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麦塔斯: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二)

作者﹕大卫‧麦塔斯

【大纪元2011年11月28日讯】一项2007年5月1日开始生效的法律中规定,只有登记有案的医院才能进行移植手术。该条例为医疗院所设立了登记系统。我们看到的2008年和2009年的数据,应该来自这些登记有案的医疗院所,这也是为什么两张幻灯片中,2008年和2009年的资料都是精确的数字。从2009年起,未符合规范的医疗院所提出的估计数目就不需要了。

第5个发展是有关死刑程序的变更。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在2011年1月表示,最高人民法院未来非法取得的证据的死刑案将遭到推翻。法官说此举是为了减少死刑,并迫使地方法院更彻底地调查证据。

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1年2月修订刑法,将死刑犯人数从68降至55人。另一项变更是,今后审判时已满75岁的人将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杀人者除外。这项刑法修正案于5月1日起生效。

最高人民法院(SPC)在2011年5月发布的年度报告中写道,死刑应只适用于“极少数严重犯罪的罪犯”。中国法院对于不是必须立即行刑的死刑犯,均依法宣告缓执行二年;死刑的缓刑期应以法定范围最长年限来判处。

中国死刑犯人数减少的情形是延续先前的趋势。之前,最重大的发展是2007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规定,所有死刑案件必须经过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光是这项变革估计将被判死刑的人数减少了30%到40%。

理论上从人权的观点来看,死刑犯减少是个好消息。但如果死刑犯减少,导致更多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杀害,那么这个消息就不再是好消息了。当死刑犯数量减少和活体器官移植捐赠案例增加同时发生时,活体器官捐赠移植的案例增加的数目,远不及死刑犯估计减少的数量。

第6个发展是《血腥的活摘器官》出版后,出现了伊森‧葛特曼和贾亚‧吉布森的研究报告。他们的研究发布于2010年6月,其中揭露中共当局虐杀无辜牟取器官的对象,已从法轮功学员延伸至藏人、东方闪电派基督徒和维吾尔人。他们在访谈了逃出看守所而后逃出中国的各受害族群生还者后,获得到这个讯息。那些受访者告诉他们,在关押期间被做过血液检验和器官检查,类似于法轮功学员所经历的情形。

这个现象意指,我们不能将移植数量和死刑犯人数之间的差异,只解释成法轮功学员遭活摘器官杀害的人数。部分移植器官的来源是其他的受害族群。

第7个发展是,美国医学会期刊(JAMA)在2011年7月刊登了一篇题为〈中国器官移植的规范:艰难探索和缓慢进展〉的评论,可谓是中共当局关于中国器官移植的文宣;该文的作者是中共人民解放军第309医院的石炳毅和陈立平。这篇文章有违医学伦理。

世界移植医学学会伦理委员会在对中国器官移植计划的政策声明中指出,“发表的研究中所用的病患资料或受体的样本,若取自从死刑犯是不可被接受的。”《肝移植学术期刊》的编辑和副编辑群写道,他们“已做出决定,投稿本期刊有关临床肝移植手术结果的论文原文,应明确声明该研究不以死刑犯和接受付费的器官捐赠者作为器官供体。”上述评论的发表,已违反这些专业规范的精神。

更有甚者,该评论作者之一石炳毅,过去就活摘器官一事曾有依照中共当局指示而发言的记录,即便因此与他自己先前的言论产生抵触。石医生在2006年3月《健康报》上刊登的一篇报导中表示,到2005年为止大约共有9万例移植手术。该报导部分翻译如下:

石教授说过去10年内,中国境内器官移植成长迅速,不同种类移植手术施行范围很广,包括肾、肝、心、胰、肺、骨髓和眼角膜等。截至2005年总共有约九万件移植案例,2005年就进行了近万例肾移植、近4000例肝移植。

大卫乔高和我在《血腥的活摘器官》中,引述了这个总数和这篇报导。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员曼弗雷德.诺瓦克部分根据我们的报告和那篇石炳毅的报导,曾要求中共当局解释,器官移植案例数与已知的供体数目之间的落差问题。中国政府在2007年3月19日以信件回覆诺瓦克。诺瓦克教授将该回函刊登于2008年2月19日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报告中。回函中提到:“石炳毅教授明白澄清他从未发表此项言论或提供这类数据,所有这些宣称和相关数据纯属虚构。”

石炳毅后来在香港凤凰卫视制作的记录片中接受访问。影片中石炳毅对着镜头说出中共当局答覆诺瓦克时所用的说辞,表示根本没有说过我们所引用的他给《健康报》的数据。他身穿军服,也许提醒我们不该把他说的话当真,他只不过是听命行事。他在影片中说:“我没有发表过那种言论,因为我对这些数据不了解,我从未针对这个主题详细调查哪一年有多少移植手术案例。所以我拿不出任何数据。因此我不可能说过那些话。”

