临床部)  肝、肾移植
武警总医院       肝、肾移植
空军总医院        肾移植
武警山西总队医院   肾移植

结束语

中共军、警医院系统涉嫌参与活摘法轮功器官的报告揭示,时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对法轮功实行“肉体上消灭”的政策的存在事实和部分巨大规模。

中共军队系统医院开展了超常量的器官移植(很多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短短几年即可达数千例),中央军委直属部队医院、七大军区总医院和所有的军医大学附属医院无一例外的参与了器官移植。许多不符合移植手术条件的军队序号医院和武警医院都大力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器官移植的数量巨大。异常短暂的等候时间(第二军医大学附属上海长征医院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一周) 意味着军队医院系统随时有大批的潜在供体。而多所武警医院供体来源充足, 其本系统负责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看守所、劳教所和监狱的武警及其医院涉嫌用法轮功学员作活体器官供体库,为军队医院的器官移植提供“来源充足”的供体。鉴于军队系统自成系统的特殊性,一条龙的黑箱操作掩盖着军队医院系统全面参与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的黑幕,本报告涉及的仅仅是冰山的一角。

中共军队医院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带动多学科发展的战略,通过器官移植赚取巨额资金,为军队预算增加了经费,使军队医院的医疗设备和规模升级117。 同时,也使参与的个人获利甚丰。这些极大的刺激中共军队、武警医院系统参与活摘器官进行移植的犯罪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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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军队序号医院”换成“军队医疗机构”就能包含解放军部队和武警部队编制内的医疗机构。方便补充合适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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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院实施以“器官移植为龙头、带动多学科发展”的技术发展战略…

http://zhuichaguoji.org/print/21820

“器官活摘”首现美国政府报告


《活摘器官的罪恶》,董锡强,油画,54×54英吋,2007年。(大纪元资料库)

【大纪元2012年05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秦雨霏综合报导)5月24日,美国国务院公布了2011年年度人权状况年度报告。在中国章节部份,首次提到了中国器官移植以及海外和国内媒体及人权团体持续不断报告有关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的案例。这是美国首次在正式政府报告中提出这个问题。

时事评论员龚平表示,政府报告中这样的措辞其实可以解读为美国政府认同媒体的说法。

在此前,美国政府还有一个引外界关注的“悄然”举动。在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表DS-160中,要求申请人回答“是否参与过强制移植人体器官”,如果回答“是”通常被拒签。而国际知名专家更是指出:中国器官移植市场存在根据需求来杀人。

近期,中共高层掀起政治风暴,周永康政法委系统涉及的“反人类”暴行正在一幕幕揭开,“活摘器官”是最惨烈的一幕,一直被掩盖的“这个星球从未发生的邪恶”群体谋杀事件也开始更多为世人知道。据悉,1999年后江泽民集团开始迫害法轮功,除实行肉体上消灭、经济上搞跨、名誉上搞臭的“三光”政策,更是大面积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牟取暴利。

美国政府系列动作引关注

5月24日发布的美国国务院 “2011年各国人权报告”中提到:“对于摘取死刑犯器官作为移植使用的指控,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2009年表示,囚犯不是人类器官的合适来源,如果要摘取他们的器官,必须获得囚犯的书面同意。海外和国内媒体和倡导组织不断报告器官摘取的案例,特别是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

美国政府最近另一个举动也显示其对中共活摘器官的反人类罪行的应对。 从去年6月开始,美国非移民签证申请表DS-160新增一项提问,要求申请人回答“是否参与过强制移植人体器官”。经大纪元记者向国务院查核,其发言人告知:这一攸关国家安全的问答源自2002年9月30日由美国国会通过、布什总统签署的“对外关系授权法案”第232条规定:中国和其他国籍国民曾涉及强制性器官或身体组织移植者将被拒入境美国。这条规定也被列入美国法典8 USC1182f。

美国2002年的“对外关系授权法案”中,特别提及“中国籍人士”。当记者采访位于纽约移民律师高光俊律师时,他直接指出,这完全是针对中国来的,“现在全世界只有中国会这么做。”

移民官透露器官黑幕机密文件

出生台湾的杨女士移民美国已有30多年。在听说美国的非移民申请表中有有关活摘器官的提问后,她说,这个事情美国政府早就知道了。她说这是一位美国移民官透露给她的。那是在2002年,她陪父母办绿卡时碰到这位移民官的。

她回忆说,当时,当移民官得知她修炼法轮功后,马上接口说:“哦。我知道法轮功(用的不是法轮大法)。”移民官接着说:“我看到一份秘密政府档案,中国(中共政府)在干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她随后简单的谈到了器官买卖,还说道欧洲是一个最大市场,美国也是一个最大的市场之一。

时事评论员章天亮表示:“我注意到,在美国政府的人权报告中,首次提到法轮功修炼者多年来一直指控的‘活体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一事。因为这是反人类罪行,各国都有普遍司法管辖权,我希望美国政府能够介入对相关指控的调查,并把调查结果公之于众。对于公众、各国政府、情报机关和海内外媒体,我强力推荐《死刑犯撑不起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一文 http://pkg2.minghui.org/mh/center/organ/death-roll-organs.html ,也希望一切正义团体能注意到文中的数据和分析,并帮助法轮功学员结束已经长达十二年多的迫害和反人类罪行。”

中国器官移植市场上的蘑菇云

2010年3月《南方周末》记者在《器官捐献迷宫》采访中山医院副院长何晓顺时得悉,“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全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

这个时间曲线的背后蕴藏玄机。据《新纪元周刊》168期封面故事《揭开活摘器官黑幕》一文论证,自从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以后,到北京上访而被逮捕后失踪的法轮功学员,2000年是高峰期,当时有上百万法轮功学员到北京上访,其中很多再也没有回来;有的被遣送回当地关押在各地劳教所后,在劳教所突然死亡或失踪。

大陆《三联生活周刊》登载的《器官移植立法之难》一文中曾经暗示了大陆器官的来源非常诡秘,一般国际社会是从医院的卫生系统得来,而“中国98%器官移植源控制在非卫生部系统”,言外之意,是在司法和军事系统。

中共间接承认活摘器官

两会期间,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又再称,死囚器官是中国器官移植的主要来源。他也同时承认中国没有器官捐献系统。而在之前中共官方多次正式在新闻发布会上否定中共器官移植依靠死囚器官。中国官方最近发布统计数据,说他们在过去十年做了两万多起肝移植。

美国宾夕法利亚大学生物伦理学中心主任卡普兰惊讶的说,这等于是间接承认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存在。

这位被誉为科技界前十大影响力的国际知名专家认为,过去十年,赴中国“器官移植旅游”盛行一时。要在游客停留的三周内,完成肝移植手术,通过血液和组织配型,寻找一个合适的器官供体。就是说在游客离开之前,要把器官准备好。

如果你只是干等有人在监狱里死去,你不可能在三周内就等到一个肝,而且这个肝还要配得上你的血型和体质。你只能去找到合适的供体,然后在器官移植游客还在时把他们杀掉。这就是根据需求来杀人。

他说:“很容易就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如果他们用囚徒的器官,他们需要相对健康、相对年轻的人。不需要多大的想 像力,就可以断定,那其中有一些法轮功学员,是为了要那些人的器官才把他们杀害的,这是非常合乎逻辑的推断,你不能用老年人做器官供体,你也不能用有病 的,而法轮功学员相对更年轻,也更健康,因为他们有更健康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一定会用法轮功学员的器官的。”

中国死囚犯中相当数量是替身

近年来媒体多次报导,中国看守所很多被中共处死的死囚犯不是真正死囚犯本人而是替身,目前被处死囚犯中有相当数量的替身。这种情况在中国各省市看守所尤其是在北方的城市中是半公开秘密。中国各省市黑道和白道的人大多都知道此事。

一位曾被中国看守所关押过的知情者透露,在中国花大概10万到30万元人民币就可收买警察,找其他犯人替死。他说,那些替死的人大多是从社会上抓来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民工,其中相当部份是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

他说,打死法轮功学员上头不追究,致使很多罪恶从中产生,现在中国各看守所、劳教所中最容易被当作替死者就是法轮功学员。

“追查国际”发表调查报告确认“沈阳存在庞大活人器官库”,并公布了几个大陆移植医生的原始电话录音。这些医院公开承认他们移植用的器官来自于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这其中包括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上海中山医院、河南郑州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湖北省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等。

国际独立调查团被中共拒绝入境

2006年5月8日,加拿大前国会议员、助理国务卿大卫•乔高与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应“赴中国调查真相委员会”之托成立独立调查团,调查“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

6月2日,两位调查员向中共大使馆递交信函,询问如何可以进入中国,在不受中共政府的监视的条件下进行真正有实质意义的独立调查。6月23日,中共驻加拿大大使馆拒绝了大卫•乔高和大卫•麦塔斯的签证请求。

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惨剧发生在被政法委系统管理下的中国各大省市劳教所。在过去十年里,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疯狂增长,国际社会上要找到一个合适的肝脏、肾脏需要数年的等待,而中国却常常只需要几周的时间。而中国器官移植数量突增时间与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被抓捕、关押、失踪时间相吻合。

2009 年11月加拿大Seraphim Editions出版社发行了新书《血腥的器官摘取》。作者是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及前加拿大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该书公布了作者几年来调查收集到的大量详实的关于法轮功学员在中国被活体摘取器官的证据。最后得出结论,这项指控是真实的。这是“这个星球上从未发生过的邪恶”。

他们表示,经过调查,我们还是收集了数量惊人的承认证词。“我们的结论是,大规模强行掠夺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已经发生,而且现在仍然在继续。我们断定,自1999年以来,中国政府及其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机构,尤其是医院,还有拘留所和‘人民法院’,已处死了大量法轮功良心犯,但具体数目不详。他们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都被强行摘取并高价出售,有时出售给外国人,这些外国人在自己本国往往要长期等待有人自愿捐献此类器官。”

(责任编辑:孙芸)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2/5/26/n3597773.htm

美国最新人权报告 中共活摘器官赫然在列

在美国国务院5月24日公布的2011年全球人权报告中,明确提到了大陆存在摘取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器官的事实。海外学者和民主人士从多个角度论证,政法委杀人害命、摘取器官牟利的事情肯定存在。

报告严厉批评了中国人权继续恶化,还特别指出中国存在从法轮功学员和维吾尔人身上摘取器官这样严重迫害人权的事情。

专栏作家、时事评论员史达认为,美国这次公开在政府报告中提到活摘器官一事,说明他们掌握了确凿的证据。(录音)美国讲这个其实原因是,他可能从王立军得到了很多的正式的消息,他所以敢去做这个事情。我们从人权报告看得到,美国这次的对中国人权的评估他有很大的依据,同时他真的想在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事情上他发表一个立场。

旅欧民主人士陈忠和从另外的角度分析说:(录音)美国实际上很早都知道,因为美国的情报是相当厉害的。现在这个事情已经浮出水面,所以这个事情美国必须站稳立场,对这个事情进行反对。这个事情是肯定存在的: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活摘维吾尔人的器官,活摘死刑犯的器官,这都是事实。这是肯定的,为什么呢?我说一句话就可以证明:如果你共产党没有做这件事情,你就敢叫国际社会的人来进行调查!你如果不让别人来调查,你就肯定做了这个事情!

据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和加拿大前亚洲司司长大卫·乔高的独立调查,在中共前党魁江泽民发动镇压法轮功之后,大陆有至少4万个来历不明的器官移植。他们通过调查、取证和论证最终确认,中共政法委、武警和军队医院联手,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获得利益。

面对摘取器官在国际上越传越广,史达认为中共当局必须做出决断。(录音)中共有两个选择,第一个就是顺着现在对薄熙来、王立军跟周永康他们内部的判决,清算活摘器官那部份的人,这样的话可以撇清一定的关系。那么这样子他们也不敢预测中共政权的走向,就是说人民对中共政权认同程度;如果他们不这样子做,他们想背活摘器官的黑锅的话,那么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因为他们也就是变成活摘器官的同谋。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唐音采访报道。

http://soundofhope.org/programs/162/218040-1.asp

美国政府公布2011年人权报告

2012-05-24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公布了向美国国会提交的《2011年度人权国别报告》。在报告涉及到的全球199个国家中,人权记录近年一向不佳的中国不仅也在其中,而且在主要的人权问题上情况处于恶化的状态。

在为2011年人权报告发布而举行的记者会上,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表示,在二十一世纪,人权已经不仅仅只是个涉及公民和政治自由的问题,人权的根本是让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有机会行使他的天赋人权。希拉里希望有关国家领导人通过这份报告看到自己国家在人权问题上的不足,并着力改善:

“我们知道,我们必须站出来明确无误地说出那些被压制而无法表达人们的心声。这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这是我们笃信的中心。美国每一届政府都会持续为被压制的人呐喊,因为人权是美国外交和国家利益的核心。”

希拉里还说,美国政府的全球国别人权报告已经连续发布近40年。2011年的报告认为,中国是一个共产党占统治地位的专制独裁国家,中国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信仰自由等人权方面的状况都在恶化。与希拉里国务卿一起举行记者会负责民主,人权及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波斯纳表示,中国继续面对一系列人权问题的挑战。

针对有记者问近日才抵达美国的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一事,波斯纳表示:

“首先我们密切关注陈光诚家人的近况,密切关注代表陈光诚侄子的律师以及其他相关人员的近况。我们已经并且还会继续在公开或者私下场合向中方表达我们的关切,我们也继续于陈光诚保持联系,听听他的意见。中国许多人权问题我们都在关注。”

波斯纳说美国不仅关注高智晟律师和刘晓波被关押的问题,而且也关注西藏,新疆和劳工等中国人民自己也十分关切的人权等问题。国务卿希拉里在记者会上简短的讲话中虽然没有提到中国,但警告世界上还有许多政府侵犯人权:

“在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政府继续压制他们自己人们的追求,有些地方如叙利亚,政府不仅剥夺自己人民的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而且还危及自己人民的生命。”

就在美国发表《2011年度人权国别报告》的同一天,国际特赦组织星期四也发表了最新全球人权报告。该组织亚洲项目副主任贝凯玲针对中国人权问题对外表示,2011年是中国人权黑暗年。与之相比,由于中东、北非、缅甸以及世界上其它地方所发生的民主和人权事件,美国国务卿称2011年是变化巨大的一年,这巨大的变化表现在中国则是人权状况的恶化。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闻剑的采访报道。
http://www.rfa.org/mandarin/yataibaodao/cyl-05242012161344.html

医院院长泄活摘玄机 警察曝“肚子都空了”

【大纪元2012年05月25日讯】(大纪元记者高紫檀综合报导)过去十多年,中国大陆的器官移植得到蓬勃发展,高效得不可思议的移植手术屡见报端,有医生一年完成二百四十六例肝移植,也有病人四十八小时内两次换肾。一些国际机构在惊叹中国大陆是一个器官移植“奇迹地”的同时,也在质疑这些移植器官的来源,最近一些证据再度表明,中国大陆用于移植的器官来源指向活摘人体。

中山一院副院长感慨每年捐赠器官只有一百多例

2012年5月16日,大陆媒体报导了深圳打工妈妈母亲节当天为出车祸身亡的儿子田干捐赠器官一事,中山一院副院长何晓顺在接受采访时感慨,中国一年只有100多例捐赠器官。

而据“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会”主任委员陈实介绍,截至2005年底,中国已累计开展器官移植手术八万五千多例,其中肾移植七万四千多例,肝移植逾万例,心脏移植四千多例。“特别是2002年以来,中国移植业迅速发展,每年开展的器官移植手术超过一万例,2005年达到了创记录的一万两千多例。”

一边是捐赠器官案例奇少,一边是移植手术超多,不禁让人对人体器官的来源感到疑惑。

报料称看守所判死缓年轻人被摘除全部内脏器官

大陆一位匿名人士最近向大纪元报料称,他认识的一个朋友曾经因为经济诈骗被关到中国大陆某看守所中,在那里他的朋友遇到了让他震惊的事情。

“他所在的号里关押着一个因抢劫一审被判死缓的年轻人,觉得判得重正在上诉,几天后,蹊跷的事情发生了:警察通知接见,他高兴的出门,但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发现不对劲儿,两个武警一左一右架着他走的。”

两天后,我朋友的关系警官告诉我朋友,那个年轻人被摘取了全身器官,说“肚子都空了”,我的朋友被震惊了,他说怪不得前段时间所有一审被判无期以上的都进行体检,原来是为这个用的。最奇怪的是,这个年轻人没有人命案,上诉在没有新的犯罪事实的情况下不得加刑,最多维持原判,但他却被加刑而判了死刑。

这位匿名人士推断:“惟一的解释是那个年轻人因身体合格而被中国大陆的公检法司医集体谋杀了,器官被出售谋取暴利。”

人权律师出书释疑中国人体移植器官来源

中共当局在2005年承认,1949年建政后一直在使用被处决死刑犯的器官,但2006年加拿大人权律师麦塔斯和前国会议员、人权活动家乔高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显示,死刑犯根本撑不起大陆器官移植市场。以2006年为例,当年被处决的死刑犯为8,000人,但接受器官移植人数却有至少1万2千人,中间至少有4,000人的缺口。

麦塔斯认为至少4万失踪的法轮功学员与器官移植有关联。

追查国际公布中共活摘证据

2009年12月12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这位警察作证说,2002年4月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他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将一名30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地摘取了她的器官,将她活活害死。

2012年4月底,“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针对中共中央政法委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器官的罪恶进行了特别调查。调查员分别以各种身份对正在出访英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的秘书、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中共中央政法委职员、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等人,进行了特别调查取证。

这些录音揭示,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群体灭绝性的犯罪是在中央政法委的现任书记周永康和前任书记罗干的操控下进行的。中央政法委处级以上的官员多知情,李长春也涉嫌参与其中。

联络本文作者请发邮件到:gaozhitan@gmail.com

(责任编辑:姜斌)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2/5/25/n3596992.htm

章天亮:江泽民自述镇压法轮功的原因

4.25事件已经被很多人所熟知。1999年4月25日,上万名法轮功学员在中南海附近的国家信访局请愿,要求释放无辜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合法出版法轮功的书籍并请当局不要干扰法轮功的正常炼功活动。外界普遍认为,这次集体上访激怒了中共,并导致了其后至今长达十年的镇压。这种看法并不准确。这次行动只激怒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江泽民。

多年以来,法轮功学员们一直把江泽民作为镇压元凶。国际社会或民间也可通过江泽民在1999年奥克兰亚太经合会上亲自向各国元首散发诋毁法轮功的小册子,或江泽民对法国《费加罗报》记者说法轮功是“X教”,或江泽民在接受CBS华莱士访问时诬蔑法轮功创始人等行为中推测出江泽民是镇压的主谋。但是许多人大概都觉得:最开始只有江一个人要执意镇压有些不可思议。

2006年大陆出版了《江泽民文选》,第二卷收录了江在1999年4月25日当晚所写的《一个新的信号》。在收入“文选”时,特意在文后加了一行说明——“这是江泽民同志写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

在镇压初期,许多人反复询问法轮功学员被镇压的原因是什么。法轮功学员通常的回答是“因为炼法轮功的人太多了”。中共则拿编造的“700例生病不吃药” (后来改为1400例)等来作为藉口。如果仔细读一下江泽民给政治局的这封信,我们就会知道法轮功学员的回答直指要害,而中共则在撒谎。

江泽民在信中说:“对这种已形成为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份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却迟迟没有引起我们的警觉。我为此深感内疚。”

在这里,江泽民谈了三层意思,第一、他认为法轮功是“全国性组织”;第二、是法轮功遍及社会各个领域和群体;第三、中共却迟迟没有警觉。

江泽民的逻辑是:法轮功是一个什么样的团体并不重要,做了什么也并不重要。只要是“全国性组织”,涉及的人数众多,中共就应该“警觉”,就应该镇压。

有人说法轮功如果不去中南海,就不会有这场镇压。我们很容易就举出一个反例:“中功”当时号称三千万信徒,他们并没有去中南海,也没有去任何地方请愿和抗议,中共在镇压法轮功的时候,就把中功一起镇压了。其它如地下天主教会,基督教家庭教会和其它气功团体等都在中共镇压之列。可见,中共镇压你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已形成为全国性组织,涉及相当多党员、干部、知识份子、军人和工人、农民的社会群体”。

“人多”为什么就该镇压?这对许多人来说仍然是个无法理解的问题。江泽民在信中也给出了答案——“(法轮功)究竟同海外、同西方有无联系,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这是一个新的信号,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敏感期已经来临,必须尽快采取得力措施,严防类似事件的发生。”

1999年6月4日是镇压天安门学生运动十周年,该镇压肇始于1989年4月26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对于江泽民来说,4月26日也好,6月4日也好,都是“敏感期”,且“ 已经来临”。这里的“敏感”是江泽民出于对权力的偏执,对一切民间活动都过敏所致。江泽民更害怕是否幕后有“高手”,是否有海外联系等。这样庞大的人数,加上协调运作,就可以成为赢得民心并与中共抗衡的政治力量,尽管法轮功根本就没有这种意向。

江泽民感到,他对民间的控制力正在逐步减弱,而法轮功则受到了民间的广泛喜爱,这让江泽民深感妒嫉,更有一种杯弓蛇影的恐惧。江在信中怒气冲冲地责问中共各级官僚们:“这次事件的发生,也说明了我们一些地方和部门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群众工作软弱无力到了什么程度!”

在镇压法轮功的过程中,中共极尽妖魔化之能事,从编造“1400例”到导演天安门“自焚”伪案。然而仔细看看江泽民的这封信,就会发现镇压的真正原因与后来中共说的所有一切都毫不相干,而完全出于江泽民对法轮功“人多”的妒嫉和恐惧。◇

美东时间: 2009-04-23 08:20:17 AM 【万年历】
本文网址:http://www.epochtimes.com/gb/9/4/23/n2504402.htm

调查线索:在成都空军医院发生的一幕可能是活摘器官的一例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八日】二零零六年初,有俩位证人指证中共设立秘密地下集中营,非法关押大量法轮功学员,活体摘取他们的器官出售后,将遗体焚尸灭迹。该罪行刚被披露不久,海外媒体希望之声记者以患者身份打电话到位于成都九眼桥的成都空军医院(即四二五医院),该医院医生直言他们使用法轮功学员的肾脏。

据悉,成都空军医院内有一个专门的“肾友之家”,几年之内,从事了大量的器官移植手术。而移植手术的供体来源一直是当局掩盖的一个问题。

以下是当时住在成都空军医院里面的一位目击者口述的其亲眼见证的一幕:

那时候,我经常见到警车到成都空军医院(即四二五医院),而且一停就是一天,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也没多想。

二零零六年四月底、五月初的一天上午十点左右,我在该医院内靠近一个类似伽玛刀(或者叫“弧形刀”)的科室外的石凳上休息。这时来了一辆警车。先下来两个警察,打开车的中门,从里面下来俩位女士,大概四十多岁的样子,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俩人搁在腹部的手上都搭了一件衣服将手盖住。

下车后,其中一个女的带着怀疑的眼神向四周打量,她们很快就被带到“伽玛刀”室(或者叫“弧形刀”室),然后就一直没见她们出来。我觉得很奇怪,就一直留意着,但一直没见那两名女士出来,那辆警车也一直停在那里不走。

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来了一辆殡仪馆的车,才见到那两名警察上了警车开走了。但上车的只有两名警察,却不见当时从车上下来的两名女士。

当时我觉得挺蹊跷,接着,就看到从住院部连续抬出俩具尸体,尸体上盖着白布单,但是却连一个家属都没有(如果是住院的病人死亡,不可能没有亲人在身边。而且死亡的是俩个人)。就这样,俩具遗体被抬上殡仪馆的车,直接就被拉走了。而该医院的“肾友之家”的位置与住院部的后门相距不到十米,手术室就在“住院部”里面。

整个事件非常蹊跷,按照常理很多地方无法解释。但如果结合在国际上被披露并经证实的成都空军医院“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一切疑点都能得到解释并能完全吻合上:

那俩位女士就是被非法关押在某秘密集中营中的法轮功学员,其血型等各种参数早已做过检验并被记录。当血型等各种参数与她们吻合的人到空军医院做器官移植时,于是被警察骗到该医院。她们手上搭着的衣服可能就是为了遮住其手上的手铐。被带到伽玛刀室(弧形刀室)后被从某秘密通道带到手术室或某地方,那里早已安排好两台手术,当然这一切是俩位女士事先完全不知情的。她们的器官被活体摘取。这时,俩个被虐杀的生命的遗体已再没有任何利用价值的时候,早已联系好的来拉尸体的殡仪馆的车来了,两名开车来的警察任务也完成了,于是上车走了。俩具遗体也就被拉上殡仪馆的车,被拉走。当然,也就不会有任何她们的亲人在身边。

另据知情人介绍,有曾在成都空军医院做临工的人非常惊恐的跟人谈起:“他们(成都空军医院)太坏了,(该医院)里面在杀人哪!”

http://www.minghui.org/mh/articles/2012/5/18/257705.html

中共政法委的滔天罪恶

文/孙思贤、欧阳非、林展翔

【明慧网二零一二年五月十日】政法委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法委员会”和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的简称。中共的谎言通过中宣部和下属媒体传播,属文;中共的暴力通过政法委和下属机构实施,属武。政法委是中共迫害、屠杀中国人,实现中共魔教统治和控制中国社会目的的主要工具。

一、政法委是中共魔教的凶器

中央政法委是一个在宪法、法律中都找不到任何踪影的组织,却可以指挥公安、检察院、法院、国安等名义上应该由人大和国务院管辖的国家机器,还共同指挥武警部队。中共中央政法委是主管党内与政府的情报、治安、警卫、劳教、司法、检察等系统的首脑机构,是仅次于军队的中共暴力专政力量。是中共针对中国人民的一把致命凶器,在中共历次镇压人民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政法委组建于1958年,康生、汪东兴、彭真等曾执掌过中央政法委。政法委对公安、检察院、法院、司法、国安、武警等具有管辖权,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更将其扶植成“法外授权”机构,并成立盖世太保式的“610办公室”,无法无天。实际上是另一个中央权力中心,也是中国最庞大、最腐败的机构之一。

党委审批的捕人、杀人制度

为什么在中国会有政法委员会制度?中共从早期开始,捕人、杀人一直是由党委说了算;在战争年代,在共产党的所谓革命根据地里,捕人、杀人都由党委审批,并形成制度。政法委员会制度直接来自于共产党长期领导政法制度的传统,最常见的形式是党委审批制度。

最著名的案件是在陕甘宁时期发生的黄克功杀人案。黄克功是红军长征时的一个旅长,到达延安后调到抗大15队任队长,与女队员刘茜恋爱。后刘茜转入陕北公学继续学习,不久黄克功调任抗大6队队长。由于他们之间在生活、情调、年龄等方面差异点太多,二人关系开始疏远。黄克功向刘茜送钱赠物,要求结婚。刘茜感觉黄克功过于纠缠,决意不给答复。黄克功十分恼怒,萌发了杀害刘茜的念头。1937年10月5日晚,黄克功找刘茜到延河边散步,逼婚不成,随即掏出手枪枪杀了刘茜。案发后,有人认为黄克功是参加革命多年的老资格红军干部,并立有战功,可让他戴罪立功,将功赎罪。黄克功本人也几次上书边区高等法院和毛泽东,请求戴罪立功。毛泽东在接到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转呈的黄克功的信后,于10月10日复信雷经天(时任庭长、代理院长),决定“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李公朴曾评价此案“它为将来的新中国建立了一个好的法律榜样。”这个案子看似公正,却给中国留下了党委审批案件的恶例,为共产党插手司法工作提供了所谓的依据。

共产党夺取政权后,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一直延续下来。党委审批制度实际上往往是党委书记或主管政法的书记一个人说了算,流弊甚广。这一流弊的政治后果是导致了政法委这一特务机构的产生。

原最高法院院长江华明确指出:“过去在人民军队和革命根据地里,捕人、杀人都是党委审批的,已经形成制度。”党委审批案件制度一直延续了下来,由附属于党委的政法委(党委政法委,简称政法委)具体运作。对省、市、区、县政法委,一般是同级党委常委兼任政法委书记,也有同级党委副书记兼任政法委书记(如北京市政法委)。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给人们灌输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将法律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给中共的党委审批捕人、杀人制度寻找依据,即“党比法大”。这和法律体现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背道而驰。然而这个完全背离了现代法治精神的“党比法大”,却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公理。“讲政治不讲法律”成了政法系统的准则。

政法委是暴力性的特务机构

共产党在夺政权以前主要靠军队打天下,一九四九年以后,中共把这种做法一直延续了下来。在夺取政权后则主要靠公检法司等政法机关来镇压民众,巩固政权。所以在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后,政法委这一特务机构也就应运而生。政法委员会制度正式建立于1949年。1949年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政务院,政务院设外交、国防等各部,在这些专门行政部门之外,中央政府还设立联系与指导性的委员会,包括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地位比各部高,它们负责指导相关各部门。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负责指导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四个部,后来公安部又纳入这个系统。从此后,政法委成为管辖范围最广、权力最大的一个指导性委员会,成为一个不是政府的政府、不是法院的法院,成为中国式的盖世太保。

政法委是同级党委在幕后领导政法的工作部门,是中共控制公、检、法、司、国安工作的最高机构。它是半隐形的、凌驾在法律之上的特权机构,在重要或特殊个案的控诉与审理中,也是躲在背后的最高最后的“法官”。因为各级党委或政法委在幕后操控,在司法程序外干预案件,因此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很多人对于政法委到底是干什么的理解很简单,觉得政法委就是负责公、检、法、司的。其实远远不止于此,了解共产党多一些的人可能知道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俗称克格勃),中央政法委就是中国的克格勃,但它不掌握军事情报部门。政法委不但迫害中国民众,因为其特务性质,政法委同时也是监控全体中共党员的最大特务机构。

苏联时期流传着这样一个“恐怖”的笑话:家里的孩子哭闹,只要大人说一声“你再哭就让叶若夫(不同时期会变为雅哥达或贝里亚)听到了”,孩子的哭声就会戛然而止。笑话中的雅哥达、叶若夫和贝里亚是当年克格勃臭名昭著的嗜血三魔头,由此可见克格勃在人们心中投下的阴影。

据说自雅哥达掌控克格勃后,不仅几乎在每个政治局委员和人民委员(相当于政府部长)的公寓里都安装了窃听器,而且在各个重要机关和要害部门都安插了内务部的“线人”,极大地帮助斯大林加强了对全党及其各加盟共和国的控制。不过“忠心耿耿”的雅哥达因为知道了太多的秘密,被斯大林找了个借口枪决。而继任的叶若夫和贝里亚也是由于同一原因,下场很悲惨。

在斯大林死后,极具权势的贝利亚是当时苏联克格勃及警察头子,其位置就相当于中共目前的政法委。在一次于红场举行的庆祝活动中,在列宁墓顶的观礼台上,贝利亚与莫罗托夫谈起了斯大林。据莫罗托夫回忆说,贝利亚当时对他一字一句地说:“是我干了他!”。