然而,当初《健康报》网上真正的那篇报导,到2008年6月还保留在原来的中文网站上,不过在那之后就被撤掉了。在石炳毅否认曾经说过该数据的当时,这则讯息的原始来源还在中国境内可透过网路取得。

因此我们面对美国医学期刊上的这篇评论,必须抱着反感且保持怀疑。不过评论里确实有些资料与其他资料相符。

这篇评论指出,(心死后)器官捐赠系统成立并在11个城市成立之后,“超过200位民众”自愿捐赠器官,但“只有63人在2011年5月底前得以捐出器官”。还不论其他内容,就说作者提及只有63位“得以”在某个特定期间内死亡,这难道不是很怪异的叙述方式吗?我认为只有彻头彻尾的中国共产党员,才会把活下来说成是一种无能。不过,该评论确实证实,移植器官源自器官捐赠系统的数量很少、无足轻重这一点。

证实这点对我们的论证有何影响?我们41,500这个数字是从比较法轮功遭到镇压前后的情况,器官移植案例数的变化得出的。最可信赖的死刑统计资料来自大赦国际。尽管大赦国际的资料因为只根据媒体报导来统计,几乎一定是低估的数字,我们认为这些数据即使不是确切的年度总数,还是能准确呈现出多年来的趋势。根据大赦国际的统计,多年来年平均死刑处决人数,在镇压法轮功前后仍保持稳定。这样一来法轮功镇压开始前后器官移植案例数的变化,便可以合理归因于法轮功学员被当作移植器官来源。

另一个李姓(音译)研究员采用的方法,是以死刑犯处决人数的最大估计值为准,进行后续的推论。他所指的最大估计值是2004年发布的1万件移植案例。2004年这个中国每年有1万例的说法是来自于中共全国人大会重庆人大代表陈中林,他和其他人士力促最高人民法院应覆核所有死刑案件,这项变革最后于2007年完成。

陈中林明确指出他估计的人数不是官方数据,是根据列表推算而来。换句话说,他以高估计值来支持他所倡议的改革。无论如何,就算我们姑且相信陈中林的估计数,他倡议的死刑覆核制度时处决人数已降至7000人,死刑犯处决的人数至少减少30%。(未完待续)

(译者朱鼎诗、吴育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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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麦塔斯(DavidMatas)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Manitoba)温尼伯(Winnipeg)的知名的国际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HARVEST)的作者之一,该书的中文版由博大国际文化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28/n3442546.htm

大卫‧麦塔斯:中国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一)


《血腥的活摘器官》封面(博大出版社提供)

作者﹕大卫‧麦塔斯

【大纪元2011年11月25日讯】(下文为针对2011年9月4日于苏格兰格拉斯哥市举行的欧洲器官移植大会摘要展览,及9月5日大会论坛所备的发言稿。)

我想回到数字的问题上。现今到底有多少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移植供体被杀害?

大卫‧乔高和我在2006年7月首次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内容随后在2007年1月更新,报告中总结2000至2005年6年内,中国进行了41,500件移植手术,对器官供体来的唯一解释是来自于法轮功学员。2009年11月,在我们出版的《血腥的活摘器官——为牟取器官而杀害法轮功学员》书中总结出,自我们发表调查报告以来,将法轮功学员作为器官供体来源的案例增多,情况变本加厉。

在我尝试回答我所提出的问题之前,我应该先提供一些背景。中国政府承认,在中国境内进行器官移植时所用的器官,绝大多数来自中国囚犯。中共当局指称,这些作为器官移植供体的囚犯,都是获判死刑并遭处决的罪犯,并且在行刑前同意捐赠器官作为移植之用。

2005年7月,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指出,器官移植手术所需的器官高达95%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2006年11月中旬,他在中国南部广州市参加一场外科医生会议时表示,“除少量交通事故死亡者之外,大部份来自于被处决的死刑犯。”2008年10月,他说:“在中国,器官移植手术使用的器官,超过90%取自死刑犯。”2010年3月,他则声称:“从已死的捐赠者上移植的器官,有90%以上来自被处决的死刑犯。”

由上述可见,黄洁夫所指的有时是已死的捐赠者为供体来源,有时是指所有器官移植的供体来源。问题是究竟有多少活的供体,又有多少死刑犯遭到处决?要回答第2个问题—死刑犯遭到处决的人数有多少—并非容易的事,因为主政的中共当局将资料视为国家机密。我们只能从外部来估算。我和乔高在报告和书中提出的结论是,大部分移植的供体来自法轮功学员,他们没有同意捐赠器官、没有被判处死刑,但因为被牟取器官而在器官移植手术中遭到杀害。