历史总在重复,此言不虚。在当今中国,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亦上演了一出新的“窃听风云”,被窃听的对象甚至包括习近平、贺国强等中央高层领导。周永康协助薄熙来和王立军从德国购买最先进的窃听设备,对九常委的很多交谈进行监听。他还同意薄熙来收集习近平、温家宝、汪洋和贺国强的资料,准备在2012年过年后进行舆论抹黑、攻击。

《纽约时报》2012年4月26日头版头条报导了薄熙来倒台的另一主要肇因。由于他频繁窃听中共高层领导人,包括胡锦涛的电话内容,成为他被拿下的一个致命诱因。报导中说,中共国家主席被自己人窃听也显示一党制国家领导人之间互相不信任的程度。为了保持对社会的控制,领导人极力加强监视技术。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这种技术用到彼此的身上,回到了共产党建政早期高层间互相搞阴谋的模式。

周还授意薄熙来、王立军多方搜集情报,建立高层私密档案,特别是他们的“私生活”以及“经济犯罪”,以备将来之需。据说,被秘密建档的对象不仅包括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汪洋、贺国强等人,甚至还包括所谓的盟友吴邦国、李长春等。

政法委的沿革与变迁

中共的所谓“政法委员会”制度正式使用“官方”名义始于窃夺政权的1949年。1949年中共搞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设政务院,政务院设外交、国防等各部,在这些专门行政部门之外,中央政府还搞了一些委员会,包括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和人民监察四个委员会,这些委员会地位比各部高,它们负责“指导”相关各部门。其中的“政治法律委员会”简称“政法委”,负责操纵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司法部和法制委员会四个部,后来公安部又纳入这个系统。中共的政法委还与纪委共同指挥政府监察部门(即中共的党务部门指挥政府部门),与军委共同指挥武警部队。

自由撰稿人吕耿松先生在文章中曾系统探讨过政法委的历史:1951年底,由于中共建政初期财政经济困难,为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需要精简政府及军队方面的人员,当时中央提出能够合署办公的就合署办公,有些机关应裁的裁,应并的就并。这个背景下,中央政法委采取合署办公的办法,即将中央政法委五个机关:公安部、司法部、法制委员会、最高法院、最高人民检察署联合起来办公。由于合署办公,出现多余人员,于是五机关将多余人员分为四个组到各大行政区去进行调查研究。

从派出去的人员提交的视察报告中,声称发现司法机关里面的队伍中存在着严重的组织不纯和思想不纯。于是这些情况被反映到中共中央,不久就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司法改革运动。这个所谓的司法改革运动,以意识形态作为选择司法人员的标准,将不符条件的人员清除出去,这样导致了司法人员数量和质量上的严重不足,于是政法委员会又训练共产党认为政治上可靠的政法工作人员。通过一清洗一训练,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和权威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

在考察政法委这一制度时,我们必须注意“政法”这一词的含义。“政法机关(政法系统)”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所产生的概念。与西方法治的司法、行政、立法功能分立不同,中国有专门的政法系统。起先在政法委里面,不仅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国家安全、司法等机关,还包立法机关(法制委员会),此外,社会事务(救灾救济等)工作也列入政法委的管理系统。而在这个组织系统,最高层就是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这个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的真正的领导者还是共产党的第一把手。政法系统具有强烈的政治服务的倾向,其根本任务是巩固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即中国共产党的独裁统治。

政法委员会原来属于国家机关性质,但后来则演变成为共产党的职能部门。作为国家机关的政法委员会什么时候撤销的,无从考证,大体上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或者是六十年代初期左右。而在六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这一小组在文革时发挥的作用最大,并且延续到八十年代初期中共中央成立政法委员会为止。政法委员会继承了中央政法工作领导小组的职能,成为党内的正式机构。政法委员会的性质从国家机关演化为党的专门机构,使其进一步特务化。

《维基百科全书》是这样对中国政法委下定义的:“中国共产党政法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委员会的一个机构。主管政法工作,指挥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等部门的工作,并与纪委共同指挥政府监察部门,与军委共同指挥武警部队。简称政法委,其第一领导者称书记,一般肯定是同级党内主要负责人之一。”

这个定义对政法委的性质、职能、权力都作了概括。现在政法委员会的职能基本上是按照1980年《中共中央关于成立政法委员会的通知》(中发5号文件)的规定设置的,即联系、指导政法各部门的工作;协助党委和组织部门考察、管理干部;组织和开展政策、法律和理论的研究工作;组织党内联合办公,处理重大疑难案件;组织和推动各方面落实“综合治理”的措施。1982年1月,中共中央又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指示》中发[1982]5号),在这个文件中,把政法委员会协管干部的任务提出来了,并且把党委政法委员会确定为党委的一个工作部门,负有组织推动政法工作之责。1987年中共“十三大”后,决定撤销中央政法委,使法院、检察院、公安机关和司法部门得以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互相监督与制约,不再受一个党的机构的统一指挥,以便有利于提高司法的公正性。但1989年六四事件后,党政分开不提了,司法公正也不提了。不久重设中央政法委等一类的分割政府职权的党的机构。

1990年初,中共中央颁布了《关于维护社会稳定,加强政法工作的通知》,文件指出:“中央决定恢复中央政法委员会,适当调整其职责任务”。政法委员会“主要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当好党委的参谋和助手”。1995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颁发《关于转发的通知》(厅字[1995]28号),明确指出:“各级党委政法委员会是党领导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担负十分重要的职责,任务日益繁重,必须从各方面加强工作,充分发挥其职能作用”。在这个文件中,除重申中发(1982)5号文件精神外,增加了组织、协调、指导社会稳定工作等职能,并正式提出了领导政法工作的任务。1999年4月,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政法干部队伍建设的决定》(中发[1999]6号),明确指出:“政法委员会是各级党委领导、管理政法工作的职能部门”。

中共通过政法委暴力控制中国社会

目前西方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三权分立,三权分立具体到做法上,即为行政、司法、立法三大权力分属三个地位相等的不同政府机构,由三者互相制衡。而中共的政法委把三权一统,踩在脚下,把三权作为党的工具。中共通过政法委无法无天的杀人来维持其统治,而具体杀人者又是司法系统的一部份,造成中国人在中共的迫害面前没有任何法律的保护。

政法委的权力有多大?云南省红河州金平县的一位政法委副书记在《县委政法委员会职能和地位的初步探讨》一文透露,按照行政级别来看,县级政法委应当是个科局级的机构,但由于政法委书记是由县委副书记或县委常委(通常是公安局长)担任的,所以政法委员会是个副县(处)级机构。由此往上推,市政法委是个副市(厅)级机构,它比同一层次的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等机构地位要高。在实际运作中,政法委的权力比人大还要大。在中国的公检法系统中,只知有政法委而不知有人大。

政法委是怎样介入中国社会的?这个县政法委代表县委履行以下12个具体的职能:(1)对政法各部门的领导职能;(2)对政法各部门的管理职能;(3)对政法各部门执法工作的监督职能;(4)对政法各部门重大、疑难案件的协调职能;(5)对政法各部门领导干部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职能;(6)对政法各部门队伍建设的指导职能;(7)对县管政法干部和政法各部门中层领导干部的协管职能;(8)对大要案件的督促职能;(9)对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职能;(10)对社会矛盾纠纷和群体性违法事件(或行为)的排查、调处职能。概括起来就是12句话、48个字:领导职能、管理职能、组织职能、协调职能、监督职能、督促职能、协管职能、排查职能、调处职能、查处职能、推动职能、指导职能。从政法委的12大职能来看,政法委对公(安)检(察)法(院)司(法)安(全)系统的控制无孔不入,严密得象铁桶一样。

政法委是中共“人民民主专政”的实际操纵者。从“解放”(实际上是奴役)初期的“土改”、“镇反”、“肃反”,到上世五十年代中期的“反右”,六十年代的“四清”、“文化大革命”(文革中公检法虽然被“砸烂”,但政法委的幽灵无处不在),再到八十年代的“严打”、镇压八九民运,九十年代镇压中国民主党、镇压法轮功及本世纪初镇压维权人士、异议人士和上访民众,政法委罪行累累,罄竹难书。

台湾中央社记者吴显光2005年6月23日引自“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的调查报告,证明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指挥司法部门迫害法轮功,已经有超过2500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而被关在劳教所或精神病院的更是不计其数,数目还不断的增加当中。调查报告指出,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

举世瞩目的高智晟案子,也是中央政法委一手操纵的。据高智晟律师揭露,从2006年2月起,由中央政法委指令成立了一个由公、检、法、安全等部门组成的专案组,每个星期一召开一次例会,每次例会都由中央政法委主持,汇总有涉高智晟案件的国内外情报以及最新所谓的“敌情动态”,发布最新指示。这个专案组并不因为高智晟的判刑就停止运作,还将长期运作下去,要尽一切资源和手段遏制高智晟一家,说决不允许高智晟的问题成为一个长期的问题。

二、政法委是中共违宪违法的罪恶工具

中共是邪恶的非法组织

“中共的起家史是一个集邪恶之大全的过程,毫无光彩可言。中共的起家史恰恰说明中共政权没有合法性。”(《九评共产党》)

1954年制订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时,作为国家主席的毛泽东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不少同志,就是迷信宪法,以为宪法就是治国安邦的灵丹妙药,企图把党置于宪法的约束之下。我从来不相信法律,更不相信宪法,我就是要破除这种宪法迷信。”“制定宪法,本质上就是否定党的领导,在政治上是极具有害的!”“当然啦!宪法制定是制定了!执行不执行,执行到什么程度,还是要以党的指示为准。只有傻瓜和反党分子才会脱离党的领导,执行宪法。”

斯大林曾经说过,“假如不制定宪法,那么敌人就会说你是暴力夺权。他们会说这个政权是强加在人民的头上。你们必须将这个武器从你的敌人手中拿走。”中国目前的宪法恰恰正是这个目的。中共制定宪法的出发点永远不是限制政权的权力,而是在保证政权的权力不受制约的同时把门面装点的漂亮一点。假如真的把中国宪法当一回事的去研究,就会发现在中国的宪法框架下,中共“违宪”是几乎不可能的;当中共没有任何“违宪”的可能时,中国的“宪法”就没有任何意义。

北京大学一位法学教授,在2006年京郊举行的内部中国经改形势座谈会上一针见血地说。“共产党是一个违宪组织,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的,却行使权力,是一种法外的权力,这是严重违法的,怎么能说‘依法治国’?”会上,许多党内精英都能大胆吐露心声。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全民都“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不仅老百姓骂共产党,就连党内都骂共产党。

中共违宪违法,但是为了做表面工夫,获得中国人特别是正常的国际社会认可,又不得不立法立宪。于是政法委就起了保障中共“合法”的做非法的事的特殊作用:政法委不借助法律当工具,就没法给中共的非法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中共不借助政法委当工具,就没法堂而皇之的用司法系统迫害中国人。

1985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在被记者问道,在中国是党大还是法大时,彭真回答说:“这个不好说。”惹来哄堂大笑,成了一个大笑话。2011年,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明目张胆说:“党大于法,立法为党。”

2012年4月,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在全国政法委书记首期培训班开班式上说:“党委政法委书记姓党,讲政治始终是第一位的要求。”

长期以来,中共一直给人们灌输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将法律视为统治阶级的工具,给中共的党委审批捕人、杀人制度寻找依据,即“党比法大”。这和法律体现的“公开、公平、公正”原则背道而驰。然而这个完全背离了现代法治精神的“党比法大”,却成了中共统治下的公理。“讲政治不讲法律”成了政法系统的准则。

从中共的“党大于法”的角度来看政法委,很多事情就一目了然了:中共中央政法委是个法律之外的半秘密性的非法组织,在幕后控制和操纵着中国的公检法系统,是中共党权在体制上凌驾在法律之上的体现,是中共高层的意志在体制上凌驾在法律之上的体现。即在体制上,中国的司法直接受控于中共中央政法委,中国没有司法独立。中共政法委的存在表明中国不可能实行真正的法治,因为没有司法独立,哪来真正的法治?

政法委是践踏法律的罪魁祸首

司法独立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共同价值标准,也是宪法的基本原则。在西方自由国家都是严格实行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中国宪法规定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任何机构所执掌的国家权力,都必须经过宪法和法律的授权,没有得到法律授权或认可的机关是非法机关,中共政法委就是这样一个凌驾于法律之上的非法机构,其“联合办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政法委系统下的“六一零”、综治办、维稳办等分支机构,同样也都是非法的,在宪法和法律上没有它们的位置。

现代法治观认为:首先,法是主体,宪法至上;法是理性、正义,权源于法,没有任何一种权力能凌驾于法律之上,而必须受法律的约束。所谓法治,是指法律是社会最高的规则,法律‘凌驾一切’,没有任何人或机构可以凌驾法律之上。所谓法律‘凌驾一切’,指的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甚至是法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本身亦需要遵守,法律本身不得被轻慢。政府的行为必须是法律许可的,而这些法律本身是经过某一特定程序产生的。

从表面上看,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针对公安、检察机关,法院之间的相互制衡关系进行了规定,但政法委的设立和存在,则完全侵蚀掉了公检法三权分立和三权制衡的关系。

业内把中国的办案过程喻为饭局,公安做饭,检察送饭,法院吃饭,这一说法的确是对中国司法体系的一个绝妙的讽刺和揶揄。如果用通俗些的话来说,其含义就是将公安、检察、法院的办案过程比喻成一场饭局──公安局是做饭的,他们负责抓人,固定证据(时常发生刑讯逼供),然后移交给检察院;检察院是送饭的,他们在审查起诉时一般就是把公安移交的案子整理一下,然后“例行公事”式向法院提起诉讼,其情形如同送饭工;法院则是吃饭的,因为饭是公安做好的,检察院送来的,法院就囫囵吞枣给出判决了事。当公检法三家意见不一致时,就要交由党的政法委来“定夺”。政法委就是中国司法体系的真正老板。

中国的政法委员会制度是一种非正式的制度,一些学者称其为“隐性司法制度”,但这个“隐性司法制度”对老百姓的生死予夺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台面上的“显性司法制度”,只不过是个摆设而已。中国最高法院院长肖扬要向公安部长周永康做工作汇报(当时周永康是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兼公安部部长),这在外国肯定是个笑话,但在中国却绝对是个严肃的政治问题,因为周永康虽然是个公安部长,但他是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而肖扬只是一个中央政法委员会委员,他当然要听周永康的。在民主国家,最高法官的权力几乎是和总统或首相相等的,但在中国却要受制于一个警察头子,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司法的悲哀。

无论是从法治出发,还是从司法独立出发,中国司法体制都规定了公安机关、检察院、法院各自独立行使职权,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制衡关系。从理论上讲,这三个机关在权力上应该是平等独立、相互平衡和制约性的。但在实际当中,在三个权力机关之外又设置了属于高一级位阶的党的政法委,对三个职能机关进行统括,同时又基本是由公安局长兼任政法委书记,就变相形成了公安局指导检察院、法院的扭曲和错位的关系。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些年中,公安权力不仅急剧膨胀,而且在公检法司中形成了独大的局面。前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周永康兼任公安部部长(周现在是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副书记孟建柱兼任公安部部长,而最高检察院检察长、最高法院院长、司法部部长等只是政法委委员,因此,实际情况是公安部部长领导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和司法部。在地方上很多政法委书记兼任公安厅厅长(或公安局局长),于是检察院检察长、法院院长和司法厅厅长(或局长)要向公安厅厅长(或公安局局长)汇报工作。近年在各界的呼吁压力下,有的地方政法委书记辞去了公安厅厅长(或公安局局长)的职务。中共政法系统的畸形怪胎和在幕后操控司法,造成了无法无天地迫害法轮功。

东南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说,政法委的权力和机构的设立,不仅没有宪法和法律上的依据,甚至明显与宪法相抵触。由于中共政法的职能是“领导和管理政法工作”,这就决定了政法委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权力,有权行使宪法赋予专门机关才有的侦查、检察、审判等权力,甚至有权决定逮捕、限制人身自由,造成判的不审,审的不判等极为恶劣的后果,使法律形同虚设,成为中国走向法制社会的拦路虎、绊脚石。

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也在其新浪微博中建议,“取消共产党各级的政法委”。他认为取消或严格限制政法委对司法的干涉,否则司法独立永远是一句空话。

三、中共通过政法委迫害全体中国人

政法委是共产党豢养的一头凶残嗜血的怪兽。这些年来,共产党用它来看家,不惜放纵这怪兽去咬人,甚至吃人,而这头凶残嗜血的怪兽也残害和吞噬了太多善良无辜的中国人。是共产党用人民的血肉喂养大了政法委这头怪兽。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是军阀混战时期的一句流行语,说一打起仗来他就可以趁火打劫,大捞一笔横财。政法委在迫害中国人中,不但从中国人的劳动所得中获取大量经费,同时在政法委非法迫害中国人的过程中,政法委系统中的成员道德急速下滑,政法委快速的黑社会化。“过去土匪在深山,现在土匪在公安”就是这一状况的切实写照。

煽动警民对立情绪,民间抗暴潮一浪高一浪,政法委周永康趁机要钱,要权,打着维稳的旗号,随意增员调兵。越暴力地残民压民,局势就越乱,周永康就越成了“镇江山”的重臣。政法委体系于是成了中国最大黑社会,周永康成最大黑领。

作为这些年来扩张最厉害的势力,政法委不仅具备了庞大的势力,而且具有庞大的利益,因此也必然有其自身独特的意志。可是政法委的利益与意志,却是与中共现任领导人的利益与意志不同的。因为他们已经看到了,中国社会越是不稳,他们就越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们手里的权力就越大,油水就越多。所以政法委的根本利益与意志不在于社会稳定,而在于社会不稳定。

政法委滥用民脂民膏“天价维稳”

双目失明的中国律师与维权运动人士,山东临沂人陈光诚依靠自学法律知识,来帮助许多村民、残疾人士维护权益。陈光诚因帮助弱势群体维权而入狱4年3个月,被认为是一桩冤案。一年多前陈光诚就已经刑满获释,然而却没有人身自由,包括他的妻子袁伟静和女儿陈克斯,还有近八十高龄的老母亲,都被软禁在家,通讯信号均被切断。他遭受的迫害直接来自周永康控制的政法委。

在他东师古村家封锁监控他的人员,少则7、80人,最多达几百人,层层看守至少7、8层。当地政府在乡里雇用人员看守陈光诚一天是100元,在组长扣留10元后,受雇者一天可拿到90元。陈光诚说,在当地劳动一天也只有5、60元,而做此事不需要很大的劳动,他们自然愿意做。

据当地政府官员告诉陈光诚,花在他身上的维稳经费从2008年的3000万元,增加到了2011年超过6000万元,还不包括到上层、到北京贿赂官员的钱。据指出,维稳经费由县里一次性就可直接拨给乡里几百万,大部份的钱都被上层拿走,下面的人拿的只是小钱,而当地政府究竟为了一个“盲人”花费了多少民脂民膏,则是一个外界无人知晓的天文数字了。

为迫害一个盲人可以花六千万,那么政法委要控制中国社会,要花多少钱呢?

中国政府今年大幅上调2012年国内警察、武警等安全预算开支,达到近7017亿元人民币。评论认为,维稳开支连续数年超过国防预算,凸显当前中国的社会矛盾及动荡形势正在加剧。

这项被俗称为“维稳费用”的国内安全预算,近日由中国财政部公布。数字显示,与2012年中国用于国防开支的6700亿元相比,涉及警察、国安、武警和法院、监狱等公共安全机构的费用将增至7017亿元人民币,增幅为去年6293亿元的11.5%。

虽然中共数十年一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但是中共的胡作非为却使得社会越来越不稳定。随着官员腐败加剧,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扩大,人民基本权利得不到保护等原因,同时信访等法律规定的申诉渠道作用微小,底层人民不得不频繁作超出法律规定的反抗,部份地方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对这些活动持不支持甚至强硬打压的态度,即“维稳”。

维稳是中国大陆干部政绩的重要考察指标,其指导原则是“稳定压倒一切”,官员为了维稳被默许可以用几乎任何手段,包括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非法手段。

近几年大陆社会矛盾,包括群体抗暴事件,越来越突出,于是为了维护高压统治,从中共中央到地方,甚至基层的乡镇街道,都出现了所谓“综治办”、“维稳办”等机构,常常又和“610办”、“防范办”在一起办公,比如在一些基层文件中会看到“维稳办(防范办)”、“维稳办(610办)”的说法,所以有人猜测是不是“610办”改名叫“维稳办”了。这里我们详细说一下这几个办公室的关系。

中共邪党的所谓“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简称“中央综治委”)成立于1991年,是中共中央的所谓“直属工作部门”(其他直属工作部门包括政法委、中央组织部、宣传部等),下设“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简称“中央综治办”),它是“中央综治委”的办事机构,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署办公。“中央综治委”的主任一般都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是中共邪党中央的“议事协调机构”,正式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但其下设的办公室“维稳办”在各地的建立是近几年的事情。“维稳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宣传部、公安部、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其常设办事机构是“中央维护稳定工作办公室”(简称“中央维稳办”)。同“中央综治办”一样,“中央维稳办”也是在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中共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组长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维稳办”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维稳办”涉及到社会多个方面,并不仅限于政法方面。因此,其成员单位比中央政法委广泛,除公、检、法系统及国安部门外,还纳入宣传部门。中共邪党从中央到各省、市、县直到乡和街道一级、乃至重要事业、企业单位都设置了“维稳办”。

专职机构并不能做到人盯人,用金钱动员全社会才是中共的传统邪恶做法。《南方周末》曾发表一篇报道,称“临时工”撑起中国维稳体系:“发动群众参与战争”。这些所谓的“临时工”,就包括中共发动的群众。文章说,“送奶工、送煤气工、保洁员、物业管理员……这些千家万户都离不开的人,成为公安机关延伸开去的触角。他们以自己特有的观察力,随时收集每个角落的治安信息。”在一些重要部位,这些眼线的分工十分精细。例如,每个被公安局划入涉稳人员等七类重点人员的所谓“危险分子”身边,都要安排两个眼线,进行有效监视控制。这些人有一个称号叫“治安志愿者”,虽然是志愿者,却是要付钱的。文章中以江苏省宿迁市为例,不到一年,宿迁市已有了3.8万名治安志愿者,相当于每142人中就有一名,一张严密的“防控网络”就织成了。公安机关通过考核奖励细则,对志愿者进行累计积分管理,每1分换算100元,由财政建立专项基金兑现奖励。志愿者可以获得最低0.01分、最高100分的积分。累积到一定积分后,以奖金兑现。可见中共邪党用纳税人的钱进行特务统治,维护其独裁政权。

《光明日报》曾有文章“天价维稳”的无底洞有多深?说的是近年来,各地纷纷成立“维稳办”、“综合治理办”、“应急办公室”等机构,且由地方重要领导亲自担任负责人。拥有170万人口的山西太原市,有人民调解委员会2622个,调解员18442人;广西贵港县乡两级维稳工作平台专门从事维稳工作的人员600多人、村级维稳信息员3500多人。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此数字一度引起部份人大代表异议;而重庆市2009年维稳的财政预算为52.7亿元;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

政法委成为中国最大黑社会

中共前公安部长曾语出惊人:“黑社会也有爱国的”。前公安部长陶驷驹九三年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曾扬言“黑社会不是铁板一块,当中有些人也是爱国爱港的”,此言一出,令港澳台黑帮极为振奋。六四屠城后,北京设立了一个从事海外统战的超国界机构,居然聘请香港的黑社会头子担任要职。这一切,对于全力打击黑社会的香港警方,无异当头一棒。其实陶驷驹是讲述他在美加的亲身感受。这句话曾经使香港安份守己的小民百姓大吃一惊。

中共特别重视收买拉拢黑社会为党所用,人们知道中共建政初期大肆捕杀大陆上的黑社会成员,但镇反运动和清匪反霸并未伤害中国大陆最大的黑社会头子黄金荣。这是因为帮会头子曾经掩护过中共地下党员。甚至留下了“黑社会也有爱国的”这样的公安名言,当然这里的“爱国”是指爱党国,而非爱中国。

现在,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已经成了气候,官匪一家,天经地义。有些省市的公检法机关已被黑社会头头掌控,老百姓祗能忍气吞声。北京民间关注爱滋病志愿者胡佳表示:“政法委本身就是全世界最大的国家黑社会势力。其维稳系统就是国家犯罪,它不是以公正的方式维护社会稳定,而是压制本身权利就受到侵害的人,使矛盾加深扩大化,把社会积累的愤懑如坐在火药桶上,最终有一天会爆发。”

2010年8月,青岛市建国以来最大涉嫌黑社会犯罪性质犯罪组织首犯聂磊,在北京某小区被侦破此案的青岛警方在其租住的房内抓获。近十几年来青岛的命案及重大案件都与聂磊有关。这次跟聂磊有关的打黑行动把青岛公安机关的头头们一锅端。青岛李沧区公安局长冯越欣、市北区公安局长于国铭、市南区刑警大队长、崂山政法委书记被抓。市南区公安局长在逃,原市公安局局长王永利也被双规。

聂磊在青岛胶州信用社骗贷后,用金钱铺路贿赂政府官员,滋养打手刀枪开路,介入了青岛的房地产业,控制了青岛的黄、赌、毒。2000年《焦点访谈》曝光此事,那时青岛90%以上的赌场都是聂磊开的。2006年聂磊为了抢占新艺城夜总会的经营地方,派手下震慑省房老总张森时将公安经侦科长王衍生开枪击伤,聂磊当天晚上给了王10万人民币,第二天给了70万,然后又给了一套房子!此时正是公安竞争上岗,王衍生又提出竞争上岗不理想!聂磊问他想干什么?王说想当所长,聂磊对他说放心吧,过后王果真当上了黄台路派出所所长。

聂磊在监狱里放话:“我要死大家(保护伞)一起死。”聂磊经营了近二十年的保护伞群起而动。他的保护伞上到市政要人下到普通警察,公检法最多,违法乱纪的能量无限,在青岛有很多政法干部都是聂磊花钱通过关系提拔重用的,聂磊在政法口上有地下组织部长之称。

据《新世纪周刊》报道:与一般黑社会仅仅用金钱开道不同,聂磊打入公安系统内部的制胜法宝是人事安排,即:利用关系提升公安系统的人,收买为自己的铁杆。据青岛当地人士介绍,近年,有两次青岛警界的“竞争上岗”中,聂磊活动频繁,并由此得到一个“地下组织部长”的称号。连政法委书记升迁也得靠黑老大,吕明江因聂磊案被查。吕此前为青岛下辖胶南市的政法委书记兼公安局长,据传其升迁过程中,聂磊亦功不可没。

据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青岛某警员曾经由科级晋升到处级的价码是30万元,这笔钱全部由聂磊“埋单”。该警员得以顺利晋升,因其辖区内有众多夜总会、酒吧,不到一年,聂磊的这笔“投入”即可全部收回。

中共政法系统与黑社会互相渗透,互相勾结,互相利用由来已久。黑社会向草民和民企收保护费,政法系统又向黑社会收保护费。中国那么多公安局长,没有和黑社会称兄道弟,酒桌上推杯换盏的能有几个?我们一般所认为的黑社会只是在前台行恶的“马仔”,中共的政法系统才是在幕后操纵的“大哥”。如今是红道与黑道共存共荣,两者已经形成了一个血脉相连的共生体。

这个由中共耗费巨资用来“维稳”的政法系统与黑社会所形成的共生体,就是广义的黑社会,这就是中国这些年来黑社会主义盛行的根本原因,它就是中国社会一切不稳定的根源。这个广义的黑社会共生体,由于中共历年来不遗余力地加持与纵容之下,在长年累月残酷迫害善良无辜民众的过程之中不断变异,在这种罪恶的体制的作用下,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肌体上最畸形,最恶性,最致命的毒瘤,聚集了中共党内,乃至社会上最腐败,最凶残,最邪恶,最没有人性的份子,而周永康、薄熙来和王立军这些人就是其代表人物。他们敢于谋反,很大一个原因也在于他们脚踩红黑两道,可以利用的资源和招数远远超出一般体制内的官员。

周永康控制的司法系统犹如一个独立王国,同时被外界称为“第二中央”,由于这个“第二中央”负责中共的维稳工作,又被“血债派”牢牢的控制着,在实际的“维稳”中“第二中央”只听命于周永康,而中共内部的“非血债派”对它并没有实际的领导权与控制权。

“周永康式”的维稳,以“维稳”之名对民众施行暴力镇压,从而激化矛盾引来更大的反弹。周永康在维稳中又不断制造着新的不稳定因素,再从打压中制造更大的不稳定、更加混乱的局面,这不但打乱了中国普通百姓的正常生活,也是民众更清晰的认识中共的邪恶,从而加速中共的解体。

当中国连一台安全的校车都不肯买的时候,花在政法委系统维稳的钱却超过了军费开支,高达七千多亿元,这让国人情何以堪,而每年高额的维稳经费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大拖累。周永康在挟维稳之名,向中共中央伸手要钱的时候,也给中共带来巨大财政负担,在经济上难以维持。

中共开始镇压法轮功,最多时就已经动用了四分之一国家财政收入,这笔巨额费用基本是被政法委系统消耗吃空。政法委在继续镇压法轮功和民众抗暴中,耗掉的维稳经费又远超过军费。政法委犹如巨大的血管毒瘤,吸血噬髓,使国家在剧痛折磨中奄奄一息。

政法委系统凌驾于法律之上,它通过对全社会的“维稳”绑架国家机器,对民众实施打压迫害,又以维稳之名每年向政府索取巨额资金。政法委是中国社会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由于周永康等“血债派”对政法委系统的控制,导致中国司法系统成为中国最大的黑社会。周永康通过维稳,从政治层面上让中共更依赖于“周永康式”的维稳,周又通过维稳向中央政府索要巨额经费。政法委从政治与经济层面双双绑架了中共,造成一种乱政的局面。

中国古代有因果报应的传统观念,中共用政法委这把凶器迫害中国人,殊不知玩火者必自焚。政法委这把凶器强大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反噬其主,现在的政法委不仅已经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毒瘤,也已经成了对中共最大的威胁。中共用政法委维持统治的时候,却没料到结束其统治,从内部杀死中共的也是政法委。

四、政法委迫害法轮功

法轮大法(又称法轮功)是以宇宙特性“真善忍”为根本指导,使修炼者能够返本归真的高层次修炼法门。法轮大法历史极其悠久,过去都是历代单传。1992年法轮大法的师父李洪志先生第一次把大法公开传给了人类。大法传出以来,李洪志先生历尽艰辛、不辞劳苦,在亚、欧、澳、美等世界各地讲法。大法弘传一百一十多个国家,载誉无数。亿万修炼者返本归真,获益无穷。

李洪志先生所传的法轮大法(法轮功)按照真善忍为修炼标准,是修善的、和平的,一切活动都是公开的、自愿的、免费的。不分男女老少,从几岁幼童到九旬老人,修炼者每个人都是社会中的一员。对个人来说,修炼法轮功不但能祛病健身,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和平,而且能开启智慧,逐渐达到洞悉人生和宇宙奥秘的自在境界;对社会来说,修炼法轮功能增加社会的稳定、包容与祥和,提高人们的整体精神生活质量。因此自传出以来仅凭人传人、心传心便修者日众,1992年至2002年的十年时间内法轮功传遍中国和世界50多个国家及地区,受到各国政府、团体七百多项褒奖与支持,目前全球各民族各族裔的修炼者人数超过一亿。