法轮功是以精神修炼为基础的一套功法,1999年中共当局妒嫉法轮功广受欢迎,唯恐法轮功以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为本的精神修炼,会危及西来的共产主义在意识型态上的优越,因而开始禁止法轮功,法轮功遭禁止后,学员被逮捕者达数十万人。凡自动放弃或在遭到酷刑后而放弃修炼者可获得释放。

拒绝放弃信仰者,便在那些中共当局隐晦指称的劳教所中失踪。这些劳教所是强制关押奴工的劳改营,也是提供大量器官移植用的活体供应库。劳改研究基金会2008年估计,当年关押在劳教所的人数约在50万到200万之间。

41,500这个数字是乔高和我从镇压法轮功开始的前后,就器官移植案件量和遭处决的死刑犯人数所推估出的。开始镇压法轮功后,器官移植案件量陡升,但被处决的死刑犯人数维持稳定不变。因此我们认为器官移植供体的来源,从死刑犯转到法轮功学员身上。在我们第2版的调查报告发表后、我们的书出版前,被处决的死刑犯减少,而器官移植案件数刚开始略微下降后,竟又回到原来的水准。所以我们的结论出,法轮功学员成为器官移植供体的数量增多。

2009年11月《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出版至今,发生了什么事,使我们回头再检视这些数据?尽管这期间的发展情况不见得能提供什么新的讯息。

第1件事是,大赦国际组织停止发表世界各地关于死刑的统计数字。大赦国际过去一直持续提供死刑的纪录资料,并列出个案。最后的记录在2002年发表,记录了2000年全球各国执行死刑的案件。2002年之后,大赦国际仍发布每年各国估计被判死刑而后处决的总人数,但只做到2008年,最后这1年中国被判死刑并处决的人数估计有1,718人,我们在书中也公布了这项数据。2009年或2010年的统计数字则付之阙如。大赦国际对于为何不再记录各国死刑案例及统计处决人数,没有提出任何说明。

我对于失去这方面讯息感到遗憾:大赦国际的死刑案例记录和处决人数统计,是根据媒体的报导而来。虽然不是每件处决案都被公开报导,也因此死刑案例记录和处决人数统计所得的数字,比实际行刑的总数要少,但这些数据有助于指出整体的趋势和特色。例如,从大赦国际汇整的记录和统计数字,可依不同罪行、地区和性别而有不同分项细目和数字。大赦国际应该重新恢复记录各国每年的死刑案例及处决人数的报告。
当初撰写《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时,我们还能从设在香港的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取得关于移植案件数量的有用资讯。第2个发展是,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目前已关闭公众在其网站上查阅统计总数的权限,该等资讯只对得到该网站发给登入名称和密码的人公开。

不过有些资讯一般民众仍可取得,包括通报给该系统关于实施器官移植手术的医院名称及地点。这份名单显示,军医院和平民医院都向该系统通报。该系统列有35所国立医院,其中9家是国立军医院,以及45家省立医院,包括11家省立军医院。

2010年8月,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副主任王海波参加在温哥华举行的国际移植大会时,与我在同一个场次发表论文。我问他为什么注册系统网站要关闭一般民众查阅资料的权限,是否可以重新开放。他答覆关闭一般民众查阅的权限,是因为民众对资料的解读有误。现在任何人若想查阅,注册系统必须先知道他对这些资料有何用途,且某个程度要确定资料不会被误解。

中共当局的卫生系统负责管理4个移植注册系统,分别为肝脏、肾脏、心脏和肺脏移植注册系统。其他3个注册系统都设在中国大陆,肾脏和心脏注册系统在北京,肺脏在无锡。其他3个注册系统网站的资料,也只对得到系统发给登入名称和密码的人开放查阅权限。

中共当局自英国手中接收香港时,香港是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回归中国。然而,谈到开放民众自由查阅移植手术统计总数的资料,两地如今却实施同一制度。

《世界卫生组织人体细胞、组织和器官移植指导原则》的第11项为确保捐献人和受体得到匿名保护,要求移植器官来源必须透明公开,可检验。让一般民众无法查阅先前可查阅的统计数据,直接违反了这项原则。4个移植注册系统的统计数据应该公开,让民众不需申请登入名称和密码即可自由查阅。

尽管《血腥的活摘器官》出版后这些事情的发展,不足以构成我们重新审视书中数据方面结论的理由,但值得我们对这些发展表示意见。要在光天化日之下杀害无辜比较困难。刻意掩盖资料造成重重黑幕,则较容易遂行器官移植的罪行。我们之所以认定法轮功学员遭杀害且被牟取器官的其中一个原因是,防范这类恶行发生应有的机制都不存在。这个结论如今甚至比我们书出版当时更接近实情,因为那时从中国肝移植注册系统取得的公开资料,还能显示出罪行严重程度的资料,如今已不可得。