一九九九年七月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共政权开始对修炼“真善忍”的上亿法轮功学员的镇压。江泽民由于个人的妒嫉,把法轮功视为敌人,发动了中共对法轮功的血腥迫害。他利用中共的权力,胁迫宣传机器漫天造谣诬陷法轮功,制造恐怖、隔阂与仇恨。上亿的法轮功群众被无辜地迫害,十几万人被送进监狱与劳教所和精神病院,数以千计的人被无辜地迫害致死,而且这种迫害还在继续着。这场迫害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法轮功学员,也针对着所有自愿信仰和追随真善忍的人们,是对人类正义、道德与良知的无情毁灭。

江泽民发动迫害法轮功时,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驱使政法系统积极地实施迫害,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同样指挥政法系统残酷的迫害法轮功。中共政法系统在迫害法轮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却又打着法律的幌子欺骗各界民众。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实施制度性和系统性的迫害,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中央政法委负责中央六一零办公室,六一零办公室是具体实施迫害的办事机构。

政法委绑架国家法律和司法系统迫害法轮功

二零零九年二月,北京市忆通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李苏滨律师发表了《宪法至上 信仰法轮功无罪》一文,从罪行法定原则出发,分析后认为:“法院、检察院等所有认定法轮功为×教组织、应当予以定罪处罚的说教,均违反罪行法定原则,应当立即予以纠正。”

早在一九九九年九月二日,广东省高级法院院长吕伯涛在全省中级法院院长会议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对于法轮功问题提起的民事诉讼,原则上不予受理;而对法轮功被非法取缔、出版物被非法查封销毁、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拘留审查而提起的行政诉讼,一概不予受理。熟悉中国事务的人们知道,这是来自上面的,不限于广东,是全国性的。

在迫害的初期,中共就对法轮功堵死了法律救援的途径。这也使得中共控制的政府机关和官员可以对法轮功任意胡来、无法无天,但是不准法轮功告这些机关和人员的侵权与违法行为。

二零零九年九月,四川省西昌市老太太高德玉(当时六十八岁),因为炼法轮功而被绑架和逮捕,她家人为她请了律师。律师在要求会见高德玉老人过程中,遭到执法部门层层阻挠,西昌市政法委副书记刘某公然对律师称:“不要跟我讲法律,我们不讲法律。”二零一零年九月,西昌法院重判高德玉老人十二年。

中共根本没打算对法轮功走正常的法律程序,它是绑架、抄家、抢劫、杀戮、判刑在先,在十二年的迫害中一直是在表面利用现存法律和司法体系,实质上是在系统的迫害正信、打击善良、欺骗人民、维持迫害。为了做足利用法律的表面文章,它不仅利用现有法律,还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补充新律、做司法解释,中共所做的一切动作,意在绑架国家法律和司法体系,用所谓的程序和法律陷害法轮功,都是为了企图堂而皇之的迫害法轮功,并通过走法律的过场欺骗全国人民。

1999年7月19日,中共发布《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员不准修炼“法轮大法”的通知》,这是中共试图控制组织内部成员的通知,不是法律,也不具法律效力。1999年7月20日,中共突然在全国范围内动用公安大肆非法抓捕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学员,迫害开始公开化。中共公开发动迫害法轮功运动的初始;也是一次中共大面积实施的非法的“司法”行动。

1999年7月22日,民政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公安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通告》。法轮大法研究会于1996年3月退出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此后中共当局阻挠研究会申请成立社团,1997年末研究会成员向民政部、公安部表示不申请成立社团。民政部违宪发布的决定,是取缔本来就没有申请成立的社团,非常荒谬;公安部的通告也具违宪性质;两者都不是法律或法规,不可作为法律依据。这是中共绑架国家机构、舆论造势的所为。

1999年10月30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这是中共绑架国家权力机关和立法机构,意欲利用合法程序和法律手段加罪法轮功。但是该决定只是确定了对邪教的认定标准,并无对法轮功的认定。无论该邪教认定标准如何,都与法轮功毫无关系,因为法轮功既不违法,也不犯罪,完全是自发性、群众性、遵循“真善忍”法理的修心养性的修炼群体。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99年10月30日通过的《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取缔邪教活动的决定》里面根本就没提到法轮功。这个《决定》确定了对邪教的认定标准,可是这个标准和法轮功没有丝毫的关系,因为法轮功以“真善忍”为原则,教人向善,修炼者普遍道德回升,是社会中最善良的民众,这是被公认的事实。

这个俗称为“反邪教决定”的文件被公检法广泛盗用于迫害法轮功,但是,这个决定并没有指明哪些宗教是邪教,更没有提到法轮功三个字,所以这个“决定”不能作为给法轮功修炼人定罪的依据。另外,这个决定不但违反宪法“信仰自由”精神,而且非常粗糙,根本不能与正规的法律相提并论。

《刑法》的原则是“法无明文不定罪”。很多人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反邪教”决定当作是针对法轮功的,从而把它当作是认定法轮功“违法”的最高法律依据,这其实是完全错误的。

一九九九年十月三十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联名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一”);二零零一年六月四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再次出台“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两高司法解释二”)。

1999年10月30日,《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开始生效施行。两高的司法解释的性质是国家最高司法机关根据法律赋予的职权就具体应用法律问题所制作的具有普遍司法效力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的前提是有被解释的法律规范存在,而以法律规范为基础,对其加以诠释和说明。司法解释一经公布,即具有普遍的司法效力,对案件当事人及其与案件有关的人具有约束力。然而该司法解释的内容与法轮功无关,因为法轮功根本不是被解释的相关法律规范的适用对象,是中共意图用现存法律和合法程序加害法轮功。

两高关于打击邪教犯罪的“司法解释”(一)(二)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与法轮功也毫无关系,因为法轮功是有益身心、造福社会的功法,根本与邪教没有任何关系。

很多人认定“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是专门针对法轮功的,但从法律层面来说,并不是针对法轮功的。至于很多法官运用这个解释对法轮功学员非法判刑,那是迫于上面的压力。

《宪法》六十七条和《立法法》四十二条明文规定,司法解释权在全国人大常委会,而不是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两高”作为司法机构,也没有立法权,因此,它们的“司法解释”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它们本身也是违反了《宪法》和《立法法》而不能作为法律处理依据。

因此,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两高”带头违反《宪法》和《立法法》。出现“法轮功是×教组织”字样的是“两高”各自下发的《内部通知》,但内部通知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更何况它们都是违宪的。所以,把这个内部通知作为法律依据,利用处理“邪教”的《刑法》第三百条和“两高”司法解释来判定法轮功学员犯“破坏法律实施罪”是完全错误的,都是违背事实和法律的非法裁判。

二零零九年初,海外媒体曝光了山东青岛和辽宁沈阳两地“根据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加强打压法轮功的秘密文件。沈阳市铁西区“610办公室”下发的秘密文件还暴露出中共被迫调整的司法新底线:绝对不能出现无罪判决。这种见不得人的秘密文件,再一次暴露出中共以内部文件代替法律继续对法轮功进行迫害的违法犯罪行为,再一次暴露出中国的司法黑暗。

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

江泽民为了迫害法轮功,于一九九九年六月在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事机构“六一零办公室”。地方上一般由党委分管政法的书记担任这个“领导小组”组长,一名政法委副书记担任“六一零办公室”主任。而从中央到省、市、区、县的六一零办公室大部份挂靠同级党委的政法委员会,少数挂靠党委办公室。

“中共中央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是江泽民和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和省、市级“610办公室”是相应级党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迫害法轮功的具体职能部门。在所谓的处理法轮功事务上,610办公室完全是一个超级机构,其权力在一般政府部门和公检法之上。“610办公室”成立的本身避开了中国宪法和正常的法律程序。

“610办公室”属中共重点保密单位,是非法秘密机构,即使按照中国的现行法律也是非法的,直接违反了《宪法》第三十六条和第八十九条。中央“610办公室”的成立,未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批准。

江泽民以权代法下令镇压法轮功之后,前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现任中共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实际负责打压法轮功。政法委是迫害法轮功的主要指挥系统,实施制度性和系统性的迫害,直接发布文件或召集会议布置迫害行动。中央政法委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政法工作会议,进行总体政策方针方面的指导。中央政法委负责中央六一零办公室,六一零办公室是具体实施迫害的办事机构。

六一零的头子从中央到县一级一般都由政法委书记或副书记亲自担任,因为政法委可以有效的干预公、检、法、司,使迫害法轮功的问题上取得一致。从县局一级到基层一般是一把手主抓,保卫科具体实施指挥局二级机构,二级机构再落实到具体人,乡、镇办事处也是如此,街道居委会、工厂、企业都有六一零专职人员对口,农村甚至落实到组(过去叫生产队)。因为六一零的目标就是迫害法轮功,自上而下的自成体系直线领导,基层形成网络,胁迫中共各级党政机构和人员参与、全方位监控打压法轮功,因此是政府性、全国范围的领导、组织和实施迫害法轮功行动的庞大犯罪系统。

六一零的人员是由公检法司及政府各部门抽调的人组成,六一零属于党务组织,现在对外挂牌是“防范惩治邪教办公室”,成为政府机构的一个办公室,实际上它是凌驾于政府一切机构之上的,内部还是称六一零。例如,黑龙江省大庆市政法委网站列出了大庆市六一零办公室(“市委处理法轮功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隶属于大庆市政法委,并且列出六一零办公室有八名行政编制人员,二名事业编制人员。另外,大庆市政法委挂“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牌子,六一零办公室挂“市政府防范和处理×教问题办公室”牌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人耳目。

原北京大学一法学博士曾在2003年到江苏做过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个案研究,把政法委员会制度称为是一种隐性司法制度,他在调查报告中说,在县一级的公安、检察、法院、政法委四家关系中,由于公安部门实力最强,而法院和检察院的地位又比政法委在行政级别上的地位高(一般说来,政法委书记的地位比法院、检察院长要高一些,但是政法委书记并不能代表政法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级别,就机构本身来讲,政法委又要比法院、检察院的制度地位要低),政法委员会到底有多大的权力,取决于这几个部门的权力博弈。

但是,在中共发动的从上到下的整人政治运动中,政法委却是一个权力极大的关键部门。作者说,他去调查的那天下午,正赶上县委组织部来通知,宣布政法委员会的四个干部退居“二线”,其中包括三个政法委副书记全部下台,但保留了主管六一零办公室的一个兼职的副书记。可见,迫害法轮功是中共邪党政法委的重要职能。

六一零的权力极大,在迫害法轮功中所有机构(包括国家安全局)都要听从它,服从它。它拿出的意见、下达的指令其他机构必须执行。六一零在迫害法轮功的具体指挥部署中很少行文,绝大多数是电话通知、开会安排或亲临现场下达命令,不仅如此,各地六一零互相配合,可以跨地区指挥。

六一零名义上是政府下属的一个办公室,可它并不是隶行政府职能的机构,干的是非法限定人身自由、劫持关押公民、指挥公安、安全局监听、监控、秘密抓捕法轮功学员,干涉法律公正、强制洗脑、实施暴力、非法入侵民宅、策划恐怖行为、制造谎言、任意胡作非为、自立土政策,执有生杀大权。它既不隶政,建树政绩,甘当“人民公仆”,它又超越宪法,取代法律,害民害国,一党之下,万政之上。

六一零要求各单位控制、软禁法轮功人员,单位按六一零的部署要求把本单位的法轮功学员非法软禁在单位或家中,24小时派人轮班严密监控看守,陪吃陪睡不准外出,扬言谁没看住人就开除工作。这种非法行为持续了很长时间。很多被六一零认为是骨干的法轮功人员被六一零指示公安逮捕诬陷判刑,指使安全局人员介入,直接找法轮功学员表态、收集信息。六一零带着公安到各单位伙同单位保卫科(单位六一零人员)行恶,让单位保卫科把法轮功学员叫过来问还炼不炼法轮功进行表态,如果说还炼,六一零当场就指令公安抓捕送劳教所劳教。99年至今,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抓拘留、被抓判刑、被抓送进劳教所。

六一零指使公检法司迫害法轮功学员。六一零下属网络人员发现有法轮功真相资料后立即汇报、提供信息,六一零命令公安政保大队行动,对被抓的法轮功学员如何迫害,六一零要参加意见,检察院、法院都要按六一零的意见行事,如: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六一零拿出意见,法院进行判决后,光判决书就要送六一零五份,实际上法院只是傀儡,是六一零在操控一切。被送到监狱的法轮功学员,也是当地六一零暗箱操控,监狱里有监狱六一零系统,直接负责接收、安排到专门迫害法轮功的监区或其它监区进行迫害,进行转化(劳教所更是如此),法轮功学员在监狱(劳教所)里受到精神摧残、肉体摧残(包括电击、上刑、毒药毒害)、奴役劳工等方面的迫害是监狱(劳教所)六一零系统部署、下达指令,而后由监区、恶警执行,或指使犯人作恶行凶,法轮功学员所在地的六一零与监狱(劳教所)六一零密切联系,把法轮功学员的家庭情况、本人情况提供给狱方,以便狱方(劳教所)攻心、恐吓、株连,指使监狱(劳教所)六一零寻找对策迫害,法轮功学员受迫害到期,当地六一零不来接,监狱(劳教所)就拒不放人,直到当地的六一零来了,把法轮功学员交还给当地的六一零。六一零把人带走后把坚定修炼的学员又直接送到洗脑班关押迫害。不仅如此,根据六一零指使,司法部在全国监狱、劳教所系统对法轮功学员大规模进行强制转化,如二零零四年三月所谓的“春雷行动”,大批法轮功学员被施以酷刑强迫转化。同时司法部配合六一零制造谎言构陷法轮功,对外进行舆论蒙骗。

六一零不定期的办洗脑班,被劫持去的法轮功学员被长期的非法关押,据洗脑班附近的人说,经常可以听到他(她)们被打的惨叫声。六一零打人的手段是狠毒的,不准睡觉法轮功学员是常事,还强迫法轮功学员自己拿钱付食宿费,一般都要几千元。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所在单位或辖区也要出资,单位、辖区拿不出钱也要拿,否则就辞职别当官。

六一零为了达到经济上搞垮法轮功学员,强迫法轮功学员就范,强迫老年法轮功学员的单位只发给法轮功学员极少的一点退休金或是完全不发。对于被判刑的法轮功学员回来后,单位即使不开除,六一零也通知财政停发工资。被劳教的法轮功学员,六一零把工资卡拿走,它们取出自己花。法轮功学员为了生存,去找工作,它都去威胁其单位不让录用。六一零想方设法从经济上搞垮法轮功学员,使其无法生存。不仅如此,公安国保大队也通过罚款的手段迫害法轮功学员。

六一零还指使公安、单位、辖区、办事处等经常骚扰法轮功学员,打电话或上门恐吓、抓人,致使法轮功学员无任何人身保障。无法在本地生存下去的法轮功学员,在只有流落他乡非常痛苦的生活时,六一零还不放过,指使公安、国安用先进的侦测手段定位到外地把人抓回来迫害。

六一零还要求各单位经常搞什么社区宣传,以所谓的“反对邪教”为借口,用蒙骗百姓、奖金奖励等方式引诱不明真相的人来诬陷好人犯罪,用所谓的“和谐社会、社会稳定、打造平安社区”的谎言把善良的法轮功诬陷成“不稳定的因素”、“恐怖分子”进行严打和迫害。还印制污蔑法轮功的材料发放毒害群众,到法轮功学员的家中挑拨是非,使家中不炼功的人施压家人,制造矛盾。利用所谓“转化”人员四处活动,加入它们的作恶行列。安排线人假冒法轮功,四处收集法轮功学员名单,引导国安抓捕陷害。