第3个发展是《血腥的活摘器官》出版后,中国成立了一个器官捐赠系统。中国卫生部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督下在2010年3月在11个省和市成立了器官捐赠系统。该捐赠系统仅接受心脏死亡后的供体器官,而不考虑活供体或脑死供体所捐出的器官。

1年后2011年3月,《今日北京》英文周报报导:“江苏省省会南京市〔11个点之一〕没有任何人自愿捐赠器官。”南京市红十字会会员刘文华,是南京市政府派驻在5家医院的12位器官捐赠顾问之一,他表示,“过去20年来,南京市只有3个人捐赠器官。”该报导:“在其他地区也不见成效。截至上星期四为止,全国只有37人注册登记捐赠器官。”我们无从得知这37人中有多少在那1年中因死亡而确实捐赠其器官。

如果真有这些器官捐赠案例,但在统计上也没有意义,无法改变我们的结论。然而,推广器官捐赠的成效不彰这件事,值得我们注意。这项失败正好显示出,中共当局并没有认真去扭转民众源自文化价值观中对器官捐赠的反感。对中共当局而言,将移植器官来源从囚犯改成自愿捐赠者,并非当务之急。

第4个发展是,我们从中共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2010年3月参加马德里世界器官捐赠与移植大会发表的演说中,瞥见了中国统计数据的概况。会议上他选择性的将4个移植注册系统中不对外公开的资料释出。他提到的历史资料与过去已知的部分相符。新的讯息则将资料更新至他演讲当时,也就是我们的书出版仅仅几个月之后。

然而,他的演讲因为内容前后不一致,不全然可信。黄洁夫在讲解幻灯片时,有1张列出过去10年来中国境内实施肾移植和肝移植的案件总数。他接着讲第2张,上面列有2003年到2009年活体与死亡供体肾移植的数据。第2张幻灯片上有活体捐赠和死亡(无心跳,NHBD)供体的总数。所以两张幻灯片都有2003年至2009年肾移植总数。这两张幻灯片列出的讯息却不一致。

第1张幻灯片上2009年的肾移植数量为6,458件,第2张却变成6,485件。这应该是数字误植。但因为我们无法查证原始数据,也就无从得知哪个数字才正确。

两张幻灯片2008年的肾移植数量都是6,274件。这项讯息很有帮助,因为这表示出我们所看的不是两种不同类型的资料。

2007年第1张幻灯片上的肾移植数量是7,700件,第2张则是3,974件。两者差距很大,但没有任何说明。

2006年两张幻灯片的数据还是相差很多,第1张写着8,000件,第2张写3,021件。2005年情况也类似,第1张幻灯片上写8,500件,第2张则是3,441件。2004年第1张幻灯片的数字居然高达1万件,第2张却只有3,461件。2003年第1张幻灯片的数据是5,500件,第2张则是3,171件。

因为第1张幻灯片上2007年和之前的数据都是整数,而第2张幻灯片上2007年和之前的数据都是精确的数字,似乎第2张幻灯片上早先几年的数据不是总数,而是细目。第1张幻灯片看来列的是估计数字。第2张幻灯片似乎列的是肾移植通报案例的小计,这提供了建构第2张图表所需的差异性讯息。

黄洁夫的第2张图表区别出活体和死亡供体肾移植案件。关于提供的肾移植讯息并未区别活体捐赠和死亡供体来源,因此无法用于建构这张图表。因此,这类讯息推估为被搁置一旁。

提醒各位,黄洁夫对这点只字不提。他轻率地提出互相矛盾的讯息却不加以解释,并隐瞒一般大众他制成图表所根据的数据组(thedatasets)的内容。

如果这个分析正确,那么第1张图表总计数字较大,是比较好的数据。总计数字越大,越需要解释移植器官的来源为何。2004年移植案例所需的1万颗肾和2,265个肝到底从哪里来?绝不是来自活体器官捐赠者。

黄洁夫提出的另1张图表对比了活体捐赠和死亡供体肝移植的案件量。该图表显示,从2007年起有重要的活体捐赠来源。2007年来自活体捐赠的肝移植案例占23.5%,2008年19.1%,2009年13.6%。但2004年活体捐赠只占器官捐赠总数的0.4%。

黄洁夫没有活体捐赠和死亡供体肾移植的对照数。我怀疑是因为数字并不好看。近年来肾移植手术的数量是肝移植的3倍,甚至更多。最可能的假设是肾移植活体器官捐赠者就像肝移植活体器官捐赠者一样,无论哪一年都是固定的数目。那意思是就百分比来看,肾移植活体器官捐赠者的比例是肝移植活体器官捐赠者的三分之一或更少。