六一零血债累累,在抓法轮功学员时入室抢劫法轮功学员家中的财物,很多法轮功学员在它下达抓捕的命令中,被公安政保大队抓去在酷刑逼供中受尽了折磨,在痛苦中失去了生命,在六一零的指令下,法轮功学员被送到监狱(劳教所)里在监狱(劳教所)被残酷的迫害致伤致残,被药物迫害的精神失常成了废人,有的甚至被活活打死,使得多少法轮功学员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政法委利用非法劳教制度迫害法轮功

除了打着法律的幌子,走所谓的司法程序实施迫害之外,中共完全连司法程序都不讲,用和中共自己制定的法律相互矛盾的劳教制度实施迫害。劳教是中共绕过司法程序大规模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形式。

政法委、六一零通过公安任意抓人(主要是国保)、劳教(公安法制部门),绕过司法程序可以把人非法关押四年之久。非法的劳教制度为中共迫害法轮功提供极大方便,从而成为中共大规模非法关押、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的主要形式。这是在迫害法轮功中,公安权力急剧膨胀和败坏的重要原因。

劳动教养制度是中共从前苏联引进的,是严重违法的。早在一九九九年,中共面对国际压力,本想取消劳教制度,却因为镇压法轮功才又得以延续。近年来,中共的劳教制度受到国内外的广泛质疑。现行的劳教制度和现行法律是矛盾的,是非法的。

《宪法》第三十七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而劳动教养不经正当的司法程序,仅由劳动教养委员会审查决定,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中共党政领导决定,就可限制公民人身自由最长达4年之久。这说明,国务院和公安部门制定的有关“劳动教养”直接违反宪法。

2000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立法法》。按照法律的级别来说,《立法法》是除了《宪法》以外的层级最高的法律。如果层级较低的法律或者是行政法规和层级高的法律冲突的话,那么层级低的很显然是无效的。《立法法》第七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行使国家立法权。”第八条规定:“下列事项只能制定法律(五)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行政处罚法》第九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十条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

而“劳动教养”是什么?它是对于“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而根据《立法法》的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得由来法律规定,这就需要“全国人大及其常务委员会”立法才能设定,而不能由国务院和公安部来制定。

不可思议的是,2000年3月15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立法法》之后,公安部还于2002年和2005年越权颁布有关“劳动教养”方面的部门规章,这主要是针对法轮功的。作为执法机关的公安机关知法犯法,制定直接违反法律的部门规定。这个违反《宪法》和《立法法》的部门规定成了劳教制度的“依据”,即劳教法轮功学员是建立在非法的基础上的。

劳教制度违反了《宪法》、《立法法》、《行政处罚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劳教直接绕过司法程序,事实上是由公安机关或党政领导决定,这为中共当权者迫害法轮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政法委、610可以任意把法轮功学员绑架送去劳教。劳教是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最主要手段,数以百万计的法轮功学员在劳动教养所(院)遭受折磨、精神摧残,百余种酷刑触目惊心。

杨苏红(女)是一个身高仅有1.2米、体重23公斤的肢体残疾人,家住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马街办事处积善社区。杨苏红从小命运坎坷,八岁开始就病魔缠身,先后患上“结核性腹膜炎”、“白血病”等症,一九九八年更是雪上加霜,被昆明肿瘤医院确诊为“骨癌晚期”,并说她最多只能再活几个月了。

在生命的最后关头,杨苏红于一九九八年二月有幸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她按照“真、善、忍”的要求修炼自己,身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渐渐的她身上的各种病症消失了,她丢掉了十多年的药罐子,摆脱了病魔,重获生活乐趣与生命真意。曾为她诊断过的医生再见到杨苏红时,惊叹道:“想不到你还活着!”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三十日,杨苏红被昆明市西山区国保大队警察欺骗绑架至大板桥云南省女子劳教所。杨苏红坚决拒绝在判决书上签字,坚决拒绝所谓的什么“转化”。在劳教所半年的时间内,杨苏红被迫参加与正常人一样的超强的体力劳动。她被折磨得皮包骨头,奄奄一息,于二零零五年五月被送回家,仅一个多月的时间,于二零零五年六月十一日下午含冤去世。年仅二十四岁。

政法委利用司法系统配合军队大规模活摘器官

从1999年到2006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开过六次“处理涉外宗教问题”专门性会议,主要针对法轮功。此后,以中共军队后勤部为首的军队系统层层开动,开动中共建政以来形成的活摘器官系统,开始按照军委主席江泽民的意愿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达到其“肉体上消灭”的迫害目的,而贩卖器官成了一条被江泽民默许而鼓励的军队生财之路。

总后勤部利用军队系统和国家资源,将到北京上访而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和各地被非法拘捕的法轮功学员验血编号,输入电脑系统,利用军车、军航、专用警备部队、各地军事设施和战备工程作为集中营,统一关押,统一管理,成为国家级的活体器官库。总后勤部统一分配集中营,分管调度、运输、交接、警卫和核算,军事监管人员有权逮捕,关押,强制处决任何泄露消息的医生、警察、武警、科研人员等。军事监管人员由中央军委授权相关军事人员或军事机构担任。中共总参谋部则利用其情报系统,全力阻挡真相向世界传递。

政法委在巨大的利益驱动下,加入活摘器官行列,形成了以中共中央政法委,六一零和军队医院为主,地方公、检、法和医院为辅,利用集中营、监狱、劳教所大量关押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谋利的流程。中国与世界上形成了巨大的器官交易网,成为国际活体器官交易的中心,几乎在2000年以后一直占世界活体器官移植总数的85%以上,该数据是军委上报资料的一部份,几个人因此升为将军,原因就是该领域的所谓“成绩”。

设在沈阳的中共国际移植网络支援中心,该中心2003年使用的网页以及后来2005年更新后又在苏家屯惨案被揭露后迅速删除的中文网页如此写道:目前,中国每年完成的移植手术数量仅次于美国,可谓世界上第二移植大国。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官立医院仅肾移植手术已经完成3万5千余例,在全国范围内,每年肾移植手术例数多达5000件以上。能完成如此数量的移植手术,是与中国政府的支持分不开的。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卫生部以及民政部于1984年10月9日联合颁布有关法律,确立提供脏器是一项政府支持行为。这可谓世界绝无仅有。中国政府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都隶属于司法系统,其真正的指挥者就是中共政法委。

一位法轮功学员回忆起2001年初在北京看守所看到的许多不报姓名的法轮功学员被转移到东北的经历。她说,2000年12月20号以后,被送到看守所里的学员突然增多,每天都有好几十人,甚至上百人,不报名的就被编上号。没几天监室里就放不下这么多的人,警察每天也是在提审追问她们到底叫什么名字,并使用电棍等刑罚,警察教唆监室里其他犯人打她们,可她们基本上都不说。后来警察也不怎么问了,就说你们不说就把你们送到能让你们说的地方去。果然在2001年初每隔两天凌晨就送走一批,都是用大客车装的。我们监室有个十八、九岁的山东女孩,编号是K28,有一天早晨因叫错号了上了大客车又回来了,说都是往东北拉。后来警察也不瞒了,也是说都往东北送。那一段时间北京往东北送了很多人。

大陆检察院工作的人士表示,中共的劳教所和监狱这些地方,是不会长期接受没有姓名住址的犯人的,因为没有办法按照程序办理登记手续,这些人当然会被转移到其它地方去。这些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送到了遍布全国的军事设施和集中营,被筛选后成为统一的活体器官供体库。

大量法轮功学员上访,被非法关押,公安不经过司法程序,直接就把人判劳教或者集中到中共军事设施和地下工程,产生很大的一个没有基本人权保障的群体,形成潜在的巨大供体库。没有“法院”,医院或者器官中介直接与关押法轮功学员的地方打交道,不用走一系列的法律形式,没有传统的在刑场摘取器官的种种不方便,客观上导致了效率的大大提高。没有后顾之忧:在走法院的形式时,就得曝光,会有来自外界和家属的制约。没有法院,很多法轮功学员失踪了,人从此不见了。在外界根本不知道如何帮助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成为了任人宰割的对象。集中关押的人可以统一验血配型,送入统一数据库全国范围内管理调配,可以保证在几周内快速找到供体,作为供体来源来说,供体数量和配型几率就大大增加。

中国大陆器官移植数量自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一直呈上升状态,尤其在2003年至2006年间,器官移植成倍增加,移植数量像蘑菇云一样爆炸式膨胀。中国大陆器官移植在经历了2003-2006年的疯狂增长之后,随着2006年3月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在国际上造成越来越大的压力,中国大陆2007年的器官移植大幅跌落,从2003-2006年的每年一万两千例到两万例,下跌到不足一万例。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国际著名医学杂志《柳叶刀》上的文章提供的官方数字显示,迫害法轮功开始前的97、98年,中国没有成功的肝移植案例,从1999年迫害法轮功开始,中国肝移植例数逐年增加,到2005年达到高潮,2006年活摘器官案曝光后,肝移植数量急剧下降,2007年的数量只是2005年的一半。到了2009年,肝移植数量回落到迫害法轮功初期2001-2002年的水平。

中华医学会器官移植学分会副主任委员,武汉同济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所长陈忠华说,“在经济方面,我们已经算是个器官移植大国,国外的病人都到中国来寻找供体。”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有这样的电话记录

问:请问是武汉同济医院吗?
答:哎,对。

问:是泌尿外科吗?要做肾移植?
答:对对,肾移植,是的。

问:你们大量做肾移植是什么时候开始的?
答:我们是最早的,很早就开始了。

问:一年能做几例?
答:我们医院是数量做的最多的一个医院,我们科在湖北地区做的是最多的,供体多就做的非常多。

问:从患者来讲,希望肾源活体,找犯人的活体移植,比如用炼法轮功犯人的活体,这个行不行?
答:可以呀。

问:你们这边比如说监狱犯人,那个炼法轮功的这样的犯人活体能够有保证足够吗?
答:对呀,可以呀,你到时候可以直接过来具体谈……。

在中国《刑法》未明确规定器官移植犯罪及其刑事责任的情况下,这些规定大多成为空文。以《深圳经济特区人体器官捐献移植条例》对人体器官买卖犯罪的规定为例,尽管该《条例》第25条规定了“买卖人体器官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由于中国《刑法》未设置“非法买卖人体器官罪”,该规定基本上形同虚设。而类似的情况在其他一些法规或规章中也同样存在。

当器官移植变成了暴利行业,后果是严重的。一方面有钱人愿意花大钱买器官,另一方面,巨大的暴利就会推动医院为追求经济效益而不顾一切地去开辟新的器官来源。那么,在特定的政治气候下,法轮功学员就成为了这个暴利行业免费器官来源的牺牲品。

王立军任主任的锦州市公安局“现场心理研究中心”,曾获得过“中国光华科研基金会”的“光华创新奖”,获奖成果是他研究注射用死亡液的配方,让死刑犯尽快的无痛苦的死去,为的是得到最鲜活的器官。其性质比二战时期日寇的七三一部队还恶劣!王自曝“两年中做了几千次人体器官摘取”。可据统计,中国公民去世后捐献器官者几乎等于零,而全国死刑犯一年才几千,一个小小的锦州市,是谁提供数千个器官呢?

2009年“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公布了一位证人现场目击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词,他当时就在王立军手下当警察。2002年4月9日,在沈阳军区总医院15楼的一间手术室内,他亲眼看到两个军医将一个活着的30多岁的修炼法轮功的中学女教师,在没打麻药的情况下,活生生的摘取了她的器官,将她活活害死。

他回忆说:“一刀下去,血是喷溅出来的,而不是……当时我们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这个时候胸口已经拉开了,那个女人就嗷的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就继续割血管……先摘的是心脏,再摘的肾。当心脏的血管剪动一下,她就进行一阵抽搐,非常可怕的!我给你学下声音,反正我也学不好,撕裂的那样式的,然后就啊……啊……就一直张着大嘴,睁着两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详见:一目击者披露法轮功学员被活摘器官经过(录音))

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2012年4月30日公布最新“关于周永康涉嫌介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罪行的部份录音”的调查报告中指出,追查国际针对中共中央政法委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进行了特别调查。调查员分别以各种身份对正在出访英国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的秘书、原中共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副主任魏建荣、中共中央政法委职员、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等人,进行了特别调查取证。此外,追查国际还保留有2008年四川地震期间对周永康的调查录音片段,因为和此事相关,也一起公布。

追查国际公布的这些录音证据揭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一群体灭绝性的犯罪是在中央政法委的现任书记周永康和前任书记罗干的操控下进行的。中央政法委处级以上的官员多是知情者,李长春也涉嫌参与其中。

调查员: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办公室张主任。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
调查员:喂,是李长春同志吗?
李长春:啊,是啊,
调查员:我是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我们罗干同志睡觉了,他有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
李长春:啊,
调查员:他们好象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期间还有咱们贾庆林离开期间,用这个摘取在押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给薄熙来他们定罪,这当时。
李长春:你问周永康
调查员:嗯,当时。
李长春:周永康具体管这个事,他知道。好了,让我的秘书接着跟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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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公安部门、政法委、“六一零”的许多人都在中共谎言的欺骗下或权力、利益的诱使下,被当作工具对法轮功学员进行迫害。在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的打压中,使世风日下,很多体制内的人利用权力为所欲为,为自己酿下祸根而遭恶报。

北京消息人士近日披露,镇压法轮功的罪魁祸首江泽民患肝癌、刘京患喉癌、周永康患膀胱癌。此前就有消息称,江泽民其实已经是植物人,只是用药物拖延。对于两个月来全球高度聚焦的中共内讧,江已经无法起作用。

中共高层的盖世太保机构头子,“610办公室”主任刘京癌症在身,成了活死人。而挑起天津事件,引发“四·二五”大规模上访的天津政法委书记宋平顺自杀了;协助江泽民镇压法轮功,调动国库四分之一资金维系镇压的黄菊患癌症死了。

古语道:“祸福无门,唯人自召;善恶之报,如影随形”,“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江泽民、周永康等镇压法轮功的恶首在国外以“群体灭绝”等罪名到处遭到起诉,邪党内部份崩离析,残酷迫害法轮功、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原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市委书记薄熙来在权斗中惨败被囚禁。江氏集团及周永康、薄熙来、王立军之流迫害良善恶贯满盈,迫害法轮功人神共愤,其相继在内斗中或被剔除或遭报,政法委失势,面临清算,就是因为他们参与迫害了法轮功。

五、 现政法委的头目是江系中的首恶

中国有句古话,“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比喻同类的东西常聚在一起,志同道合的人相聚成群,反之就分开。

江泽民掌权时代起,政法委书记高调成为政治局常委,一直延续至今。江知道政法委对其的重要性,所以用权位来拉拢政法委头目,政法委的头目也自然是江看得中,信得过的人,也就是江系的人。江泽民何其人也,有大量的事实评述,本文暂不细说。

那么这些政法委的头目都是怎样的人呢?那就是罗干、周永康,再到江看中,准备接周永康的班的薄熙来。

阴险毒辣的第一帮凶罗干

1998年-2007年,政法委书记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罗干兼任。

罗干是个极其阴险毒辣的阴谋家,野心家。由于罗干在中国大陆一直干着臭名昭著的前苏联克格勃的勾当,因此,这个刽子手的其人其事许多鲜为人知。 江泽民当政时,罗长期操纵着公安系统的另一套核心小组,这核心是两套运作系统,既独立又归属公安部管辖,权力很大,包括监视国家最高层领导人的行踪和言论。