根据黄洁夫所言,活体器官捐赠是捐给“有亲属关系或家族内的亲人”。以中国拙劣的器官捐赠系统来看,这点不令人意外。说服亲属捐器官给需要器官移植的家庭成员,是抗衡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对捐赠器官感到反感的一种技巧,这种技巧在中国似乎收到明显的成效。这显示有关当局如果确实推行其他方法或技巧,也会收效。

黄洁夫在演讲中谈到器官移植刚开始时毫无规范。他不是真的这么说,但他给人留下的整体印象是,当时任何一家医院只要愿意就可以进入器官移植这个领域,想为谁做器官移植就为谁做,并从任何他们可得的来源取得器官。很明显这种系统不会拿出可靠的统计资料,任何关于数量的讯息都只是推估罢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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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朱鼎诗、吴育璘)

大卫麦塔斯(DavidMatas)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Manitoba)温尼伯(Winnipeg)的知名的国际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HARVEST)的作者之一,该书的中文版由博大国际文化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25/n3440424.htm

麦塔斯向西澳医学界揭露活摘器官黑幕


麦塔斯先生在圣约翰上帝医院演讲。(摄影: 林文责 / 大纪元)

【大纪元2011年11月26日讯】(大纪元记者李晓宇澳洲珀斯报导)11月22日,获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加拿大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应邀到访西澳,在位于Subiaco的圣约翰上帝医院(St John of God Hospital)发表演讲介绍他本人和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近几年来对发生在中国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调查,并举行了他们已经出版成书的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的新书发布会。大约有40多名医生和40多位来自各行业的专业人士分别到场听他演讲。

演讲会由前澳洲医疗协会(Australian Medical Association,AMA)联邦主席卡波林郭(Rosanna Capolingua)博士和澳洲医疗协会联邦副主席、澳纽重症监护协会器官和组织捐赠委员会(ANZICS Committee on Organ and Tissue Donation)主席道博(Geoffrey Dobb)教授主持,同时得到圣约翰上帝医院和西澳一家知名医药公司的赞助。


麦塔斯先生在圣约翰上帝医院签名售书。(摄影: 林文责 / 大纪元)

演讲会之前,麦塔斯先生先后接受了西澳收听率最高的6PR电台、RTR FM电台和澳洲广播电台(ABC)的访谈节目的采访。其中6PR电台在上午11点和下午4点半的黄金时段分别做了10分钟和半个小时的专访。在节目中他告诉西澳的听众,在中国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已经发生了,并且仍在进行着。麦塔斯和乔高不是法轮功学员,但自2006年接受追查国际关于调查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指控以来,俩人的这项调查一直在持续进行,也一直有新的证据出现。

两名法轮功学员林先生和赵先生在演讲会上讲述了他们在中国劳教所中所经历的酷刑折磨,听闻他们亲身遭遇的种种虐待,现场多人忍不住啜泣。

布伦顿(Brendon)太太是一名护士,这是她头一次听说活摘器官的事情,这闻所未闻的罪行令她感到非常惊愕,演讲会前她就帮助将邀请函张贴到她上班的医院。她的丈夫是一位医生,很少参加公众聚会的他不仅到现场去了,在听完麦塔斯先生的演讲之后,还买了一本《血腥的活摘器官》,他表示会将这件事情告诉更多的人知道。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26/n3440773.htm

中国抗排斥药物实验和销售(三)


器官来源不明,罗氏公司不应在中国临床实验。(AFP)

☉大卫.麦塔斯

四、标准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器官移植的原则第11条规定:「……必须是透明而且可以公开审查,同时确保捐赠者和接受者个人的匿名和私隐永远被保护。」第10条原则要求器官捐赠者的可追溯性。

有些国家的移植法律允许医疗记录的内容传给当局,包括外国当局和国际组织。这是为了揭露非法器官交易或其它对移植法的严重违反。每一个国家的移植法律应该允许这种形式的披露和可追溯性。例如,瑞士的移植法赋予联邦议会有权制定可达到此效果的法规。

《美国移植期刊》在2011年版的一篇文章中说明:

「制药公司必须确保没有任何死刑犯是他们研究的器官来源。」

「必须」这个词表示制药公司要承担责任。「确保」一词表示,最重要的是结果,而不仅仅是努力。

五、反应

在2010年1月,瑞士非政府组织「博恩宣言」和瑞士绿色和平组织将一个为不负责任的公司作法所设的「2010瑞士公众视线奖」颁给了瑞士罗氏公司。全球5723人在互联网上的投票结果也使罗氏公司获得此「奖项」。该奖项授予在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研究却不知器官来源的公司。

大赦国际在2010年8月发出呼吁,表示:「公司应该注意尽义务,以确保他们不直接或间接涉入取用来自死刑犯的器官。」并呼吁制药公司应集体「声明承诺尊重人权;谴责将死刑犯作为器官来源;承诺善尽尊重人权的注意义务,包括其整个价值链,使其成为了解、预防并指出对人权的不利影响,以确保他们不直接或间接协助、鼓励或支援从死刑犯获取器官来源。」

于2010年8月,诺华制药公司表示暂停其在中国的临床免疫抑制药物实验。该公司发言人杉本哲宣佈,诺华支持大赦国际所发表的公开声明,并将与利害关系人一起配合后续。

「反强迫器官摘取医生组织」(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DAFOH)于2010年8月提出一项声明:
「……为了在尊重伦理下进行发展研究,企业应避免因缺乏透明的器官捐赠体系致使器官来源不明的移植临床实验,或者是该移植之器官取得涉及高道德风险。」

DAFOH认为:「……约60-90%使用的器官来自死刑犯,据我们了解,可能包括从未经同意而仍然活着的法轮功学员身上强行摘取器官。极有可能,这些器官移植是用于在中国进行的移植药物的临床实验,其所获取器官的途径为所有主要医学组织的伦理标准所禁止。基于这个原因,DAFOH在对制药公司及相关研究呼吁其应避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进行移植医学的临床实验。」

荷兰银行Triodo2010年9月对罗氏公司进行撤资,并说明:「最近的争论表明,罗氏公司在中国的器官移植的临床实验不符合Triodos的选拔标准……在今年1月,罗氏公司获得公众的视线奖是由『伯尔尼宣言』和『绿色和平组织』发起的……当然,我们决定对此案进行调查……罗氏公司获奖,缘于其在中国做抗排斥药的临床实验;中国器官移植的很大一部份来自被处决囚犯;而罗氏不查明其在中国做的实验的器官来源,因此其所处的地位是值得质疑的。

「罗氏公司在回应我们的调查中称,应该由处理试验的中心对器官的来源负责,它在任何国家都没有权利了解移植器官的来源。高达90%的移植器官在中国来自死刑犯……据说囚犯同意捐赠器官,但在被囚禁状态下不能被认为该同意是基于自由意志。……经过与非政府组织大赦国际和荷兰的制药工业看门单位Wemos都指向同一个方向,罗氏公司未对其在中国的实验负起全责,我们最后的评估结论是:罗氏在中国的临床实验的方法是不能被接受的。该公司的规模和影响力,使其有能力对移植器官的来源进行更清晰的定位。由于该公司不再符合我们的人权的最低标准,它已经被排除在Triodos可持续投资名单之外,也将在短期内从所有Triodos的投资中剔除。」

荷兰的ASN银行也予以仿效。根据2011年3月在互联网上发佈的资讯,他们也因为罗氏在中国的移植临床实验问题而对罗氏公司撤资。

国际临床医药研究公司的首席医疗研究部主任Eric J. 戈德堡博士,曾接到中国临床研究实验的邀请。他拒绝了这一请求,并说服他的僱主找到另一个国家进行研究。他曾试图劝说其它制药公司也这样做。

六、补救措施

向中国出售抗排斥药物和在中国的抗排斥药物的临床实验都存在问题。抗排斥药物的销售,有利于非法移植产业。这些临床实验将用于接受不当器官来源的病人身上。

制药公司不应该在中国参与此类临床实验,除非它们能够证明是从适当的来源收取器官来源的。医生不应该参与在中国的此类临床实验,除非他们可以确保移植给此类临床实验病人的器官来自于适当来源。主管机关也不应批准以中国此类临床实验为基础的药物产品。

抗排斥药物的销售是一个更敏感细緻的议题。这些药物销售是给一些已经从不当器官来源做了移植的病人使用,这些药物应该提供给没有服用就将失去生命的病人。杀害从不当器官来源作移植的病人并非不当器官来源的解决之道。但抗排斥药不应该唾手可得以致于诱使不当器官来源的移植。补救措施之一是区分过去的移植和未来移植。制药公司宣佈,他们将出售给现有的病人,而不再出售给今后的病人。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实施这样的政策。如果捐助者和病人之间是可追踪或追溯的,执行就相形容易。然而,中国的移植系统并不透明,这使得追踪及追溯很难进行。

一个较简单的做法是:区别过去和未来之间的移植,将移植量限制在一定的水准,以满足现有病人的需求。此种限制会导致药物使用的下滑,因为过世的病人将不再需要这些药物。这种限制可防止药物的滥用,并有利于打击那些榜上有名的制药公司。