罗干是中共一名高级官员的儿子,曾在前苏联受教育,后来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中成为红卫兵革命组织的上层领导人,这个组织专门进行谋杀活动。文革后,罗混入中共政法部门,并且青云直上。1989年发生六四天安门广场的屠杀事件,他亲自策划了所谓的“暴徒焚烧坦克和军车的录相”,编造镇压学生的证据,使军队对学生的镇压合法化。1998年4月,罗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的政法委书记,使其具有了掌管政法委的权力。一个月之后,他又当了中央书记处书记,使他拥有了掌管国家安全部的权限。

在江当权时,罗是中共政法委书记、政治局委员。罗干为了能爬上中共政治局常委的职位,一直在寻找机会讨好江泽民。当罗干觉察到江泽民容不下法轮功“真善忍”时,他马上认定这是捞取政治资本往上爬的大好机会,于是,从1996年开始,罗干就不断的挑起迫害法轮功的事端,当他发现符合江泽民的胃口时,他的胆子也越来越大,直至挑起“四二五事件”。

据中共国务院机关的老人反映,罗干实在是无德无能,两面三刀,心狠手辣的无耻之辈。罗干有一个年轻的情妇,前些年罗干为了这个情妇曾经与结发妻子闹离婚,妻子不同意,后有中间人从中调解,把个做官的道理分析与他,这种事情一旦公开毕竟对名誉有损无益,为了个好看的面子,最终没有离婚,但夫妻双方达成协议,妻子不得干涉罗干与情妇之间的幽会,罗干也不得再提离婚之事。罗干就是这样一个无赖加流氓,可官运却是亨通,这也是江泽民政府腐败的使然。

前胡耀邦秘书林牧揭露:“罗干很会见风使舵,玩弄权术。以前跟着李鹏,后来背叛李鹏跟着江泽民。89年赵紫阳和温家宝去看望绝食的学生,罗干也跟去了,不知是何居心。64后他表示和赵紫阳划清界限,对赵紫阳反击。

这个人坏透了!根本不够人的资格,豺狼虎豹!多次派出安全部门的特务监控我、骚扰我。最令人发指的一件事是2000年的时候,罗干到西安发号施令,布置如何镇压群众。他跟陕西省主要领导谈到如何对付我时说:对付这个人,你们不要去抓他的政治问题,如果抓他的政治问题,国际上就要造反,你们就抓他的经济问题,制造男女关系的绯闻。

对付一个70多岁的老人,用这种手段,可见这个人低劣到何种程度!是怎样一个品质恶劣、无耻下流的东西!真是无耻至极!在政治上没有办法,就用经济问题或者男女关系问题把你搞臭。他们的特务工作就是这么干的!实在可耻!罗干就是最卑劣的特务头子、反动头子、法西斯反动头子!”

罗干不但监控中共官员,为了谋取其政治资本和权力,还一直处心积虑对法轮功发起政治运动镇压,挑起矛盾,从而使政法系统渔翁得利,自己升官进政治局常委。

邓小平时代,罗干就在背地里另搞一套,到处煽风点火,鼓动极左势力与中央改革开放路线对着干,邓小平的改革开放路线几经曲折斗争,与罗干操纵的这班核心班子有着密切关系,当时中央对气功有明确的“三不”政策,对群众的各项气功活动较为宽松,但罗干对群众的各项活动仍是极为严密地控制着,派大批特工混入群众中,经常向中央呈送“阶级斗争动向”的报告,背地里怂恿中共宣传部有关部门、在舆论上批判“伪气功”。早些时候,批判的矛头指向各类气功,94年开始有较多的文章批判法轮功。

江泽民至少在1996年之前就已经知道法轮功,在罗干阴谋构陷法轮功捞取政治资本的过程中,江作为罗干的上司,一直默许他这样做,而且,在1999年“四二五”万名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后,江马上重用罗干担当镇压法轮功的主力干将。

1998年下半年,以乔石为首的部份全国人大退休老干部,根据大量群众来信反映,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得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结论,于年底向政治局提交了调查报告,由于报告中提到“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古训,令江泽民大为不悦,当即批示(大意):写得玄玄乎乎,我看不懂,并把报告推给罗干。罗干心领神会,以“法轮功有国外政治背景”为由,不断制造事端,嫁祸法轮功。此事再次表明江泽民早已存心要镇压法轮功。

由于碍着中央的“三不”政策,对气功不便明目张胆地下手。罗干就让他的连襟何祚庥来写文章,挑起事端,激化矛盾,到99年天津事件时矛盾激烈程度达到公开化了。

据中共公安系统人士、全国人大某代表提供的消息,1999年下半年镇压之初,江泽民与罗干就“法轮功问题”进行过一次秘密谈话。随后不久,2000年,罗干到新疆等地巡回时,对镇压法轮功进行指示:“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和“三个月消灭法轮功”。此后,罗干一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天安门自焚事件。

香港《开放杂志》在2001年4月报道,“然而‘自焚’的余波所造成的恶劣影响还远远没有消除。”据消息人士透露,国家安全部自己承认:“天安门自焚事件”从策划酝酿阶段开始都是国安部根据罗干的指示安排的,自焚者的每一个行动都在国安部操纵监控之下。国安部对事情的安排是非常周密的,包括自焚后灭火的时间,救护车的准备,新闻报道的措辞和发布的时间都是多次秘密开会精心布置的。幕后操纵者是江泽民、罗干。参与策划“自焚事件”的一些国安人员,他们也知道法轮功会有平反的一天,他们知道江泽民、罗干心狠手辣会杀人灭口,已经把事件的过程写成报告和录音磁带交给亲戚保管,以备万一。

1999年7月20日后,罗干在实施江氏对法轮功的“群体灭绝”政策上起主导作用,从1999年到2002年,他直接参与制定了对法轮功一步步升级的打压政策。罗在出席的多次会议上和讲话中直接要求全国的政法机关等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而且亲自到全国各地进行督阵、“蹲点”。从2001年到2003年期间,罗干至少七次公开讲话,要求全国的政法系统,将法轮功列为第一位打击对象。自2000年9月起,罗干分别前往山东潍坊、武汉、江西南昌、吉林长春、安徽、辽宁、河南焦作、沈阳、黑龙江鸡西兴凯湖等地视察镇压情况,每到一地,当地对法轮功学员的关押、酷刑迫害包括致死案例都会骤增。

罗干利用政法委书记的职务和凌驾于宪法法律之上的610办公室的绝对权力,胁迫利诱全国党政机关 、公安政法系统参与对法轮功的迫害。他不仅在全国范围内“表彰”迫害凶犯,表彰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上对法轮功学员和平请愿的镇压,并高额奖励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动教养院。

在中国准备高层领导大换班的“十六大”前期,罗干为了得到江泽民的赏识以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加大力度镇压法轮功。2002年罗干作为最后一名入选者进入由惯例7人增加至9人的政治局常委。美国CNN电视台资深中国事务评论员Willy Wo-Lap Lam对此评论说,“这位由东德训练的保守派由于他对法轮功和其他‘地下’组织的严厉打压得到了江的支持”。

心狠手毒的第一打手刘京

刘京长期担任公安部副部长,从1999年开始兼任中共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是江泽民集团在全国范围内迫害法轮功并将迫害延伸到世界各国的最主要的策划和执行者。刘京长期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日常“工作”,一切迫害的具体行动都经过刘京之手,所以刘京是实际执行江罗迫害政策的第一人,是迫害法轮功的“第一打手”,因此,虽然刘京职位不高,却成了迫害法轮功的四大元凶之一。

如果深查一下刘京的文革表现,善良的人们会吃惊地发现:这位六十岁左右的“610办公室”的副主任,文革中便是煽动所谓的“阶级仇恨”,把数百名无辜的师生打成“右派”、“游鱼”的心狠手毒的有中共高干背景的青年法西斯。在刘京的主持下,谭力夫在北京工大的辩论会上大肆吹捧“对联”,叫嚣对出身不好的师生实行“阶级斗争,”“先把你们斗了,七斗八斗”。谭力夫的讲话很快被中共的各级组织和全国红卫兵翻印了数百万份,作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和提倡阶级斗争的活教材”来用。 其严重后果是:全国各地至少上万人在“血统论”为指导的“红色恐怖”中被打被杀被侮辱。仅首都一地,在红八月中便被活活打死1772人之多!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刘京的手上在文革中便是血迹斑斑的。

更有甚者,刘京和“血统论”的主要倡导者谭力夫一起,公开贴出大字报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写进中共的党章法律。1966年文革开始,刘京是北京工业大学三系的学生。仗着高干子弟的背景,他很早便被工大党委发展成为学生党员。然而,刘京和他同样有高干背景的同系同学谭力夫一样,在政治上都早已经是野心勃勃的了。1966年8月12日,刘、谭两人贴出一张提名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建议,要把“血统论”,“提炼为政策,成为将来的本本和条条的内容”。换句话说,要把“血统论”写进党章和法律中。

刘京是曾庆红的校友(北京工业学院,即后来的北京理工大学),曾任昆明市市长,也担任过邓小平长子邓朴方的中国残疾人理事会副理事长。刘京和江泽民的关系可以追溯到90年代初。早在刘京担任昆明市市长时,曾庆红就请他利用任中国残联执行理事会理事时和邓朴方的关系找邓朴方谈话协助倒杨。因此,刘京是参与江泽民搞倒杨尚昆、杨白冰行动的重要人物。在江泽民和曾庆红整倒“杨家将”(杨尚昆、杨白冰)的“战役”中,向邓朴方传递谣言,大谈“杨家将”的危险,从而影响邓小平,为江保住总书记之位立下“汗马功劳”。这种特殊关系可以解释为什么刘京后来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期间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

为江保住总书记之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刘京,被江泽民、曾庆红选中送入中共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并任“610办公室”主任和公安部副部长,成为江泽民迫害法轮功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迫害法轮功的“第一打手”、四大元凶之一。

在担任中央“610办公室”副主任连续几年的时间中,刘京一方面直接推广并执行江泽民、罗干的迫害命令,指挥全国迫害,包括:下达开枪令,大规模抓捕、虐杀法轮功学员,推动、教唆给法轮功学员的洗脑等方式等。另一方面在国际人权会议、中外记者招待会等场合,散播对法轮功的污蔑等不实之词,为迫害法轮功辩解,将广泛存在的人权迫害进行粉饰。

经调查,刘京作为“610办公室”的负责人,几年中不断亲自到各地指挥迫害,下达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刘京每到一处,迫害都会升级,死亡案例也不断上升。例如,2002年2月中国新年前夕,刘京亲自到吉林省长春市南湖宾馆召开会议部署迫害法轮功,下达了对法轮功“彻底铲除”、“可以开枪打死”等命令,随后,长春市、黑龙江省密山市及辽宁省鞍山市相继出现枪击法轮功学员的事件。

2002年3月5日长春市有线电视网八个频道播出了《法轮大法洪传世界》、《是自焚还是骗局》等法轮功真相电视片,引起了巨大的震动。江泽民下达“杀无赦”的密令,刘京亲赴长春蹲点,指挥长春地区出动6千余名警察,绑架5千余名法轮功学员,有8名法轮功学员被打死,另有15人被非法判4至20年徒刑。

刘京参与直接部署和指挥省一级对法轮功学员的洗脑集中转化,曾多次往返国际上恶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指挥修建造价1千万元的“马三家思想教育转化基地”。马三家劳教所曾用精神和肉体酷刑折磨,仅至2004年底,就使至少三名法轮功学员死亡,七名精神失常,四名残废,两名被迫害成了植物人。马三家劳教所还曾经把18名法轮功女学员脱光衣服,扔到男牢房里。

刘京因其在打压法轮功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后,刘不但担任“610办公室”主任,公安部副部长、党委副书记、而且升任中共第十六届中央委员。

刘京本人因作恶多端,造谣众多,现已患喉癌晚期。

邪恶贪婪的第一元凶周永康

周永康, 生于1942年12月,江苏省无锡人。历任辽河石油勘探局局长、辽宁省盘锦市市委副书记、四川省委书记、中国公安部部长、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书记、中共政治局常委等职。 海外媒体揭露,周永康的升迁主要是靠早期的行贿和后期江泽民的提拔。

周永康一直和前妻的关系不好,他常在太太面前表现自己“忘我工作”,实际上却在实业宾馆多次奸污女工作人员,一次在四川省人代会期间,周永康在酒店公开召妓。后来前妻在一场离奇车祸中死亡(知情人士透露说是周永康谋杀),不久后周永康便娶了江泽民的侄女。

周永康曾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四川人都称他是个大流氓,他常常自我吹嘘是江泽民的亲戚,“中央派我来的”、“我是江主席身边的人”。 追查国际资料显示,周永康于1999年12月至2002年12月任职四川省委书记期间,极力推动并直接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周永康被川人私下叫“人权杀手”。他在四川的几年中,使得四川这个拥有近亿人口的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他不但多次在四川省重大场合强调加强对法轮功的打击和诽谤宣传,还对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安部门与个人进行奖励,并曾直接参与实施某些单位的具体迫害。

周永康授权、监督和批准使用诸如谋杀、酷刑和失踪等手段恐吓和消除在他管辖范围内的法轮功修炼者,叫嚣实行残酷的株连政策:“父母修炼的,子女下岗;子女修炼的,父母下岗,停发退休工资,断绝经济来源。” 周永康凭着迫害法轮功,用鲜血为自己铺平了升官之路。

周永康在具体推行和实施江泽民对法轮功的灭绝政策上可谓尽心竭力。周永康的趋炎附势、冷血、贪婪、好色和心狠手辣与时任中共党魁江泽民一拍即合。2003年3月,周被任命为国务委员,继续兼任公安部长、武警部队第一政委。

香港《争鸣》曾报导,前中纪委书记尉健行曾明确反对周永康任公安部长一职,指出,公安工作有其特殊性,周永康是难以胜任。但江泽民却力挺周永康,说周永康在大企业、中央部委工作过,担任公安部长不会有压力,可以放开工作,带进新思维。

周永康无任何公安工作背景,但因追随江泽民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于2002年12月被破格提升为中国公安部部长,并任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政法委员会副书记。由于中共各级政府中镇压法轮功的专职机构“610办公室”挂靠在党委的政法委员会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周永康的新职位使其具有了利用公检法迫害法轮功的非法权力。

从2003年5月到2004年2月间的七个月中,周永康以公安部长身份十二次在各种场合、会议的讲话中污蔑诽谤法轮功和强调防范、镇压法轮功。

2003年12月刚刚兼任公安部部长的周永康在中国公安部部属各局级单位主要负责人会议上,继续推行迫害法轮功政策,说“严厉打击法轮功仍是中国公安工作的重点”。

正是从周永康任公安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以来,中国的法制建设急剧倒退,社会治安急剧恶化,严重刑事案率居高不下,黑恶势力横行,人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海外媒体报道:十七大内斗焦点是周永康,十八大内斗焦点是薄熙来。十七大中共高层权力更替,最激烈内斗焦点是周永康。2007年10月,周被江晋升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政法委员会书记,全面掌控中共政法工作。江泽民安排周永康接了罗干的班。 周永康是江泽民的死党,在黄菊死亡,曾庆红、罗干退出中共政治局常委以后,江家帮一下子失去了好几个席位,恐惧被清算的江泽民通过激烈内斗来维持中共政治局常委中的心腹人数,所以江要拼死将周永康这个心腹塞进17大常委,以图和李长春、贾庆林联手抗衡胡温。中共内部经过激烈内斗、剿杀,江泽民将周永康塞进了中共政治局常委。那时中国的刑事案件每年以17%至22%的幅度上升,公安部门成了百姓公认的最腐败、最黑暗的衙门。网上有言:“黑帮大佬周永康任中共公安部部长和政法委书记。

周永康在主管迫害法轮功运动的过程中,使政法委的邪恶势力不断膨胀,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