我们不应该对道德的损坏视而不见。因为高比例的器官来源于囚犯,至少很多用于药物临床实验的器官来自于囚犯。除非中国尊重世界卫生组织对器官捐赠来源进行透明化的规定、可追溯以及可审查的原则,制药公司和移植专家都不应与中国方面合作进行器官移植活动。

(译者朱鼎诗、赵桑妮)

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Manitoba)温尼伯(Winnipeg)的知名的国际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 HARVEST)的作者之一,该书的中文版由博大国际文化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

http://hk.epochtimes.com/gb/11/11/9/146429.htm

麦塔斯:中国抗排斥药物实验和销售(二)


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明慧网)

作者﹕大卫.麦塔斯

【大纪元2011年11月04日讯】II)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也被称为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我们在《血腥的活摘器官》一书中有提供调查员N和医院院长宋文利的电话录音稿/翻译。以下是谈话内容摘录:

致电者N: “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吗?”
宋主任:“啊,您说吧。”
致电者告诉宋医生,她阿姨急需器官移植,她阿姨的一个朋友已经在其它地方做了移植手术。
致电者N:她“阿姨朋友”的医生告诉她,那个肾源的供体是非常好的,因为她(器官供体)炼气功。
宋主任:哪一类型的气功?
N:法轮功,因为修炼法轮功的人身体很健康。
宋:那当然了,我们也有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还能呼吸、还有心跳的所谓供体。我们也有这种的,当然,嗯,我们可能还有一些这类的。今年为止,我们大概已经有超过十个这类的肾脏。
N:十几个这样的肾?你是说活体的?
宋:是的,是这样的。

根据医院网站上宋文利的个人资料,他目前仍在该医院工作。调查员打的手机号码是东方医院移植中心成员的手机号码。

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是中国最大的移植中心之一,2005年做了近1,000个移植手术。

中国人民解放军医院一名医生王国器(音译),于2001年6月对美国众议院国际行动和人权小组委员会的代表证实天津有执行活体摘除肝脏。该医院靠近板桥女子劳教所,那里有许多法轮功学员遭到严重虐待。

A)罗氏

罗氏补充说,2010年1月在天津有个肝实验地点,一个月后开始在那里招募实验成员。实验地点的邮政编码是300192。中国肝移植注册显示邮政编码300192是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也叫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因此,看来那两家罗氏正在做实验的医院,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他们的实验有赖于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B)安斯泰来

该公司具体指定实验地点的城市。其一是天津。42个对象的安斯泰来实验和172个对象的安斯泰来实验都在天津。

在中国肝移植注册里,天津只有一个有执照的肝移植医院:东方器官移植中心──我们有宋文利主任电话录音的医院。所以,安斯泰来在两个移植中心做的移植实验,两处都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那些器官来自法轮功学员。

iii)摘要

这四家公司都有可疑的实验地点: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第一人民医院,这是调查员打电话给戴医生的医院,都曾是安斯泰来、罗氏、诺华、惠氏/辉瑞实验地点。北京的二炮总医院是安斯泰来测试药物普乐可复的地方。天津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与宋文利主任通电话的医院,是为罗氏公司和安斯泰来的实验地点。

三、器官移植之旅

“奥马尔保健服务”是提供外国人在天津东方器官移植中心做移植的网站:

“我们奥马尔医疗服务(OHS)在此协助海外病患。想要在中国被世界知名的医师治疗、或想在中国寻求肾、肝或心脏移植帮助的病患,请浏览我们的网站以了解更多有关我们提供的服务讯息,较为个人化项目请与我们联系。作为服务业,我们直接与中国两家资格最优的移植医院合作:

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

国际心血管病医院

上面提到的医院,第一中心医院著名于肝脏和肾脏治疗/移植;国际心血管病医院著名于心脏治疗/移植。这两家拥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部许可证的医院肯定能让垂死病患重生。”

点击“中国的器官移植”,您会看到:
 
“作为一个现代医疗制度的部门,中国的医生和科学家在器官移植上已取得世界公认令人满意的成果。越来越多来自世界四面八方的垂死病患到中国寻求重生,其中大部分成功存活。没错,相对于西方国家,中国有相当丰富的器官供应(补充斜体),但是拥有这种高要求手术的优良技术无疑是他们决定离家去中国的一个重要因素。”

该网站的语言是英语和阿拉伯语。

150万的中国人需要移植。中国卫生部在中国红十字会的监督下,于2010年3月在11个省市成立器官捐赠制度。

一年后,《BeijingToday》(译注:北京青年报主办的英文周报)在2011年3月报导:“江苏省省会南京市‘上述11个省市之一’,没有任何人被选为捐赠者。”市政府派了南京红十字会成员刘文华和12名捐赠辅导员去五个医院,刘文华说:“过去的20年内,南京仅有三人捐献器官。”报导还说:“其它地区同样没有任何成功案例。截至上周四,全国只有37人登记捐赠器官。”

中国患者理应优先获得器官移植,较外国人优先处理。中国卫生部2007年6月26日宣布这项改变。然而,奥马尔保健服务网站传达的意思却与之相反。就像在中国的其它事情一样,对于器官移植之旅和停止器官移植滥用,中国政府/共产党所说的和他们所做的分歧很大。

(译者朱鼎诗、赵桑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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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麦塔斯(DavidMatas)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Manitoba)温尼伯(Winnipeg)的知名国际人权律师,“血腥的活摘器官”(BLOODYHARVEST)的作者之一,该书的中文版由博大国际文化于2011年5月出版发行。

本文网址: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4/n3420872.htm

参与大陆器官秘密交易 3名韩国人被捕


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联合发布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封面。(图片:博大出版社提供)

【大纪元2011年11月21日讯】(大纪元记者文龙韩国报导)韩国釜山警方近日逮捕了赵某(48岁)、金某(66岁)等三人,他们涉嫌将需要接受器官移植的韩国患者带往中国,通过秘密渠道施行器官移植手术。过去五年中,他们至少介绍了94人赴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

据警方调查,赵某等将需要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假冒中国人身份入住中国某家医院,接受器官移植。其中接受肝移植手术的患者,每人缴纳8,000万至15,000万韩币(约45万至84万元人民币)。

警方称,从2006年至今,该团伙至少介绍了94人赴中国接受了器官移植,其中已经确认的就有4名晚期癌症患者术后死亡。该团伙总负责人、在中国负责接头的金某(35岁)尚未抓获,案情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韩国“朝鲜日报”此前报导,中国大部份医院以非法、不道德的方法获取器官,而且手术后出现移植排斥反应或并发症的概率比韩国国内还高,但由于韩国国内极难获得相匹配的器官,近年来大量器官移植患者前往中国接受移植手术。

有调查证实,中国器官移植手术的供体来源大部份来自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而且这种活摘器官牟取暴利的行径仍在继续。前加拿大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David Kilgour)与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David Matas)经过多方调查取证,于2006年7月6日发布调查报告《血腥的活摘器官》。

该报告被翻译成18种语言,第三版于2009年10月发行英文版 (Bloody Harvest)。书中收集了52种不同的证据,证实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行为依然在中国进行着,报告的作者形容这是“这个星球上前所未有的邪恶”。

报告证实,自1999年中共镇压法轮功后,法轮功学员的重要器官,包括肾脏、肝脏、眼角膜和心脏,被盗取并高价出售,有时卖给外国人。贩卖器官成了中共医院营运的一个重要资金来源。

http://www.epochtimes.com/gb/11/11/21/n3436589.htm

联合国专家:应逮捕迫害法轮功的中共官员


诺瓦克教授日前受公益信托雷震民主人权基金的邀请来台主讲系列人权讲座。(摄影:钟元/ 大纪元)

【大纪元2011年11月21日讯】 (大纪元记者钟元台北报导)受公益信托雷震民主人权基金邀请到台湾主讲系列人权讲座的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专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Manfred Nowak),回答了台湾法轮功律师团发言人朱婉琪在其日前的讲座中公开提问关于台湾法轮功团体提告8名访台的中共官员严重迫害法轮功违反“残害人群罪”的管辖权问题,诺瓦克表示,“如果那个人来到台湾,你有足够的证据怀疑该人犯下种族灭绝罪或残害人群罪,台湾有责任立即将其逮捕。”

前联合国酷刑问题特专曼弗雷德‧诺瓦克教授是首位获准进入中国调查酷刑的联合国官员。6年前他发表赴中国实地调查报告,指出“酷刑在中国普遍存在,其中66%是法轮功学员。”

诺瓦克指出,“台湾有足够的证据或怀疑他犯了残害人群罪 ,其实有义务要马上采取行动。不过许多国家的政府有一种误会,以为这个责任只来于外来的引渡请求,这是不对的。正确作法应该是知道这个人在你国家内,你就必须把他逮捕,然后你需要作一些初步的调查,当然他有接受公平审判的权利。”

此外,针对中国人权的现况,诺瓦克指出,我们本来希望藉着奥运会的举办机会,中共能对国际展现出其在政治民主、人权议题方面的改善,不幸结果却恰恰相反,任何对中共人权的批评都遭到中共强烈反应。他个人认为针对目前中共的人权议题现况,国际的组织包括联合国等都很难与中共达成一个有建设性的成果。
(责任编辑:陈妤清)

本文网址: http://epochtimes.com/gb/11/11/21/n3436115.htm