在“文革”之后,中共一些领导人如胡耀邦、赵紫阳、乔石等,原本努力要建立一套法制系统,实行“依法治国”,并一度取消了政法委。但“六四”的枪声中断了这一进程,在1990年,江泽民重建了政法委。尽管如此,中国的法律还不能说是一纸空文,至少在部份时候、部份地方、部份案件中还是有效的。

然而1999年,江泽民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形势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恶化。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数达到上亿,这些人又都是守法良民,要迫害法轮功,就必须把现有司法体制彻底砸烂。只有在一个没有任何力量能恢复社会正义的国家,对法轮功的镇压才能有效进行。

因此江泽民建立了一个跨部门的法外机构“610办公室”,并通过政法委作为“610办公室”的重要执行机构,举凡公、检、法、司、国安、外交、财政、卫生等各个部门都听命于“610”,一切为镇压开路。政法委的职权无限膨胀,十六大政法委书记罗干成为政治局常委,并延续至周永康。

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不止指挥各级迫害法轮功的系统,而且流窜到全国各地,直接指挥当地610、国安、公安、社区特务迫害法轮功学员。每到一处,那里的法轮功学员就被绑架、加重迫害或办洗脑班精神摧残,那里的民众就被毒害。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与周永康亮相“辟谣”的同时,曾被周永康列为最高封锁级别的敏感词“活摘器官”相关词在百度上一度解禁,百度网站上有大量揭露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暴行的文章。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惨剧就发生在被政法委系统管理下的中国各大省市劳教所,前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就直接参与此事。在沈阳陆军总院参与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被曝光后,周永康曾到沈阳亲自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

为了迫害能够持续下去,江氏、周永康集团耗资巨大相当于国民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的国力用于迫害。据国家计委一位官员透露,为迫害法轮功,江把中共财力都整垮了,很多官员趁机挪用公款,甚至为维持一些海外学者、媒体在镇压法轮功上能配合中共,国家也因此耗费了巨资。他说:“若对法轮功镇压政策不变,谁做最高领导人都不可能有作为,因为要维持这场镇压,耗费的人力、财力太大,官员、老百姓等,都在钻这个政策的空子,从中捞好处,国家法制给破坏了,财力耗空了。”

周永康使政法委势力迅猛膨胀。中共每年“维稳”超过7000亿人民币,增速和预算都超过军队。这些钱都是政法委掌管下的公安、武警等所花掉的。难怪有评论说:政法委的势力都要超过军队了。

正是因为周永康掌管的政法委势力膨胀,他才敢于与薄熙来“谋反”,阴谋扶植薄熙来在中共十八大上升任中共政治局常委,并接管政法委,然后伺机搞掉习近平,夺取中共总书记之位。

周永康目前患膀胱癌,海内外“拿下周永康”,“康师傅下架”已成为民众普遍的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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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罗干借助政法委开始迫害法轮功,刘京不遗余力推动政法委迫害法轮功,周永康因维持迫害而使政法委急剧膨胀之时,也是中国社会法制全面倒退、道德全面败坏之时,也是中国犯罪率飙升之时。也就是中共政法委祸乱中华、危害人类最严重之时。

“天要让其亡,必先令其狂。”政法委权倾朝野,周永康与薄熙来联手谋反,介入中共内斗,注定了政法委要因其罪恶而被清算,政法委也正在从内部解体中共。

六、政法委对中国社会道德的破坏

二零零零年十月三十日晨,重庆云阳三星沱江面,数名因“长运一号”翻覆的落水者在冰冷的江水中挣扎、呼救。几条小机驳船闻讯而来,但他们对呼救中的人们视而不见,却对浮在水面的货物“情有独钟”。几个船主还取笑道,你们就好好在船底休息吧(《重庆晚报》)。

十年之后,中国号称超过日本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二零一一年十月十三日,广东佛山南海区黄岐镇广佛五金城。一家商店的监控视频显示了一段惨烈的画面:年仅两岁的女童小悦悦走在巷子里,被一辆面包车两次碾压,倒在血泊里,一个、两个、三个路人从她身边走过,但没有人过来拉她一把。几分钟后,一辆货车驶来,再次从她小小的身体上碾过。随后,又先后有十五位路人经过,但都视而不见,漠然而去。直至七分钟后小悦悦才被一位拾荒老人救起抱到路边,后经医院抢救无效而死亡。

十年前,二十年前,面对道德的下滑,中共给了人们一个托辞,就是经济搞上去了,道德自然就会好起来。但是,从上面的两个相差十年的例子可以看出,道德并没有因为中共以资源环境和廉价劳工为代价的所谓高速经济增长而好起来。相反,变得更加没有人性了。

小悦悦事件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广泛报道,惊呼:“中国失去了灵魂吗?(Has China Lost Soul?)”如果说人们面对歹徒还有所顾忌的话,在上面提到的案例中,根本就没有任何危险的情况下仍然见死不救,表明这个社会已经突破了道德的底线。

这一切的发生,与政法委有莫大的关系。共产党造就了江泽民,江泽民反过来利用共产党,把中国社会拖入了道德深渊。 江泽民祭起无神论的大棒,打击人们对神的信仰,扼杀民间自发的道德觉醒。江泽民迫害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让人们仇视“真善忍”,这是造成中国社会道德下滑的最根本原因。而政法委又不讲法律,用司法系统作工具迫害做好事的人,在中国社会,行恶有赏,为善有罚,是非完全颠倒。政法委把本来就脆弱的法制建设消灭在了萌芽状态,造成司法大倒退。

而政法委的头目又都是江系中的邪恶之徒,上梁不正下梁歪,土匪当公安,黑老大上公堂。一方面没有了来自神的和心灵上的约束,另一方面没有了来自完善的法律约束,这个社会的道德还怎么能够维护呢?

利用权力破坏道德

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出现礼崩乐坏的普遍现象,其根源必在社会的上层或社会的统治者,因为他们是礼乐的制定者和维护者。当制定者维护者的上层率先破坏或废弃“礼乐”,那这种“礼乐”的坍塌就会似多米诺骨牌向社会的中下层蔓延,直至底层的全线崩溃。

这种由“礼崩乐坏”导致的社会道德失范和法律失序,也必然促动社会的丛林化。

小悦悦事件使中国网民一片哗然,普遍认为中国的道德水平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了,不挽救其后果不堪设想,挽救道德势在必行!应该怎样挽救道德呢?不同的人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2011年10月18日,广东省政法委、社工委、社科院等十多个部门,针对小悦悦事件,开展“谴责见死不救行为,倡导见义勇为精神”大讨论。会后,省委政法委在官方微博上发布信息,问计于民,征求救济机制、奖惩机制方面的意见与建议,意见或会成为广东省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那么,政法委能恢复道德吗?

广东佛山小悦悦刚刚离世,增城与东莞近日又发生两宗三岁幼童被辗毙的惨剧。香港《太阳报》10月26日刊发题为《可怜幼童连遭辗 幸福广东犹自夸》的评论文章指出,一出出骇人听闻的惨剧发生在号称“幸福”的广东,无异是对当局的绝妙讽刺。广东省委宣传部要求全省报纸不要曝光见死不救的新闻,只能刊登见义勇为的好人好事,一纸禁令,虽然能营造纸上的和谐,但怎能遮掩得了丑恶的社会现实?

广东“幸福”的只是那些贪官和权贵,无论是许宗衡,还是陈绍基、王华元,个个道德败坏,贪污成性。广东省委副书记陈绍基、纪委书记王华元和深圳市长许宗衡先后倒台,涉案金额个个数亿元,前广东省政法委书记陈绍基和公安部部长助理郑少东,作为警界高层却贪赃枉法,为不法商人提供保护,换取黑金收入,连如此高层的警官都腐败。有“南霸天”之称的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受贿案,前日在重庆一审宣判,法庭认定陈绍基受贿近三千万元人民币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充公个人全部财产。 官方新华社报道,法院判决书指陈绍基在一九九二年二月至二零零九年四月,利用其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其子陈子翊、情妇李泳索取及收受财物,共计二千九百五十九万五千多元。 中纪委作出通报:“道德败坏,生活糜烂。”

陈绍基曾任广东省委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党委书记,广东省第十届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全国政协委员。 陈绍基是九二年二月即刚任省公安厅厅长不久已开始贪腐,却在六年后的九八年升任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掌握全省公检法大权,将贪腐分子委以一省执法大权,等同派只硕鼠看管粮仓。

陈绍基是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主要责任人。陈绍基长年担任广东省政法委书记、广东省公安厅厅长职务,曾直接领导广东省“六一零”办公室(江泽民为迫害法轮功成立的非法组织,凌驾于公、检、法之上),命令或监督、操控、协助和教唆公安人员加强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洗脑迫害和打击,对中共在广东省迫害法轮功的罪行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当道德败坏之徒可以依靠政法委权力迫害道德高尚的好人时,整个社会的道德又会走向何方呢?

利用司法打击道德

政法委不止是漠视见死不救,对道德不作为,而且运用法律打击见义勇为者,用司法系统直接打击道德。

2006年11月20日,南京市民彭宇陪同一名在路上跌到的徐寿兰老太太前往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表明徐寿兰股骨骨折,需进行人造股骨头置换手术。徐寿兰随即向彭宇索赔医疗费,彭宇自称是乐于助人,怎么反倒被指成是肇事者,拒绝了老人的要求。后在各种调解失败后,于2007年1月4日在鼓楼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

据彭宇本人称,当时其在公共汽车站发现一名老太太跌倒,马上跑过去将其扶起并送其去医院检查。 据徐寿兰称,“我当时亲眼看到他撞到我的!”并表示,“我们老两口都有退休金和医保,儿子在公安局工作,不是说承担不起医药费,只是要讨回一个公道。” 据目击证人陈二春先生称,老太太手里拎着保温瓶,向第三辆公交车跑去。她跑到第二辆车的车尾时,不知为什么就跌倒了。这时,他看到从第二辆车后门下车的彭宇走了几步,上前帮忙,然后自己也上前帮忙,并打电话叫老人的儿女过来,整个过程大约半个小时。徐老太神志清醒,还借了电话给她儿子和侄女打了电话,徐寿兰对他和彭宇连连感谢,还说“不会连累你们的”。但在第三次庭审上,陈二春先生的话被徐寿兰坚决否定。

2007年9月5日,南京市鼓楼区法院主审法官王浩对彭宇案做出了一审判决,称“彭宇自认,其是第一个下车的人,从常理分析,他与老太太相撞的可能性比较大”,并判断“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老太太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说明事实经过并让老太太的家人将她送到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作此等选择,他的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判彭宇在此判决生效的10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人民币45876元。

事件最大的争议来自于一审法院的判定书,其判定大量的使用“常理”并不符合社会认识。一审判决书所用常理:“如果被告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如果被告是做好事,根据社会情理,在原告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被告未作此等选择,其行为显然与情理相悖”。

由于法官所用之“常理”具有法律效力,将强制性的修正社会原来的常理认知。相关政府法律部门,也没有公开宣传一审“常理”不符合审理规则,表明杜绝此类“常理”。 彭宇案使社会认知到,做好事可能遭遇被一审“常理”甚至被二审终审“常理”的巨大威胁。 自此,一审法官所用之“常理”在逐步成为新的社会规范,社会道德风气剧烈滑坡。

为彭宇作证的陈先生在得知结果后激动地说“朋友们,以后还有谁敢做好事?”果然,彭宇案发生后,全国一系列事件连续发生,路人目击了人倒地后,大家除了打120和110之外,没人敢碰一下倒地者。

2012年1月16日,《了望》新闻周刊发表文章《彭宇承认与老太碰撞 “彭宇案”不该被误读》。南京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接受《了望》新闻周刊专访时指出,舆论和公众认知的“彭宇案”并非事实真相。事实真相是:徐寿兰(徐老太)经过一辆公交车后门时,彭宇正从这辆车后门第一个下车,双方在不经意间发生相撞。

政法委书记刘志伟是在提供真相吗?当然不是,他的真实意图是:“ 由于多重因素被误读和放大的这起普通民事案件,不应成为社会“道德滑坡”的“标志性事件”。只不过是用谎言掩盖政法委导致的道德滑坡而已。

除了党有组织的干预,政府、人大、政协和官员个人对司法的干预现象更是泛滥成灾。大陆的政府、人大、政协都设有专管司法的副市长、副主任、副主席,这些人都有权对法院审判指手画脚,打个电话、批个条子都能让法院院长立马到他的衙门来汇报。这些对法律一窍不通的领导们的任何“指示”都会使法院审判“翻云覆雨”。所以,在中国大陆,出现一种奇特的现象,人们摊上官司,首先想到的不是找律师,而是找关系,法官们哀叹:案件一进法院门,原告被告都找人,律师法官靠边站,院长也得等等看。

即使法院院长也不敢轻易拍板,原因是谁也不敢说当事人会最终找来哪路神仙。要想长久保住自己的院长宝座,他就只能把案子压一压,“等等看”。

在这种情况下,案子超审限{法律规定的审理期限}、被告人被超期羁押,变成了大陆司法司空见惯的现象和无法克服的顽症。 破坏司法独立的最大的后果是法院判决公正性的丧失。据最保守的估计,大陆法院民事、行政案件的80%,刑事案件的50%都会遭到当事人上诉, 二审法院案件堆积如山。虽然有改判的指标限制(多么荒唐),改判率也高达30%。 有一位二审法官说,如果严格的按照法律的实体和程序要求,恐怕90%的案件都要改判或发回重审!

这种司法不公正造就的社会不公,加剧了道德滑坡的速度,中国有句古话“不患寡而患不均”,古今一理。均是利益、机会、制度的均。没有均,稳定是空中楼阁。

当今不公正的制度表现在社会的诸多方面,特别是在富人与穷人,城市与农村,沿海与内地,大城市与小城市,官员与老百姓之间的巨大差异上。而这一切,往往是制度和司法的不公平造成的!

政法委用法律杜绝了中国人见义勇为,逼着人们见死不救。而这还不是最严重的,政法委鼓励的是谋财害命,花钱买命!

近年来媒体(包括中共地方小报)多次报导,中国劳教所很多被中共处死的死囚犯不是真正死囚犯本人而是替身,目前被处死囚犯中有相当数量的替身。这种情况在中国各省市劳教所中是公开秘密。中国各省市黑道和白道的人大多都知道此事。

一位被中国劳教所关押约五年的劳教者透露,在中国花大概10万到30万元人民币就可收买劳教所警察,找其他犯人替死。他说,那些替死的人大多是从社会上抓来的社会最底层的农民和民工,其中相当部份是被非法拘留的法轮功学员。

他说,打死法轮功学员上头不追究,致使很多罪恶从中产生,现在中国各劳教所中最容易被当作替死者就是法轮功学员。事实上,12年来,江泽民、罗干和周永康通过中央镇压法轮功的秘密组织610机构给全国各地主管公安局的政法委系统下令:打死法轮功学员不追究。这是中共江泽民镇压法轮功政策和政法委作为执法机构带头破坏法律,加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在贩卖器官巨大利益利诱下,发生了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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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正如李和平律师所说:“法轮功的苦难不仅仅是法轮功学员自己的苦难,也是中国人的苦难”。近几年来,政法委把针对法轮功的迫害模式延伸到社会其它方面,如对异见人士、信仰团体、维权律师和上访百姓任意抓捕、监控、抄家、没收财产等。警方控制下的“躲猫死”、“睡觉死”、“喝开水死”等非正常死亡也蔓延全国。这些事实都告诉人们,“以党代法”的政法委就是肆意践踏法律的罪魁祸首,只要它存在一天,“依法治国”永远是一句空话。

政法委的存在,对中国社会和道德的破坏是灾难性的,政法委的滔天罪恶注定了它将被历史清算,让政法委从中国消失,造福的是每一个中国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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